从宇文泰诸子的小字看北魏鲜卑族名、字的汉化

2016-06-17李兆宇

西部学刊 2016年9期

摘要：宇文泰诸子名为汉名，而以鲜卑名为小字，且小字中多带有“突”字。其名、字形式的构成与北魏政局的变迁以及该政权的汉化有着深刻的联系。这一历史细节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北魏鲜卑族名、字的汉化历程。

关键词：宇文泰；鲜卑；姓名；汉化

中图分类号：K239.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宇文泰是西魏政权的建立者，其统治集团的主要成员来自汉化程度相对较低的六镇地区，但汉化在这个统治集团中也有所体现。宇文泰诸子的名就深深地打下了汉化的烙印。史载，宇文泰共有十三子，他们虽然性格迥异，命运也各不相同，但他们却有两处共同点：一是他们都有一个汉名和一个鲜卑小字，二是他们的鲜卑小字中都含有“突”字。明帝毓小名统万突，武帝邕曰弥罗突，齐炀王宪曰毗贺突，宋献公震曰弥俄突，卫刺王直曰豆罗突，赵僭王招曰豆卢突，谯孝王俭曰侯幼突，陈惑王纯曰堙智突，越野王智曰立久突，代王达曰度斤突，冀康公通曰屈率突，滕文王逌曰尔固突，只有孝闵帝字陀罗尼，这或许跟佛教中的“陀罗尼”有关系。宇文泰十三子名、字的民族属性不同，以及十二人的小字都带有“突”字的现象确实耐人寻味。而这一现象与北魏鲜卑族的汉化过程有着重要联系。本文拟通过对宇文泰诸子名、字形式形成原因的考察，揭示并分析北魏鲜卑族名、字的具体汉化过程。

一

宇文泰来自北魏的六镇，因此大部分学者认为他是鲜卑人或者来自已经鲜卑化的其他少数民族。①鲜卑是魏晋时期崛起的一个少数民族，史书记载鲜卑拓跋部其氏的来源是“黄帝以土德王，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拔，故以为姓氏。”[1]1吕思勉先生认为此种说法是：“造作先世事实以欺人”，[2]90近年罗新先生又提出新解。②然而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对早期鲜卑族人名字的了解远不如对其姓氏了解的多。早期的鲜卑历史十分飘渺，直到六十八世时才有了成皇帝名“毛”的明确的记载，自成皇帝以下的十三世拓跋部首领都只有单名一字，事迹也已不可考，传说直到圣武皇帝诘汾时通过九难八阻，在奇兽的引导下才“始居匈奴故地”，在今天的漠南一带定居下来，开始登上历史舞台。随后，鲜卑部族又经历了力微到什翼健的发展过程，逐渐从部落向早期国家转变，各种制度也在这一阶段草创，直到太祖道武帝拓跋珪时期成为了北方实力最强的少数民族国家。这一时期在与汉族的交往中，他们已经开始用自己鲜卑名音译而来的汉字作为自己的名字在正式场合使用。比如恒帝和穆帝，他们分别名为猗迤、猗卢，在与中原王朝的交往中，正式用名就是他们鲜卑名的汉译字。③

据《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载北魏创建者拓跋珪，鲜卑名涉珪，明元帝拓跋嗣，鲜卑名木末，子焘字佛里代立。文成帝名睿，字乌雷。我们可以在上述北魏几位统治者身上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都同时拥有一个汉名和一个鲜卑小字。这样的例子在史籍中不胜枚举，姚微元先生就早已在《<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北人姓名考证》一文中指出拓跋集团姓氏名字中所谓的字，其实都是他们的鲜卑本名。[3]周一良先生也认为“北朝人往往先取胡名，其后更取汉名，则以胡名为小字。”[4]253从没有汉名到有汉名，从没有小字到有小字，伴随着汉化的深入，鲜卑贵族的名、字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也开始像汉人一样开始称名道字，然而，看似已经完全汉化的背后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

