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鲜



近六年国内“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研究综述

黎鲜

摘 要：本文以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和CSSCI文献为文本，对近六年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功能”理论研究的文献进行梳理。本文认为在新媒体环境下近六年中国内有关“议程设置功能”的研究较多，且在其应用、实证方面的剖析有许多新的论述和见解；尤其是对新媒体环境下的相关效果、进路等方面探析有许多新意；对“议程设置功能”与舆论引导有一些涉及性的分析；对属性议程设置、媒体间议程设置和议程融合等方面内容也有一些结合实际的探讨。本文在总结学界有关该课题的研究热点、关注点和得失的基础上，提出今后该课题可继续研究之处。

关键词：议程设置；新媒体；属性议程 ；框架

1972年美国传播学者麦库姆斯和唐纳德.肖就传播媒介的选举报道对选民的影响所做的一项调查研究的总结，在《舆论季刊》发表了《大众传播媒介的议程设置功能》，阐述了公众议程与受众议程之间的显著性关系，开创性地提出了“议程设置功能”（以下简称议程设置）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含义是：大众媒介加大对某些问题的报道量或突出报道某些问题， 能影响受众对这些问题重要性的认知［1］。自其产生之后至今的40多年里，议程设置成了传播效果领域举足轻重的较为成熟的热门理论之一。麦库姆斯早年曾提到了议程设置研究的一些关注点，比如议程设置主体、属性议程设置与框架等，不少学者也提出了新媒体环境下其研究趋势的看法，都带来了有益的启示。结合这些问题，论文试图对近六年（2010年-2015年）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研究作梳理，期望能整理和归纳出近年研究概况和得失。

一、文献选择及数据

由于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文献繁多，根据中国知网数据库，为了搜索到较集中地研究议程设置的文献，论文选择“篇名”为搜索条件，以“议程设置”为搜索词，文献来源选择公开发表的具有较大权威性的“核心期刊”和“CSSCI”，共检索到2010年-2015年（统计日期截至2015年11 月30日）的165篇文章，根据论文研究重点在于新闻传播领域的实际情况，剔除了不相符的20篇，以余下的145篇作为论文研究文本。文献简要数据情况如下表：

项2010年-2015年（篇数）理论研究、综述或其它　17理论应用或实证研究媒体类型传统媒体（报纸、广播、电视、杂志）　7新媒体（博客、微博、微信、其它网媒等）　42传统媒体、新媒体结合　45其它　34

从大的分类看，理论应用或实证验证的占了约112篇，约占88%，理论研究、综述及其它类型的则仅占17篇，占12%。其中，理论应用或实证验证中对新媒体或新媒体、传统媒体结合一起的关注占了80篇，占60%。

二、研究状况

根据样本及数据情况，议程设置的应用、实证研究的文献占了大部分，议题涉及各种不同内容，包括网络健康传播、对外传播、危机传播、广告传播、学术传播等，具体对象有国际政治、搜索排名、社会政策、高校校园、网络舆论环境、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博客营销、重大国内外突发事件、思想政治教育、电视节目、上市公司、股票收益、自然灾害、数据新闻、互联网红包等，既有事件个案，也有社会现象。媒体对象有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等传统大众媒体，也有博客、微博、微信等新媒体。结合议程设置的热点及关注点，主要从以下方面予以梳理和阐述。

（一）理论研究及文献的综述

我们可看到，关于理论研究及文献综述的篇数不多，但有的颇有价值。

1.关于议程设置理论的介绍及探讨

文献中“理论”研究部分不多，其中有5篇是对议程设置的理论发展和发展阶段予以梳理或综述的：有的对议程设置框架建构阶段在互联网时代的框架效应进行了探析［2］；有的对新媒体语境下的媒介议程设置进行了探讨［3］，还有的提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具有引起正面或负面效应的双面性［4］。其中张军芳的《“议程设置”：内涵、衍变与反思》分析了议程设置发展中的得失以及后来对社交媒体、新媒体的关注。另引人注意的是韩海燕、高海波的《拉斯韦尔与议程设置功能理论》认为拉斯韦尔提出了注意结构研究和环境监测功能的概念，认为他是被忽略的议程设置理论先驱。高宪春对新媒体环境下的未来研究予以集中分析展望［5］。陈力丹则提出“主动设置议程”说法有悖议程设置论本意的观点［6］。

