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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鬼脸时代”的台湾文学生态

2016-06-17古远清

粤海风 2016年3期

古远清

一位自称“台湾之子”的政客担任“总统”期间在接受德国《明镜》月刊访问时,承认祖先来自中国福建省,并以身为“华人”为荣。谁知德文报导再译回中文时,“华人”变成了“中国人”,令这位政客十分难堪。他这种变脸行为事与愿违,戏剧家马森认为有点像演荒谬剧,不能不使人感到雾煞煞。[1]

“雾煞煞”的另一表现是少数台湾基本教义派自制了所谓“台湾国护照”。这个“护照”其实是一张小纸片,贴在“中华民国护照”上。这些人天真地认为建立新国家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只用“扮鬼脸”贴一张小纸条,“台湾独立建国”就马到成功。他们用这个所谓新护照在美国、新加坡闯关时,海关人员便将这些“扮鬼脸”者扣压,或留置,或讯问,甚至原机遣返。

如果说自制所谓“台湾国护照”属个人行为,那“集体行为”表现在台湾社会两大政党恶斗,政客们各怀鬼胎,对头跟对手乱骂,江湖的毒誓一发再发,阴间的菩萨跪个不停,美丽的谎话吹上了天,这充分意味着诚信时代的结束,“雾煞煞”的现象使得骆以军们感叹:我们“都得生活在明目张胆的鬼脸之下”。

一

在台湾,除《文讯》杂志2004年10—12月策划过“台湾文学新世纪”专辑外,鲜有“台湾新世纪文学”的提法,而在中国内地,“新世纪文学”成为各出版社出版系列丛书竞相打出的新旗号,还成为各媒体讨论的热门话题。“大陆新世纪文学”更不似“台湾新世纪文学”那样有复杂的政治文学内涵。如果说,20世纪光复后的台湾文坛最重要的事件是“自由中国文坛”的建立与崩盘,那“台湾新世纪文学”最重要的价值取向是“中国台湾文坛”几乎不见踪影,众多作家不再坚称或不愿称自己是中国人和中国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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