在中国古代，名体现了“自卑而尊人”的意义。《白虎通·姓名》中说“名者，幼小卑贱之称也”，《左传》桓公七年解释《春秋》时云：“七年春，谷伯、邓侯来朝。名，贱之也。”[5]119直接自称名或名为别人提起均带有贬低的意义。而关于字，颜师古有言曰：“在身自述，必皆称名，他人褒美，则相呼字。”相对于名，字则更多带有尊敬其人意思，所以《谷梁传》庄公十四年有云：“州不如国，国不如名，名不如字”。然而，我们查阅《宋书·索虏传》和《南齐书·魏虏传》发现，南朝多以小字称北魏皇帝，如《宋书》卷九五《索虏传》记拓跋焘进兵瓜步，刘义隆下诏“购能斩佛狸伐头者，封八千户开国县公，赏布绢各万匹，金银各百斤。”[6]2352 又《南齐书·魏虏传》：“佛狸梦其祖父立怒......”“佛狸破梁州、黄龙，徙其居民，大筑郭邑。”[7]984“自佛狸至万民（拓跋弘），世增雕饰。”[7]986这里称字不称名，玩其语气，明显有贬低的意思。在公开场合，北魏统治者却多用其雅名。1980年在内蒙古呼伦贝尔嘎仙洞发现的太平真君四年（443）的石刻祝文就径书“天子臣焘”[8]《魏书》卷一一二《灵征志》也记载：“其文记昭成皇帝讳“继世四六，天法平，天下大安”，凡十四字；次记太祖道武皇帝讳‘应王，载记千，凡七字；次记太宗明元皇帝讳‘长子二百二十年，凡八字；……次记皇太子讳‘昌封太山，凡五字。”，[1]2954皇帝讳加石文之和为后面相应的数，比如“昭成皇帝讳……”一句，昭成皇帝就是什翼犍，什翼犍三字加“继世四六……”总字数就是十四字，其他被避讳的名字就分别是珪、嗣、晃了。另外，在《吊比干碑》文上有“侍中始平王臣河南郡元勰”，元勰是孝文帝的弟弟，《宋书·索虏传》中的“侍中尚书令安东大将军始平王直勤渴言侯”就是他，但他在正式场合也用的是自己的汉名，而不用渴言侯。我们知道黑獭是宇文泰的小字，也是他的鲜卑名，在东西魏对峙时期，高欢常常叫骂“宇文黑獭”云云，而对于南朝梁武帝却直呼“吴儿老翁萧衍者”，而不是“吴儿老翁叔达者”。称名主要发生在君主对臣子、上级对下级、长辈对晚辈、老师对学生时。另外，在祭祀时也要自称名，天子也不例外。④自称名是一种自谦自卑的行为，被别人直呼其名则是一种不敬的行为，但是在面对“天地尊亲师”时，被称或自称名却是一种合乎礼仪的必要行为，所以，在嘎仙洞祝文中道武帝直称“焘”，以示自卑，而高欢直呼“萧衍”则以示对敌人的侮辱，以上都是符合中国古代传统的名、字运用规则的。在中国古代，所谓“名不如字”，后秦邵弘曰：“为人所字则近乎见尊，为人所名则近乎见卑也”，[9]1670但如我们所见，北魏太武帝、西魏的宇文泰被称字时明显是带有侮辱色彩的，并不见一丝一毫的尊敬在里面，其原因就在于他们的字本来就是鲜卑人的鲜卑名，在汉化的过程中原有的地位被汉名占据，这些鲜卑名于是沦落为类似乳名、小名，进一步的汉化后，鲜卑人艳羡汉人们的字，于是想起了自己的小名，为了图方便，便直接将自己的鲜卑名当作小字，因此，不管是江左、还是本族内，直呼鲜卑人的小字都是一种不敬的做法，只不过在族内直呼小字更多带有亲切的意思在里面，比如宇文护在与其母的书信中就自称称小字“萨保”而不称名，以表亲切，而汉人却很少自称字的，多自称名以自卑。⑤《礼记·檀弓上》曰：“幼名，冠字”，《疏》云：“始生三月而始加名，故云幼名，年二十有为父之道，朋友等类不可复呼其名，故冠而字。”但鲜卑族并没有“冠字”的传统，他们径直将小名作为自己的字，因此它与汉族的字还是有一定区别的，是一种类似于小名的字。

汉化的雅名、鲜卑的小字，名与字的民族属性并不相同，这是鲜卑族在汉化的路上出现的一个“特殊”现象，它们是半汉化的产物。当然，随着汉化程度的加深，他们的小字也会像他们的名字一样逐渐汉化，变得“文邹邹”起来。

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北魏更多鲜卑人的姓名被汉化了，[4]310并且还出现了皇帝赐予臣子汉名的情况。源贺原名破羌，太武帝赐名贺，[1]938“长孙篙，代人也，太祖赐名焉”，[1]643吐奚爱弼被拓跋嗣赐名古弼，[1]689穆泰本名石洛，高祖赐名为泰。[1]663皇帝不但赐予大臣汉名，为皇子们也开始取汉名。