2.文献的综述

蒋忠波、邓若伊对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进行了研究综述，很有指导意义。认为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但起了检验原有理论观点在新煤体环境下的有效性问题。［7］陈强对国外的属性议程设置研究作了述评，提出有关属性议程设置研究在中国相对滞后［8］。另有的强调了议程设置理论研究在社会其他相关领域的扩展［9］。

（二）各种媒体及媒体间的议程设置研究

1.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研究

郭庆光曾提出传统的议程设置功能由于新媒体介入有所削弱但仍是主流［10］。近六年的文献情况怎样呢？有观点认为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仍很强大。其中对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等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研究有6篇，肯定了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有人也提出，现代受众的需要和态度影响大众媒体对议程设置作适度修改［11］。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议程设置效果可以比较优劣。有人实证对比了后认为电视新闻议程设置效果略好于网络新闻［12］。

虽然传统大众媒体功能强大，然而严峻的事实不容否认，传统媒体受到了新媒体的激烈挑战，其议程设置功能在削弱，很多学者对传统媒体作出多种应对提议。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要糅合网络提高搜集信息的能力和对传统媒体起升华、引导舆论的作用［13］。也有学者认为，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之间的“双议程设置”在激烈博弈中可取长扬优、竞合共赢［14］。刘中望等通过实证研究，认为传统媒体的微博可设法借助网络微博的意见领袖增强议程设置效果［15］。

尽管传统媒体的议程设置功能仍很强大，但听到的声音很小，研究者们的目光很多聚集到了新媒体。

2.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

新媒体发展很快，博客、微博、播客、微信等成了时代不可缺少的话语，2010年被称为微博元年，2013年为微信元年，随着新媒体的蓬勃发展，它们的议程设置研究蔚为壮观。

（1）新媒体议程设置效果研究

一部分文献研究了社会现象在新媒体中的议程设置，可看到，新媒体通过突发事件或关注热点如征地拆迁、解救被拐儿童等，肯定了议程设置作用对事件解决起很大推动作用。有人认为“名人”的微博议程设置的作用更大［16］。也有对微信的关注，探讨其议程设置的新特点与新模式［17］。

（2）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新变化研究

议程设置的模式发生改变。新媒体环境下，传统的传播模式正在改变，传统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思路遇到困境。对此，高宪春提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研究的重点应由“媒体”转向“社群”［18］。李黎丹等认为新媒体情境下形成网络成为突发公共事件的首发媒介并形成新型议程设置模式［19］。还有研究人员对微博的议程设置路径详细研究［20］。

议程设置的主体在变化。麦库姆斯表示过，越来越多证据表明大众媒介具有设置公众议程的作用［21］。有学者认为，“网民议程设置”，与传统的主流媒体的“议程设置”共同构成了“二重议程设置”现象［22］。议程设置的主体扩展，议程设置的主体可以是官方或私企、个人的微博［23］。

议程设置的受众发生变化。自媒体时代，媒介不再是唯一的议程设置者，受众不再是被媒介操控和设置的对象，彰显出强大的主导性。高宪春提出，新媒体形成的“微议程”是大众媒体议程的重要补充源［24］。对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变化，高宪春还进行了集中概括［25］。

（3）媒体间的议程设置研究

新媒体为传统媒体设置议程。中国社会科学院教授于建嵘提出微博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塑造（设置）媒介议程并影响公众议程的“超议程”设置功能［26］。韩亚辉分析了传播环境与受众心理的新趋向［27］。还有观点提出个人、传统媒体、政府议程设置的重合影响着传统媒体和相关政府部门的议程设置［28］。

新媒体意见领袖成为信源，在媒体间议程设置发挥作用。在传统信息模式中传统媒体充当信源意见领袖通过“媒体——意见领袖——受众”的两级传播模式发挥作用，然而微博使意见领袖跳过媒体这一环节，自己成为信源，粉丝直接从意见领袖的微博中获取信息［29］。

