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张国焘在其回忆录《我的回忆》中，详细记述了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全过程。《我的回忆》与传统史料相比大有出入，首先，张国焘在事件的叙述中有较为严重的时间错误，从而在叙述上人为地打乱了中共中央作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决策的步骤。其次，有意隐瞒了自己在商讨西安事变处理对策时的态度，突出强调了其本人的作用，贬低和抹黑了其他党的领导人作用和形象。由于偏离事实，《我的回忆》难以作为可信的史料使用。

关键词：张国焘；《我的回忆》；西安事变考证

中图分类号：D2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一、莫斯科来电前中央决策的制定

据张国焘的回忆，1936年12月12日近午，中共中央领导人在毛泽东住的窑洞里，看到了张学良于12日致毛、周的文寅电。其内容大致是：张学良“曾向蒋痛陈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蒋则一味拒绝。他不得已实行兵谏，已将蒋氏及其亲信随员妥善看管，促其接纳抗日主张，不达目的不止。电报并说即派机飞延安，迎接共方代表周恩来等来西安共商大计……”[1]330这段回忆大体符合历史事实，但张学良致毛、周文寅电中并未提及派飞机到延安接周恩来一事，仅问及：“兄等有何高见？速复。”[2]621周恩来乘张学良部飞机由延安至西安的史实是确定的，但并非由张学良提出，而是在事变当日毛、周回电张学良时提出：“恩来拟赴兄处协商大计。”[2]621而更重要的是，并未有其他史料能够证明张国焘在12日就看到了文寅电，党的领导人正式讨论文寅电和西安事变解决方案的会议是在13日召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