起初，鲜卑族起汉名完全没章法，想起什么起什么，比如景穆帝拓跋晃儿子有小字为猫儿、虎头的，又有活了一百二十岁的鲜卑人罗结为子取名阿奴、杀鬼等，[1]988还有鲜卑人叫野猪，给儿子起名虎子，[1]995后来，鲜卑贵族们在取名时不仅仅满足于像汉化过程开始之初那样，不管三七二十一拉来汉字就用，他们更多的开始希望子孙的名字要词义优雅并且符合古代传统的取名规范。《魏书》卷一五《常山王遵传》：“诏群臣议定皇子名，素及司徒陆丽议曰：‘古帝王之制名，其体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伏惟陛下当盛明之运，应昌发之期，诞生皇子，宜以德命。高宗从之。”[1]375所谓“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来自于《左传》恒公六年申濡之语。[5]115把皇子命名与国家运势结合起来，看来北魏君臣也懂得“君之名子也！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礼以体政，政以正名”[5]92的道理。虽然为皇子取名算不上什么大事，但却反映出在当时，北魏君臣不但熟悉汉族经典，在日常中也会广泛的运用经典，并会努力使自己行为更加贴近经典。然而，当汉名在北魏越来越被广泛的运用时，也出现了其他状况，如“长子初古拔，一曰车辂拔，本名洪祚，世祖赐名。”[1]942薛辩本是汉人，因此其子原汉名应是洪祚，后被改为鲜卑名初古拔，《魏书》三一《于栗磾传》：“子洛拔……世祖宠爱，因赐名焉。”[1]737以上例证显然是异族政权拉拢人心的一种手段。但不管怎样，总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鲜卑人的名字汉化了。

《魏书》卷四《陆俟附叡传》：“娶东徐州刺史博陵崔鉴女，鉴谓所亲云‘平原王才度不恶，但恨其姓名殊为重复。时高祖未改其姓。”[1]911博陵崔在门阀中并非一流高门，非一流的门阀都以相当鄙夷态度对待鲜卑贵族的姓名，我可想而知当鲜卑人面对太原王、清河崔等一些一流门阀时该会多么窘迫，所以说，鲜卑人在与中原传统门阀的交往中存在着很多的阻碍，其中之一就是他们鲜卑式姓与名。鲜卑人姓名的汉化潮流在孝文帝时期达到了顶峰，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采取了一系列的汉化措施，其中就有改鲜卑姓为汉姓。他将拓跋氏改为了汉姓元氏，又将一些“勋著当世，位尽王公”的鲜卑贵族之姓改为了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个汉姓，[1]2971位于元姓之下，孝文帝以当世的官职定“四海士族”，确定了鲜卑门阀高低，尽力使鲜卑贵族与中原的文化士族融为一体以巩固其统治。

随着汉化改革的步步推进，大多数鲜卑贵族不但拥有了汉名，连姓氏也与汉人没有区别了。虽然姓名全部汉化，但还有一样东西在角落里默默的提示着他们的种族，那东西就是他们鲜卑小字。因此，鲜卑族在他们姓、名、字方面所作的汉化努力的最后一步就是用汉化的小字取代鲜卑小字，完全抹去姓、名、字上的鲜卑痕迹。鲜卑族小字的汉化不像姓氏那样一蹴而就，它的汉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也不像名字汉化那样多的见诸于史籍，但通过检索史料，我们仍能够发现一些端倪。《魏书》卷二〇《文成五王列传》：文成帝拓跋睿，字乌雷，汉名、鲜卑小字，但其子之名都是用汉族方式命名取字，拓跋简字叔亮、拓跋猛字季烈，拓跋若字叔儒。孝文帝五子中史书记载三子的小字分别为元道、宣德、宣仁，其小字非常儒雅。《魏书》卷四四《乙环传》记载其父名匹知，乙环和匹知显然都是鲜卑名，他们连小字也没有，但其子却名瑗，字雅珍；瑗弟谐，字遵和；谐弟琛，字仲珍。[1]992宇文福，其祖名活拔，从其父开始改用汉名，宇文福和其父有汉名而无小字，但宇文福的儿子们却有汉名有小字，分别为宇文善，字庆孙；宇文延，字庆寿。[1]1002讨论到此，大家可能会有疑惑，史书上没有记载乙环、宇文福的小字并不代表他们没有小字啊，可能是魏收不小心漏掉了，但是从情理角度讲既然魏收连传主之子之孙的小字都已经记录在案，难道他会漏掉传主的小字，因此传主没有小字的原因只有两个，要么传主本身就没有字，要么作者讳言传主小字。我猜想如果是第二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些人未被记录的小字就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类似于汉族的小字，它们可能是我们之前所论的鲜卑小字，而且我们发现《魏书》中很多在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之前的人物都没有小字，比如太武帝拓跋焘，《魏书》并未记载其小字，而《宋书》、《南齐书》却记载其字为“佛狸伐”，因此我猜测《魏书》可能存在讳言鲜卑小字的情况。到底为什么会讳言小字？是魏收在编《魏书》时避讳，还是被北魏的官方档案在编篡时抹去，这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考证。

