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理学兴起是与儒家师道观变革同步的。作为教育家的王阳明，亦是儒家师道观的重要传承者、开拓者。王阳明集中批判了当时师道衰微的种种现象，并且身体立行，从师道的标准、师道的形式、师道的具体展开等方面再次廓清了宋明以来理学的师道精神，展示出极其鲜明的心学特征。

关键词：王阳明 师道 理学 教育

作者王胜军，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贵州 贵阳 550025）。

师道在儒学系统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师严然后道尊，两千余年来，正是由于儒家师道之不息，儒学真精神才得以一线绵延。理学之发生、发展亦与儒学的师道观有密切关系。理学先驱韩愈在以《原道》启理学学统之外，复著《师说》，大呼“师道之不传”，提出了理学式的新师道观，批判了汉唐以来长期以“授之书而习其句读”的解经传统，从而揭开了宋明理学师道复兴的序幕。于是到了宋代，程、张、朱、陆诸大儒继起讲学，一时间群星争灿。然而明初以降，却是官学科举盛而书院讲学衰，王阳明对此感慨说：“自程、朱诸大儒没而师友之道遂亡。”为什么王阳明说“师友之道遂亡”？何为“师友之道”？“师友之道”与“师道”关系如何？王阳明的师道观与其学说又有何关联？如此等等……促成了考察王阳明思想的一个重要维度。学术界目前对此尚未有专门论列，因而本文试图作一初步勾勒，并与朱子进行对比考察，敬祈方家指正。

一、明伦：知识与道德之间的取舍 [见英文版第28页，下同]

长期以来，儒学在知识、道德取舍之间就有紧张和冲突。《学记》将师分为“记诵之师”（知识的）与“人师”（道德的），认为“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批评这种教育“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然而，在漫长的经学时代，知识传授的记诵训诂之学却占据主流，国家抡材亦以贴括为特色。理学时代师道观之形成，集中在对汉儒经传教育的批判上，二程便曾指出：“学者必求其师。记问文章不足以为人师，以所学者外也。故求师不可不慎。所谓师者何也？曰理也，义也。”朱子也讲：“记问之学，记得一事，更推第二事不去；记得九事，便说十事不出，所以不足为人师。”在理学家看来，记问文章都是外在于人身心的功利之学，从而反训诂、反科举、反功利主义，便成为宋明理学师道观的基本精神。

从主要思路来看，阳明的师道观不仅如程朱一样是反“记问之师”的，而且比程朱走得更远。阳明的师道观特别突出地强调了“明伦”对“师”的意义，从而将师道与功利主义、甚至与一般的知识传授都划清了界限，將理学时代的师道观推向了道德理想主义的顶峰。王阳明所处的时代，不仅朝廷大兴官学一百余年，学校系统极其发达，八股取士的内容还以程朱之学为准衡，从表面上来看，宋明理学的教育理想和师道精神似乎都实现了。然而，在阳明看来，明代教育在对知识的追求中却背离了儒学“明伦”的真精神。阳明晚年曾在《万松书院记》中明确指出：

夫三代之学，皆所以明人伦；今之学宫皆以“明伦”名堂，则其所以立学者，固未尝非三代意也。然自科举之业盛，士皆驰鹜于记诵辞章，而功利得丧分惑其心，于是师之所教，弟子之所学者，遂不复知有明伦之意矣。

可见，在阳明眼中，由于科举时代功利主义的影响，程朱之学成了记诵辞章之学，士子只为考试，不求反身求己，于是从师之所教，到弟子之所学，无非外在于身心的知识，而且这种知识又不过是荣华富贵的敲门砖。