（三）议题融合研究

黄瑚、李俊的《“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曾对议题融合有较详细介绍［30］。马志浩等试图从受众的需要方面对议程融合假设进行一定的修正，议程融合的过程人们通过不同的媒介接触途径获取信息，来消除对某一议题的属性层次评价的意见分歧［31］。另有学者强调个人议程、群体议程与社会议程关系的“议程融合”对网络时代的舆情引导作用［32］。

（四）议程设置与公众舆论关系研究

新闻传播与舆论间有密切关系。李良荣《新闻学概论》提出新闻媒介与舆论导向关系：反映并代表舆论、引发舆论、引导舆论，必要时主动引导舆论方向，作为新闻传播效果的议程设置，与舆论间有密切关系［33］，即议程设置可铺垫舆论［34］。有学者提出“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过程中，政策议程、媒体议程、公众议程三者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35］。这些对议程设置对舆论导向作用予以肯定。文献中涉及新闻媒介的议程设置与公众舆论研究有16篇。具体可分为几类。

1.肯定议程设置的舆论导向作用

有 6篇是就媒体对具体热点内容关注的，例如“3·15晚会”、世界“末日”、钓鱼岛事件等，体现出媒体议程设置的舆论引导影响作用。有研究人员提出政府应参与媒体议程设置、选择公众关注的议题进行科学设置、提升舆论导向作用［36］。有人特别强调“议程设置”是舆论导向的第一个阶段，提出要积极利用大众传媒议程设置来提升舆论引导效果［37］。

2.传统媒体是网络舆论传播的关键信源

传统媒体信源可信度稳定，传播信息真实性强，具有提供事件调查进展性信息的优势，能够提供理性权威的新闻评论，平衡公正的优势，当以网络权威专业信源的角色来强化网络议程设置功效，引导网络舆论健康发展［38］。

3.新媒体环境里舆论模式的改变和网络传播引导舆论的强大作用

当今，互动的新老媒体形成舆论新格局。有学者认为随着新媒体的参入，政府、主流媒体、公众之间由过去的“单向”模式转化为“互动”模式［39］。有人认为传统主流媒体与网络媒体互相融合，通过议题互动引导舆论走向［40］。另有研究表明，传统媒体可与网络“双议程设置”良性互动，可以很好地影响并引导舆论［41］。对于网络传播引导舆论表现出的强大作用，有学者从“议程融合”角度，强调个人议程、群体议程与社会议程关系的“议程融合”理论更适合于探讨当前网络时代的舆情引导［42］。

从中国知网核心期刊及CSSCI的搜索来看，2010年之前也有人研究了议程设置在国家形象塑造中的舆论导向作用［43］，和主流舆论建构中的议程设置、网上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44］等问题，阐述如何在新闻报道与策划上运用议程设置引导舆论［45］。近六年对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这个主题的研究明显比之前多，范围也更宽，但研究深度不明显，对把关人作用、新媒体舆论中意见领袖作用、结合政策议程及公众议程的角度等方面有待拓进。

（五）对第二层级效果属性议程设置的研究

麦库姆斯提出，作为议程设置理论的研究重点的议题显著性，也可以从第二层级议程设置研究，即媒介告诉人们怎样想某些议题［46］。郭庆光曾总结认为，大众传媒报道使对象事物的“主导属性传达给受众，也会影响到受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判断和态度”，亦即麦库姆斯所说的“属性议程设置”［47］。

涉及属性议程设置的论文有5篇，相比2010年以前，数量增加了，更受学者关注，但仍相对滞后。马志浩等人通过实验的方法对受众在不同媒介信息获取渠道中产生的属性议程设置进行探讨，验证了不同大小的群体规模对属性议程设置效果的不同影响［48］。李忠峰等认为广告“品类、品牌”属性议程设置成就很大［49］。

有个别学者注意到属性议程设置跟框架的关系。有的把议程属性原则分析应用到国际政治议程中［50］。还有的结合公众导向需求探寻网络时代议程设置的融合框架［51］。

通过中国知网的搜索发现2010年以前对属性议程设置研究是极少的，如包晓云提出属性的议程设置可以反映媒介的态度，并影响受众的态度［52］。而近六年这方面的论述相比以前增多并有进展。