显然，随着汉化的深入，至少在孝文帝改革后，洛阳地区的鲜卑族已经褪去了鲜卑印记，名、字的取法全部依照汉族传统，而其他地区的鲜卑人虽没有洛阳鲜卑的汉化程度高，但他们也在一定程度上被孝文帝改革影响。改革后，起码在服装、语言、姓名等诸方面，北魏已经俨然一副中原正朔的面貌了，梁将陈庆之就感叹：“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然而全面汉化改革的背后也酝酿着一场大危机，这危机来自北面——以六镇为代表的北镇边民。那么这场导致北魏灭亡的动乱又与宇文泰诸子的小字有什么关系呢？

三

六镇是北魏为了防范北方少数民族柔然而设置在边境上的六个军事城镇（柔玄、抚冥、怀荒、武川、沃野、怀朔），北魏末年的动乱正是由他们引起的。北边诸镇在刚设立的时候多以“高门子弟”充之，当时的人们还颇为羡慕这种出路，然而情况随着孝文帝迁都洛阳而发生了变化，“及太和在历……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征镇趋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便为清途所隔……于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者涕零……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出为镇将，转相模习，专事聚敛。”[1]429“中年以来，有司乖实，号曰府户，役同厮养，官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宗旧类，各个显荣，顾瞻彼此，理当愤怨。”[10]329

钱穆先生认为：“一辈南迁的鲜卑贵族，尽是锦衣玉食，沉醉在汉化的绮梦中。而留戍北边的，却下同奴隶。贵贱遽分，清浊斯判。朝政渐次腐败，遂激起边镇之变乱。”[11]286陈寅恪先生说：“故自宣武以后，洛阳之汉化程度愈深，而腐化乃愈甚，其同时之代北六镇保守胡化愈固，即反抗洛阳之汉化腐化力因随之而愈强……其后，高欢得六镇之民之大部，贺拔岳、宇文泰得其少数，东西两国具以六镇流民创业，初自表面观察，可谓魏孝文迁都洛阳以后之汉化政策遭一大打击，而逆转为胡化，诚北朝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12]48唐长儒先生也认为：“在代京及其附近的拓跋部族中留住集团仍然保持着鲜卑风习，而且使那些正在融合于拓跋部族的其他部族也迅速鲜卑化。因而在这些地区里出现了这样一种倾向，即是拓跋留住集团和若干部落鲜卑化的加强。北边部族的汉化停顿了，甚至于少数汉人也走向鲜卑化。”[13]167六镇以及东西魏鲜卑的胡化与汉化历来是学界的一大聚讼之地，但不管怎样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六镇的汉化水平并不高，这场改革的“春风”对北方六镇的影响有限，六镇居民保留着大量的“鲜卑野俗”，与伊洛中区的鲜卑人显得格格不入，这种“鲜卑野俗”的表现之一就是他们的姓名。正如破六汗拔陵、摸折念生、万俟丑奴等这些六镇起义领导者的名字，在经历孝文帝改革后洛阳鲜卑们连自己的小字都改做汉字的情况下，一部分北镇居民的名字却还依旧使用鲜卑语，南边的贵族们一定会觉得他们是另类而又落后的。