因此，阳明所谓的“师”，绝不是当时教人以举业的“师”，而是韩愈所讲的“传道之师”、二程所讲的“义理之师”。早在阳明少年时，就曾问塾师“何为第一等事”，塾师说“只有读书登第”，阳明以为不然，在其看来，科举不是第一等事，“学为圣贤”才是第一等事。当时，阳明寓居北京，其塾师自是作为状元的父亲龙山公王华所请，可见，就当时社会的大风气而言，在一般人眼中，程朱之学也不过是科举仕进的工具。据《年谱》记载，阳明在求学间仅去拜访过学者娄谅。娄谅在从学吴与弼之前，早年漫游四方以求师，所见无非教授举业者，便很不屑地说“率举子学，非身心学也”，这与阳明“自予始知学，即求师于天下，而莫予诲也”的说法是一致的，而以精英人物为中心的学术史叙事往往将这种普遍性、一般性事实从我们的意识中掩盖。

在去龙场前，王阳明实际上已经开始与学者倡导反求身心的圣贤之学，企图重建程朱以来的师道，但是由于讲学之风久坠，竟被人视作“立异好名”。亦即说，没人愿意从事无利可图的所谓圣人之学，科举功利才是士人的至高理想，因此对“师”的一般理解也只是教授训诂辞章。在这种情形下，自然谈不上“严师”，因为“师”只是花钱雇佣而来的一种“工具”。正是这样，在明帝国知识和功利的汪洋大海中，王阳明关于重建师道的第一声呐喊，只有徐爱等极少数人报以回应，于是便有了阳明去龙场前所撰写的《别三子序》。在该文中，阳明指出师友之道已经衰微，感叹自己求师、求友不得，于是决心以师道自任——为什么要一再强调以师道自任呢？因为在当时“学绝道丧”之际，即便是“有志之士思起而兴之，然卒徘徊咨嗟，逡巡而不振；因弛然自废者，亦志之弗立，弗讲于师友之道也”这种社会环境，导致为业师易得名利，而为人师实难有认同。

而阳明偏要发出出离乡愿的怒吼，要做翱翔万仞之上的凤凰，这种狂者精神深深地植根于阳明的言行，到晚年尤甚。作于正德二年（1506）的《别三子序》已可依稀见其不惧流俗的狂者精神，如其所谓：

希颜之深潜，守忠之明敏，曰仁之温恭，皆予所不逮。三子者，徒以一日之长视予以先辈，予亦居之而弗辞。非能有加也，姑欲假三子者而为之证，遂忘其非有也。而三子者，亦姑欲假予而存师友之饩羊，不谓其不可也。当是之时，其相与也，亦渺乎难哉！

这表明，王阳明希望与徐爱、蔡宗衮、朱节等三子不顾世俗的嘲笑、诽谤，决心结为师友，追寻“濂洛遗风”，共倡无名利可求的圣学；而且，阳明还愿意“居之而弗辞”作“儒者师”，以接续程朱以来断绝的师友之道，而这个机会在阳明看来是极为不易——这是阳明师道理论和实践的起点。

而贵州龙场为王阳明重振师道理想提供了一个与固有学术生成机制和世俗意识形态几近隔绝的天然道场。在洪荒世界一般的龙场中，王阳明由文反质，反求己心，发现优入圣域之途并不在于实用性知识的增长，于是建龙冈书院，开始实践以“立志、勤学、改过、责善”为中心的心学教育。从其学规《教条示龙场诸生》来看，没有任何与实用知识、功利主义相关的内容，而全是身心之学，要言之是一种旨在增尽良知的教育。尽管如此，这个“实验场”对当时整个明代教育而言，仍然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叶孤舟。