（六）其它研究

议程设置与定向需求的研究。麦库姆斯认为，定向需求粗略地划分出了显性、隐形的议题，议题跟个人的相关度和个人的不确定性对定向需求有影响［53］。对这方面的研究极少，只有一篇文献分析网络属性议程与公众导向需求的对接点，探寻融合框架模式［54］。其它的属于只言片语的零碎而简单的论述。

对研究方法的研究。该类型文献有一篇，概述了国外议程设置理论在验证中所运用的方法情况，提出了该理论研究性质验证方法：媒介内容分析加民意调查、实验法、统计方程估算等［55］。

三、研究总结与得失思考

近六年国内新闻传播领域的议程设置研究紧密结合紧随蓬勃发展的新媒体和现实事件，仍肯定传统媒体议程设置的主导地位，但对新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的研究更为热闹。从文献分析来看，新媒体议程设置影响力得到认可，并呈现出新老媒体间议程设置互动的特点。相比之前，对新媒体议程设置理论及应用、实证方面的剖析有许多新的论述和见解；尤其议程设置在新媒体环境下的效果、进路等探析有许多新意；对议程设置与舆论引导有一些涉及性的分析；对属性议程设置、媒体间议程设置和议程融合等也有一些结合实际的探讨。

但不难发现，媒体间议程设置和议程融合的有待进一步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和政策议程的关系需继续探析，新媒体议程设置微观层面上的许多问题探讨需发掘，例如个体议程、社群议程对传统媒体议程是如何发挥补充作用的。

也应看到，议程设置与框架分析的结合不够深入，与“把关人”间关系的论述缺少。学者张国良认为，媒介功能是有选择地将现实“再建构”之后提供给受众，其思路与“两个环境”、“赋予地位“、“把关人”等理论是一脉相承的［56］。学者陈嬿如更高屋建瓴地认为：“框架分析、把关研究、议程设置，其目的都是为了推断这些隐藏在传媒内容背后的标准”［57］。由此深思，议程设置与框架分析、“把关人”间是有着很多联系的。而近六年的文献中很少有对这二者的探讨，结合实例的分析也是只言片语地一带而过，没有深入。对于议程设置与“把关人”的关系，更是极少有论述，值得继续研究。

注释：

［1］［58］ 张洪忠：《大众传播学的议程设置理论与框架理论关系探讨》，《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01年第10期。

［2］ 刘苏：《“议程设置理论”发展的三个阶段》，《新闻知识》，2011年第2期。

［3］ 李永凤、赵战花：《“议程设置”的理论发展脉络》，《新闻知识》，2014年第9期。

［4］ 王世进：《简论大众传媒的议程设置功能》，《新闻爱好者》2011年第12期。

［5］［18］高宪春：《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新进路的分析》，《新闻与传播研究》2011年第1期。

［6］陈力丹：《“主动设置议程”有悖议程设置论本意》，《新闻记者》，2012年第7期。

［7］ 蒋忠波、邓若伊：《国外新媒体环境下的议程设置研究》，《国际新闻界》2010年第6期。

［8］ 陈强：《国外属性议程设置研究进展述评》，《国际新闻界》，2013年第6期。

［9］ 宦晓渝：《议程设置理论研究综述》，《新闻爱好者》，2010年第16期。

［10］ ［47］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4月第2版。

［11］周敏：《论媒介与受众共建议程设置及反思——以央视<新闻1+1>钓鱼岛事件报道为例》，《新闻界》，2013年第2期。

［12］ 毛良斌、章洁：《电视与网络议程设置效果差异的比较实验》，《新闻界》，2011年第2期。

［13］ 米华：《传统媒体议程设置功能的削弱及应对》，《青年记者》，2013年第30期。

［14］ 胡润斌：《议程设置“大变局”——传统媒体与新媒体“双议程设置”博弈及其应对》，《青年记者》，2011年第/21期。

［15］ 刘中望，张梦霞：《微博议程设置路径与用户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16］杨立、陆欢：《试论名人微博的议程设置功能——以邓飞微博打拐为例》，《传媒观察》，2011年第8期。

