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结



论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

许结

摘要：两汉制度影响到文章，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两汉赋家的创作与批评亦然，东汉赋家以其渊雅特征改变西汉盛世赋的雄肆风格，正内含着赋体由对经义的依附转向对历史的思考。东汉赋的历史化倾向，与当时儒学渐次当路及西汉言语侍从地位衰落有关，其创作则以京都赋的礼德宗旨与纪行赋的历史沉思最为典型。从赋学批评的意义来看，东汉赋的历史化又凸显了赋体展示两汉学风之不同，最突出的是西汉赋重《诗》、东汉赋重《礼》，西汉赋依经立义偏于小学，东汉则偏于礼学，故而前者重赋之“讽”，后者则重赋之“颂”，赋风也由“奇谲”转向“雅赡”。

关键词：东汉；辞赋创作；京都与纪行；历史化

前人评述汉代学术与文章，或谓秉承三代，如阮元云：“大汉之文章，炳焉与三代同风”①阮元：《揅经室三集》卷二《与友人论古文书》，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第609页。；或谓大汉继周，如李光地云：“秦恶流毒万世，复浮于莽……莽后仍为汉，秦后不为周耳。实即以汉继周，有何不可。”②李光地：《榕村语录》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81页。两说均合论两汉，可是后一则说明西汉惩“亡秦”教训与东汉继“莽后”复汉，已有所区分。考两汉制度，有前汉“承秦”与后汉“继周”的差异，落实到文章，又如清人何焯评张衡《东京赋》所云：“东京之本于周，犹西京之本于秦也，所以推周制以为发端”③于光华辑：《重订文选集评》，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影印乾隆四十三年(1778)锡山启秀堂重刻本，第2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