当贵州提学副使毛科请其到贵阳文明书院讲学时，阳明却回绝了，为什么呢？阳明不是一直求为人师吗？正是如此，阳明才不愿意进入到唯科举功利是求的“体制”中去。《答毛拙庵见招书院》一诗末两句“范我定应无所获，空令多士笑王良”诠释阳明之意极明。很多学者认为这是阳明在表示谦虚，其实相反，它反映的是阳明对师道的一种自尊甚或孤傲。其典故出自《孟子》：王良以规范驾车，不获一禽，嬖奚便谓其“天下之贱工也”；当王良不以规范驾车，却一朝十禽，嬖奚便谓其“天下之良工也”。王良很感叹，为什么呢？守规范是贱工，不守规范是良工，只以功利来判断，这不是是非颠倒吗？阳明以“王良”自喻，是说自己如王良驾车一样有自己的原则，决不会去讲什么媚世之学。何为良师？何为贱师？与良工、贱工一样，在世俗人眼中全成颠倒之局，故而阳明要为师“立范”。

后来，阳明虽到贵阳，却只讲自己所悟的“知行合一”之学，结果确实也没有引起什么反响，反而是“议论纷纷，罔知所入”，正如其最初所料。所以，阳明去黔赴赣，及过常德、辰州，见门人冀元亨、蒋信、刘观时辈“俱能卓立”，不禁感慨说：“谪居两年，无可与语者，归途乃幸得诸友！悔昔在贵阳举知行合一之教……”这才是阳明眼中真正的师友关系，即要一起共明圣贤人伦之学。

自龙场以来，与其思想的形成同步，王阳明关于师道的一种新思考也在成形，那就是，认为世俗所盛行的科举、训诂等功利之习固然是圣贤之学的巨大障碍，但是问题的根本还在于朱子所教导的为学方式。因为当时士人所思、所学无外乎朱子之学，阳明自己也曾长期执迷于朱子之学。而龙场之后，王阳明越来越清醒地构建着自己的学说体系，直到揭示致良知之旨，从而最终成为一名真正意义上的心学导师。

固然，阳明、朱子在教育上都是反科举、反功利的，都在试图寻找反之身心之学的法门，但是关于“明伦”，阳明与朱子却有着深刻差异。朱子之讲“明伦”，如《白鹿洞书院揭示》中“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之类，只是在树立一种外在的道德規范，而良知却是“知善知恶”“不假外求”，是判断、构架这种道德规范的能力，如阳明所讲“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圆长短也”。阳明将与“明伦”与“良知”紧紧联系起来：

是明伦之学，孩提之童亦无不能；而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能尽也。人伦明于上，小民亲于下，家齐国治而天下平矣。是故明伦之外无学矣。外此而学者，谓之异端；非此而论者，谓之邪说；假此而行者，谓之伯术；饰此而言者，谓之文辞；背此而驰者，谓之功利之徒，乱世之政。

有学者认为王阳明是“反智主义”，其实不然，智慧是什么？真正的智慧，不是记住前人所发明的道德规范有多少条，不是揣摩如何行动才算符合这些规范，而是发其固有的良知，去审视、判断、简择，甚至“见得平日所谓善者未必是善”，从而温故知新，举一反三，应变无穷。因此，阳明所反对的，是人的知识、意见遮蔽人的良知的“知识主义”“功利主义”。作为师，就是要帮助从学者揭去这一层层遮蔽。总之，阳明反对知识化、功利化的教育，教人以明伦，传授生徒以良知才是为师之本。这在《拔本塞源论》中说有更为明晰的论说，如“无有闻见之杂，记诵之烦，辞章之靡滥，功利之驰逐，而但使之孝其亲，弟其长，信其朋友，以复其心体之同然”，“学校之中，惟以成德为事”，一言以蔽之，心学式的“明伦”是儒者师根本任务。

二、讲习：于人心陷溺中砥砺夹持 [33]

群居讲习是王阳明主张的一种教育方式。汉儒传经固然称不上严格意义上的讲习，难道程朱也不讲习吗？程朱虽是讲习，但与阳明所谓的“讲习”还有很大差距。总体来看，朱子更强调读书自修，即有讲习，亦是围绕书本；阳明则主张师友互助，直指道德修养本身。其差异源于两人对人性以及道德与知识关系的理解。朱子将人性分为天命之性、气质之性，认为读书求知可以变化气质、增进道德。阳明则并不认为有一个固定的气质之性存在，在其看来，人之所以为不善，乃是后天习气和环境所致，与知识并无根本关联。所以，阳明一次次讲立志，就是强调与外在习气去抗衡。