［17］吴晓东：《网媒微信平台新闻推送中的议程设置研究》，《中国出版》，201年第4期。

［19］ 李黎丹、官建文：《从征地拆迁、环境污染事件看新媒体情境中的议程设置》，《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13年第6期。

［20］吴闻莺：《微博议程设置研究的路径分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年第8期。

［21］ ［33］（美）麦库姆斯著，郭镇之、徐培喜译：《议程设置：大众传播与舆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9月版，第81页、第152页。

［22］李婷婷：《新的媒体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的变化》，《青年记者》，2013年第12期。

［23］［28］吴瑶、韦妙：《公共性突发事件中微博的议程设置功能》，《青年记者》，2012年第30期。

［24］［25］高宪春：《微议程、媒体议程与公众议程——论新媒介环境下议程设置理论研究重点的转向》，《南京社会科学》，2013年/第1期。

［26］ 韩亚辉、洪宇箫、王金礼、魏文秀：《微博的超议程设置：微博、媒介与公众的议程互动——以“随手拍解救乞讨儿童”事件为例》，《当代传播》，2011年第5期。

［27］韩亚辉、洪宇箫：《微博“平安武侯”的议程设置再解读》，《新闻大学》，2012年第6期。

［29］ 刘中望、张梦霞：《微博议程设置路径与用户认知模式的实证研究——基于新浪“热门微博”榜、新闻中心新闻榜的比较》，《湘潭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5期。

［30］黄瑚、李俊：《“议题融合论”：传播理论的一个新假设》，《新闻大学》，2001 年第 2 期。

［31］ ［48］马志浩、毛良斌、葛进平、崔波：《群体规模对属性议程设置的影响——基于议程融合假设的实验研究》，《国际新闻界》，2012年第4期。

［32］ ［42］黄慧霞：《论网络传播环境中的涉警舆情引导——从“议程设置”到“议程融合”》，《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3年第3期。

［34］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6月第4版。

［35］常昌富、李依倩编选，关世杰等译：《大众传播学：影响研究范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97页。

［36］芦敏：《议程设置在政府公信度提升中的舆论导向作用》，《领导科学》，2014年第30期。

［37］ 甄书秀：《以真树威 以深制胜——“双议程设置”环境下报纸如何提升舆论引导力》，《青年记者》，2012年第29期。

［38］范明献：《传统媒体对网络事件传播的舆论引导——基于议程设置理论的分析》，《当代传播》，2010年第2期。

［39］邹欣：《主流媒体议程设置式舆论引导策略的变化》，《青年记者》，2013年第33期。

［40］ 郭碧青：《大众传播议程设置的引导舆论作用——以归真堂事件报道为例》，《当代电视》，2012年第5期。

［41］胡润斌：《“双议程设置”博弈 议程设置“大变局”》，《青年记者》，2012年第21期。

［43］程曼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44］刘正荣：《网上舆论引导中的“议程设置”》，《新闻战线》，2007年第5期。

［45］ 刘训成：《议程设置、舆论导向与新闻报道》，《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2期。

［46］ ［53］ （美）简宁斯·布莱恩特、道尔夫·兹尔曼主编，石义彬、彭彪译：《媒介效果理论与研究前沿（第二版）》，华夏出版社，2009年6月版。

［49］李忠峰、张勤：《广告传播中的“议程设置”》，《新闻战线》，2013年第6期。

［50］ 赵长峰、左祥云：《国际政治中的议程设置浅析》，《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3年第6期。

［51］李安定、李巨尧：《网络议程设置与公众导向需求的融合框架分析》，《编辑之友》，2012年第4期。

［52］ 包晓云：《农民工报道中属性议程设置的变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5年第9期。

［54］ 李安定、李巨尧：《网络议程设置与公众导向需求的融合框架分析》，《编辑之友》，2012年第2期。

［55］ 王雪桦：《议程设置理论的验证方法研究》，《新闻知识》，2013年第4期。

［56］ 张国良主编：《传播学原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第二版，第247页。

［57］陈嬿如著：《新传——传播学理论的新探索》，厦门大学出版社，2010年10月第1版，第211页。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收稿日期：2016-01-25

作者简介：黎鲜，广西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助理研究员。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4年广西教育厅立项课题《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新闻与文化传播——以广西为例》（项目编号lx201409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