何德章先生认为：“北镇地区在北魏迁洛以后，仍有学校，其上层人物仍在学习汉文典籍，并按儒教化理行事。”，[14]287苏小华先生也认为：“也就是说北镇地区并非文化的荒漠，也非单纯的胡化，可以观察到北镇也是在缓慢地汉化的过程之中”。[15]13毕竟汉化是大势所趋，只不过在北魏，不同地区的鲜卑，他们的汉化程度也有深有浅罢了。因而，我们会很容易的发现在第一代北镇武将中有很大一部分人名已经汉化，而小字仍为鲜卑名。宇文泰，字黑獭，陈寅恪先生认为宇文泰的原来胡名为黑獭，后改雅名为泰，在“秦陇则去声为入”，“泰”读“獭”字，[16]220高欢自己虽然自称渤海高氏后裔，但是其实深受鲜卑文化的影响，他也起了一个鲜卑味十足的小字“贺六浑”，杨忠小名奴奴，尉迟纲字婆罗，其兄尉迟迥字薄居罗，王雄字胡布头，伊娄穆字奴干，达奚寔字什伏代。[17]314汉名、鲜卑小字，这样的组合结构我们似乎在哪里见过，对，我们的确见过，正如前文所论，这种现象曾经在北魏的汉化过程中出现过，只不过后来随着汉化的进一步深入，洛阳的鲜卑族不但将名改为汉名，小字也一并改为汉族样式的雅字了。汉名、鲜卑小字是半汉化的产物，它在全盘汉化的北魏核心区域洛阳已经绝迹，但是却在受汉化影响相对较少的北镇地区保留了下来，而出生于北镇的宇文泰在为自己的诸子起名时也自觉不自觉的遵循了这样的规则。因此，当我们回头再看宇文泰诸子名为汉字雅名，字为鲜卑名这一现象，就会发现看似极细微的小问题，但却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它不但与北魏政权的汉化过程密切相关，其与北魏末期的六镇之乱也有着极为深刻的联系。

四

除了汉名鲜卑小子外，宇文泰诸子小字还有另一问题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为什么它们都带“突”字。

陈寅恪、周一良两位先生都做过考察。陈寅恪先生认为“伐或拔大概是胡人的美称。胡字“baragatunwe”为火神、勇士之意，伐或拔或系取义于此……又《周书》卷四《明帝纪》记武帝宇文邕，‘字弥罗突。《通鉴》卷一四八梁武帝天监十五年末，记柔然西击高车，‘大破之，执其王弥俄突。‘突字或亦取义于胡字‘baragatun。”[16]219周一良先生在《论宇文周之种族》一文中认为宇文氏非鲜卑种，乃是匈奴种，“《北史·宇文莫槐传》称‘其语与鲜卑颇异，当指宇文部落犹独立时而言，至北魏末叶将近二百年，似宇文氏已不复能保存其‘与鲜卑颇异之匈奴语言矣。然一事颇可注意，赫连夏之龙升七年于奢延水之北黑水之南筑大城，名曰统万都焉……今案赵万里先生集《冢墓遗文》四之五四元彬墓志，四之五七元湛墓志，四之六十元举墓志俱称统万突镇大将，元保洛墓志又称‘统万突镇都大将吐突一声之转，是本译胡语，故或统或突，或省去突字”周一良先生联系到了南匈奴赫连勃勃建此城，认为“统万突”很有可能就是匈奴语。[18]251诚然，宇文部虽然可能来自于匈奴部落，但是经过二百余年的分化发展与融合，其部族已经解散并融入到了鲜卑社会之中，其也早已经被鲜卑化了，怎么可能还使用匈奴语？况且《周书》与《北史》等书中皆未提及宇文氏来自匈奴一事，周一良先生也认为“宇文周讳言其先出于匈奴”，姚微元先生更是并不认同宇文泰这一部宇文氏来自匈奴，他认为来自鲜卑的东部大人。因此，我认为宇文泰给子起名带“突”跟其家族出于匈奴是没有关系的。

《明帝纪》记载：“明皇帝小名统万突，太祖临夏州，生帝于统万城，因以为名” 而统万城又名“统万突”，因此宇文泰为他起名“统万突”，他是诸子中小字带“突”的第一人。以地方名称为子孙命名在当时并不罕见，比如李弼之子李椿字牵屯，[19]牵屯即牵屯山，⑥北魏末年尔朱天光率贺拔岳、悦在牵屯山大败万俟道洛[1]675 。宇文泰也曾在牵屯山大败侯莫陈悦。[17]9以上两件与牵屯山有关的事件李弼全部参与，并且他曾经担任秦州和原州刺史，秦州即今天甘肃天水，原州就在今天的固原，所以李弼一定是因山为子取小字牵屯。而为什么宇文泰的其他几子也带有“突”字呢？周一良先生发现当时北方少数民族中出现这种几子胡名或小子同带一字现象并不在少数，“羌人以都为名”条载：“《晋书》卷一一八姚兴载记下载，兴遣姚成王率骑八千往援与刘裕相攻之司马休之，又言‘姚成王至于南阳。《魏书》三七司马休之传、《通鉴》一一七亦作成王，而《十六国春秋辑补》五四后秦录两处皆作成都。姚兴载记下在记此事之前亦有‘平阳太守姚成都来朝的记载，姚泓载记亦见姚成都之名。疑‘都为羌语，而‘王其译意，故可互见。姚氏大将多以都为名者，如姚寿都、姚广都、姚平都、姚洛都、姚周都、姚和都、姚军都。当是美称，故多取以为名也。”又同书“刘显弟亢泥”条载“疑刘显弟诸弟具以泥为名，犹羌人姚氏名下多缀都字，北周宇文氏小名多缀突字，当自有其含义，惜今不可得其解矣。”[20]115