职是之故，阳明认为成圣成贤就个人力量而言是有限的，必须要倚靠师友，形成一个良好的教育或学习环境。如其在《与辰中诸生》中便明确讲：

绝学之余，求道者少；一齐众楚，最易摇夺。自非豪杰，鲜有卓然不变者。诸友宜相砥砺夹持，务期有成。

一齐众楚，犹为“一傅众咻”，其典故亦来自《孟子》。孟子曾举例说楚人学齐语，“一齐人傅之，众楚人咻之，虽日挞而求其齐也，不可得矣。”意在指出环境的重要性，并由此说明宋国虽然有薛居州那样的贤士，也难以抵挡悠悠众口对宋国国君的影响。在阳明看来，当时的社会风气已是积重难返，士君子如不相互砥砺，便很可能被功利主义的大潮所裹胁。

阳明对当时师道衰微的社会风气多有描述，表现出其深深的忧虑：

今之后生晚进，苟知执笔为文辞，稍记习训诂，则已侈然自大，不复知有从师学问之事。见有或从师问学者，则哄然共非笑，指斥若怪物。

向吾成之在乡党中，刻厉自立，众皆非笑，以为迂腐。

因此，阳明一直渴望有一个“师友”性的团体，互相扶持，以达成圣学。在龙场时，初步形成过这样一个“师友讲习团”，阳明在《诸生》《诸生来》《诸生夜坐》等诗歌中生动地记叙了这个团体“讲习有真乐，谈笑无俗流”的情景。正是因为师友讲习，给了阳明以极大的心理支持。在《诸生》一诗中，王阳明目送诸生离去，心中满怀惆怅之情，可为证明：

人生多离别，佳会难再遇。如何百里来，三宿便辞去？有琴不肯弹，有酒不肯御。远陟见深情，宁予有弗顾？洞云还自栖，溪月谁同步？不念南寺时，寒江雪将暮？不记西园日，桃花夹川路？相去倏几月，秋风落高树。富贵犹尘沙，浮名亦飞絮。嗟我二三子，吾道有真趣。胡不携书来，茆堂好同住！

龙场之后，阳明长期戎马羁旅，少有空闲，弟子虽多，但是相聚无多。阳明时常感叹说：“诚得良友相聚会，共进此道，人间更复有何乐”“道途邈绝，草亭席虚，相聚尚未有日”“山中同志结庐相待者，尚数十人，时有书来，尽令人感动。而地方重务，势难轻脱，病躯又日狼狈若此，不知天意竟如何也”。阳明很希望与弟子相聚问难。由于无法长久相聚，便只有以书信略致师友之情。于是，书信往来便成为阳明师友关系网的重要特色。阳明通过书信，不断地告诫弟子要求师问友：

自古有志之士，未有不求助于师友。匆匆别来，所欲与吾兄言者百未及一。沿途歆叹雅意，诚切怏怏。相会未卜，惟勇往直前，以遂成此志是望。

今世无志于学者无足言，幸有一二笃志之士，又为无师友之讲明，认气作理，冥悍自信，终身勤苦而卒无所得，斯诚可哀矣。

而且，阳明还认为讲习越多越好，“聚会不厌频数也”。

阳明与弟子讲习最集中的是居越期间，即正德十六年（1521）到嘉靖六年（1527），学者称之为“晚岁的弦歌诵读与哲学论辩”，正德十六年时阳明已五十余岁，距其去世不足十年。为了壮大师友团体，阳明在绍兴、余姚一带兴复书院，以为阵地，或者依寺庙，不择地而讲学，以致“宫刹卑隘，至不能容”。其具体形式，《年谱》中有记载：

癸未年已后，环先生而居者比屋，如天妃、光相诸刹，每当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夜无卧处，更相就席；歌声彻昏旦。南镇、禹穴、阳明洞诸山远近寺刹，徙足所到，无非同志游寓所在。先生每临讲座，前后左右环坐而听者常不下数百人……

天泉之会是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当时正逢中秋，月白如昼，阳明设席于碧霞池上，门人百余人。饮酒半酣，歌声雷动。或投壶聚算，或击鼓，或泛舟……这令阳明十分兴奋，作诗以孔子自况云“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这种讲习便是阳明师友之道的理想图景，与朱子闭户读书、解疑答惑显然是不一样的。

与阳明长期同游者，以董沄为著，由阳明、董沄之间的交往亦可见其师友之道。董沄以诗闻名，68岁到会稽从游阳明，主要活动有“探禹穴，登炉峰，陟秦望，寻兰亭之遗迹，倘徉于云门、若耶、鉴湖、剡曲”。在这个過程中董沄时有所闻，“充然有得，欣然乐而忘归也”。阳明的诗歌也备述其行迹，如“曾从炉鼎蹑天风，下数天南百二峰”“岩底独行窝虎穴，峰头清啸乱猿群”“油菜花开满地金，鹁鸠声里又春深”等诗句。

这样的师友讲习自然是生动的。然而，其最终效果、作用究竟如何呢？周冲就以这个问题向阳明请教：

日用工夫只是立志。近来以先生诲言时时体验，愈益明白。然于朋友不能一时相离。若得朋友讲习，则此志才精健阔大，才有生意。若三五日不得朋友相讲，便觉微弱，遇事便会困，亦时会忘。乃今无朋友相讲之日，还只静坐，或看书，或游衍经行，凡寓目措身，悉取以培养此志，颇觉意思和适。然终不如朋友讲聚，精神流动，生意更多也。

在周冲看来，师友相聚讲习，固然是好，因为它比自家体会更为生动，然而却不能持久，一旦离开师友，自己的精神马上又微弱了。

或许朱子正是看到这一点，对师友相聚讲学不是太认同，反而是更认同自家体会，与弟子谈及该问题甚多，仅摘数条如下，以见其概：

不可倚靠师友。

师友之功，但能示之于始而正之于终尔。若中间三十分工夫，自用吃力去做。既有以喻之于始，又自勉之于中，又其后得人商量是正之，则所益厚矣。不尔，则亦何补于事。

师友只是发明得。人若不自向前，师友如何着得力！

且如某之读书，那曾得师友专守在里？初又曷尝有许多文字？也只自着力耳。

朱子意图让生徒自己去读书理会，这便是为“穷理”。甚至有一次，朱子生病，将学生叫进卧内，说：“某病此番甚重。向时见文字，也要议论，而今都怕了。诸友可各自努力，全靠某，不得。”与阳明相比，真别是一番景象。朱子由此还批评陆象山说：“子静使气，好为人师，要人悟。”相聚讲学、议论，在朱子看来，不如踏实地去读书理会。

对朱子而言，书册上至少是圣人的语言，而当时所谓的“师”却层次不齐，如其所谓“况今之师，非濂溪之师，所谓友者，非二程之友，所以说此事却似莽广，不如且就圣贤著实用工处求之”，因此，师友固然重要，但是师友的水平、德行如何，恐怕难以估计，正如孔子讲的，小人群居终日，就言不及义了。

其实，阳明对此也有认识，他大声疾呼的是“豪杰”“同志”：

今诚得豪杰同志之士扶持匡翼，共明良知之学于天下，使天下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以相安相养，去其自私自利之蔽，一洗谗妒胜忿之习，以济于大同，则仆之狂病，固将脱然以愈，而终免于丧心之患矣，岂不快哉！