古人常常把兄弟比作“雁行”或“雁序”，是指他们出行如大雁一样排列有序。古人给同辈兄弟其名也往往会追求“雁行”，突出一定的次序，一般同辈兄弟都会有一字共名表示辈份，有一字殊名以表个人，比如王安石兄弟七人分别为安仁、安道、安石、安国、安世、安礼和安上七兄弟，若取单名的话，兄弟名皆有相同的偏旁部首，苏涣、苏洵兄弟，名中都带水，苏轼和苏辙兄弟，名中都带车。周裕锴先生认为“大抵在晋以前，同辈兄弟名之间字面上并无多少联系。然而至迟到南北朝，其名便大有规律可寻。”[19]的确，我们发现在宇文泰生活的时代，“雁行”起名的方式比较流行，除了周一良先生所罗列的几例外，比如北魏的平原王陆叡，其子均以希字为第一字，其长子希道之子又都以士字为第一字[1]915。又比如高欢其子名高澄、高洋、高湛、高演，名中均代水字，高洋有一子名高殷外，其余名为绍德、绍义、绍仁和绍廉，高演七子除百年太子外，均以彥字为首字。高澄除延宗和绍信外第一字都为孝字。这一时期不但名讲究“雁行”，字也一样。贺拔胜字破胡，但他的弟兄贺拔允与贺拔岳则一个字阿鞠泥，一个字阿斗泥，其字都以泥后缀，而《宋书·索虏传》记载拓跋焘的从弟高粱王也叫阿斗泥，阿斗泥可能是鲜卑人普遍使用的名字。侯莫陈顺有三个弟弟分别字尚乐、世乐、敬乐，都以乐字缀后。高湛十三个儿子的小字均有仁字。尽管宇文氏第二代还以鲜卑名作为小字，但到第三代时名、字已经完全汉化，并且继承第二代的传统，在小字方面很注重兄弟“雁行”，都以“乾”作为小字的第一字，而且“雁行”适用范围从亲兄弟之间也扩展到了从兄弟之间。

正如周一良先生所说：“北周宇文氏小名多缀突字，当自有其含义，惜今不可得其解矣”，虽然我们对其含义无法作出最终考订，但我们却了解到宇文泰曾经为夏州刺史，宇文毓就是在其在夏州任上时所生，而夏州治所又在统万城，统万城原名叫统万突，所以宇文泰就地为儿子起名“统万突”，而这一时期“雁行”的起名方式又十分流行，宇文泰一定在该风尚的影响下才会给宇文毓以下诸子的小字相继以突后缀。也许宇文泰其诸子小字都带“突”字这一现象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神秘，正如汉族宗族中的某某字辈，为了整齐方便，显示出家族的传承，也同时是一种特殊的家族“印记”。

注释：

① 周一良先生考证宇文泰之族为南匈奴种非鲜卑种，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

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宇文氏为匈奴种，而所统

之东部则鲜卑……宇文氏之祖乃檀石槐时代鲜卑东部四大人之一”；参看姚微

元：《北朝胡姓考》中华书局2007年版，卷四第166页；吕思勉先生则认为宇

文氏是杂种鲜卑，参看吕思勉：《吕思勉读史札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第834页。

② 可以肯定，拓跋这个长期作为部族名称并进而成为部族核心家庭姓氏的名词，

原本不过是作为官号与官称相结合的一组复合词，即很可能本来只是该部落某

一首领所担任的职务的名号（这种名号包含官号与官称两个部分），后来竟然

凝固而成为部族名称和家族姓氏。——罗新：《论拓跋鲜卑之得名》，《历史

研究》，200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