后来颜习斋批评朱子说“半日静坐，半日读书”，虽然有些激烈，但是还是一定程度反映了朱子教人的基本原则和风格，习斋还比较过孔子与程颐教学情形之不同。其实，这种不同也在阳明、朱子身上，阳明授徒讲学的风格在宋明理学发展史上是独特的，也是鲜活的，阳明后学很多人都继承了这种风格。

三、责善：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 [37]

作为师，一定要有教法，无教法不成师。宋明时代理学之重规约是其特色，最著名的莫过于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理学条规就其数量而言亦称极多，清人张伯行曾将宋、元、明以来程朱一派的教法规约辑为一编，名为《学规类编》，共二十七卷，二程、朱子、真德秀等人的教学修身之格言毕备。可惜王学的教约竟无从结集，但王学学规也颇有特色，与朱学之不同处在于，它很少形成大篇幅的文字，一般仅是三言两语的“宗旨”，如阳明之“致良知”。

朱子最初反对官方的学规，认为“近世于学有规，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认为这些学规没有明伦的宗旨在里面，实是批评李定、蔡京等人所兴倡的功利化的教育导向。《揭示》条文很明确，分为“五教”“为学”“修身”“处事”“接物”，每条又有细目。《教条示龙场诸生》与朱子的思路基本一致，但其规则性很松散，阳明讲：“诸生相从于此，甚盛。恐无能为助也，以四事相规。”所谓“学规”只是四件事、八个字，即“立志、勤学、改过、责善”，并紧紧围绕着“明伦”展开。

其中，比较特别之处是，阳明将龙冈书院学规最末一条定为“责善”。责善的内容是道德问题，不是知识问题。责善自与朱子之教人不同，朱子的“是自我的反省，是将外格之理与内心之理相印证的过程”，而阳明却是以内心的良知矫正朋友、师长，也让朋友、师长矫正自己，彼此相攻错。因为阳明认为“良知不由见闻而有”，故而抛开知识直趋良知本身，而“责善”便成为阳明教人的一条独特的“规约”。

“责善”不仅在生徒之间，更在师生之间。朱子重视读书，相信通过读书能够使人变化气质。阳明不认为存在什么气质问题，而将“恶”的原因归结为习气与外诱，故而需要师友的引导、指正，这种引导、指正就是“责善”。阳明要生徒有接受批评的心理准备：

人以是而加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师也，安可以不乐受而心感之乎？某于道未有所得，其学卤莽耳。谬为诸生相从于此，每终夜以思，恶且未免，况于过乎？人谓事师无犯无隐，而遂谓师无可谏，非也。谏师之道，直不至于犯，而婉不至于隐耳。

当然，互相“责善”并不如涉取知识那样“和谐”，因为它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涉及彼此的道德评价，为了使生徒放下心理包袱，阳明表示说“诸生责善，当自吾始。”这也说明“师”既要在“责善”中起主导作用，也要在“责善”中成长其自身道德。

“责善”是阳明为宋明以来师道观注入的“新规则”。其实，师徒之间本为朋友，阳明也讲“师友一也”，因此，学问切磋、互相问难本是固有之事，孔子讲“当仁，不让于师”，《礼记》讲“事师无犯无隐”，皆是此意。责善的目标是为了“改过”。阳明自身就是“改过”的典型。所谓阳明之学三变、六变之说，都是其改过的明证。阳明认为：

夫过者，自大贤所不免，然不害其卒为大贤者，为其能改也。故不贵于无过，而贵于能改过。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于廉耻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于孝友之道，陷于狡诈偷刻之习者乎？诸生殆不至于此。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误蹈，素无师友之讲习规饬也。

此外，阳明专门制订的针对儿童的《教约》，与《教条示龙场诸生》一样可以看出其责善的主要内容及形式：

遍询诸生：在家所以爱亲敬长之心，得无懈忽，未能真切否？温凊定省之仪，得无亏缺，未能实践否？往来街衢，步趋礼节，得无放荡，未能谨饰否？一应言行心术，得无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笃敬否？

在阳明看来，责善、改过比猎取知识能更有效、更直接地优入圣域。不仅如此，这种责善改过还细密、具体到理学的工夫。《中庸》讲“喜怒哀乐之未发”是为“中”，“已发而皆有节”是为“和”，阳明所谓“责善”，就是求其言语、意气等已发的“中和”。黄宗贤（绾）、黄诚甫在京师，阳明去信希望两人“但见微有动气处，即须提起致良知话头，互相规切”，具体如下：

凡人言语正到快意时，便截然能忍默得；意气正到发扬时，便翕然能收敛得；愤怒嗜欲正到腾沸时，便廓然能消化得；此非天下之大勇者不能也。然见得良知亲切时，其工夫又自不难。

至于阳明与弟子之间的责善，在《传习录》中，有许多生动的记录，主要是阳明对弟子的批评。聊摘数条，以见其概：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工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着源旧时家当。”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先生曰：“尔病又发。”

澄在鸿胪寺仓居，忽家信至，言儿病危。心甚忧闷不能堪。先生曰：“此时正宜用功。”

朋友观书，多有摘议晦庵者。先生曰：“是有心求异即不是……文义解得明当处，如何动得一字？”

侃多悔，先生曰：“悔悟是去病之药，然以改之为贵。若留滞于中，则又因药发病。”

有一学者病目，戚戚甚忧。先生曰：“尔乃贵目贱心。”

诸如此类，皆可见阳明责善的主要内容其及生动活泼的教法。从中也可以看出，它不是知识规则的传授，不是功利主义的宣教，而是因人而异、应变无穷的明伦之学。

与阳明所讲朋友间的责善切磋不同，朱子的师道观是学者、书册、圣贤三者的关系，“师”的意义和地位相对而言不是很突出。朱子认为，学者讀书只是要明理，如其所谓：

“道问学”是大事。要识得道理去做人。

读书以观圣贤之意。

圣贤之言，须常将来眼头过，口头转，心头运。

这些说法在朱子有很多，并与朱子的思想体系是一致的。朱子认为，有物即有理，该理又与心之理相通，格物以明其心之理，久之自能豁然贯通。所以，在朱子，格物就是穷理，穷理之要即是读书。因此，朱子甚至说：

关了门，闭了户，把断了四路头，此正读书时也。

“归而求之，有余师”，须是做工夫。若茫茫恁地，只是如此。

不难看出，责善是阳明心学在成就生徒方面的教学特色。作为儒者师的阳明，深刻洞悉弟子的性格、心理、情感，从而因其材以施教。

然而，责善绝非易事，倘若说朱子学过分看重书册容易形成“知识的傲慢”，那么阳明心学对责善的过度偏重，则容易滋生“道德的傲慢”，从而有“好为人师”之弊。阳明也曾反思自己说：“某平日亦每有傲视行辈、轻忽世故之心。”“近来一二同志与人讲学，乃有规砺太刻，遂相愤戾而去者，大抵皆不免于以善服人之病耳。”有段时间，王阳明险与弟子王纯甫产生嫌隙。本来阳明与王纯甫过从甚密，但由于阳明多次批评王纯甫，使之心生芥蒂。阳明在信中剖白自己说：

纯甫或有所疏外，此心直可质诸鬼神。其后纯甫转官北上，始觉其有恝然者。寻亦痛自悔责，以为吾人相与，岂宜有如此芥蒂，却有堕入世间较计坑陷中，亦成何等胸次！……旬日间复有相知自北京来，备传纯甫所论。仆窃疑有浮薄之徒，幸吾党间隙，鼓弄交构，增饰其间，未必尽出于纯甫之口。仆非矫为此说，实是故人情厚，不忍以此相疑耳。仆平日之厚纯甫，本非私厚；纵纯甫今日薄我，当亦非私薄。

在阳明看来，自己与王纯甫之间的责善，是出于公心，认为纵然王纯甫有所怨言也必出于公心，因此，表示自己要“自反自责”。最终，阳明与王纯甫关系又弥合了。

故而阳明主张在规劝朋友时要心存宽容，不要过刻。如其在《与黄宗贤》信中讲：“闻接引同志孜孜不怠，甚善甚善！但论议之际，必须谦虚简明为佳。若自处过任而词意重复，却恐无益有损。”还曾经告戒弟子陈九川说：“大凡朋友，须箴规指摘处少，诱掖将劝意多，方是。”“与朋友论学，须委曲谦下，宽以居之。”这说明，责善在实践中比起读书求知还存在一定的难度。

四、王阳明师道观的特征和影响 [42]

由上可以略窥阳明师道观及其实践之大概情形。一方面它是唐宋以来理学师道观的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它也展示出心学特色。其核心是对功利主义的批判，主要宗旨是反回到人的道德良知之中去。儒学的发展，其最能召唤人的、能扭转一世风气的，正是程朱陆王这样大师的存在，在讲学中师友挟持，责善改过，向着圣域贤关的明伦之途前进。王阳明重振师道，向世人证明，儒学之不被世俗所扭曲、不为霸术所迷乱、不为政治所利用，那是因为有像阳明一样、如程朱一样的儒学大师出现，儒学的真精神就在这些人身上，而不仅仅是刊布、记诵什么经典，此正孔子所谓“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就王阳明的师道理想而言：“明伦”教育正切中了时代的弊病，对知识、技能、功利的批判，激发了长久以来人类心灵中被压抑的良知，于是一呼百应，从者云集，如火燎原。强调师友相辅，使阳明心学的发展呈现出集团性的特征，一时间学派林立，各种以师友为核心的讲会如雨后春笋，不仅促进了学术的繁荣，最终还衍生出一场以东林党为中心的政治运动，被黄宗羲誉为“一堂师友，冷风热血，洗涤乾坤”。“师友”成为阳明心学时代最耀眼的一个词语。责善又使王学门徒摆脱了书卷习气，远离了功利喧嚣，直反内心，焕发出良知的奕奕神采，出现了一批“赤手搏龙蛇”的真豪杰、伟丈夫。这些都为当时衰靡的风气注入了一股强劲的元气。可以说，自阳明而后一二百年间，师道大著，可与程朱时代媲美！

到明末清初，尽管江山易主，但是这种师道精神还不绝如缕，北如孙夏峰，南有刘蕺山、黄梨洲，西有李二曲，这些学者都受王学的熏陶，品格高峻，堪称一个时代儒者师的标准。入清之后，许多书院讲会都延续着王学讲习、责善的风气。如汤斌《志学会约》、耿介《辅仁会约》大抵都受到过阳明的影响。如《志学会约》规定：“以后会中朋友偶有过失，即于静处尽言相告，令其改图……即在公会中，亦不可对众人言之，令彼难堪，反决然自弃。”《辅仁会约》也要求“每当会时，凡我同仁一月内言行得失，互相点检，善则称美，过则规正，务本至诚，毋徇形迹，庶几乐取为善，闻过则喜之义。”

不过，理学的时代终于是逐渐落幕了，正如阳明所断言的“吾之说虽或暂明于一时，终將冻解于西而冰坚于东，雾释于前而云滃于后，呶呶焉危困以死，而卒无救于天下之分毫也已！”或许是激于理学自身师道为其末流所败坏，一种新的社会思潮产生了，经世致用的世俗化走向超越了对天理良知的形而上追求，随着一些大师的谢世，阳明心学也开始衰落了。“明伦”的宗旨被阳明所批判的两个对象所代替，一是科举之学，一是训诂之学。清中期以后，书院大面积地倒向科举，很多成为科举的培训班，如学者汤鹏所指出的“至于今更左矣，考其师儒，大都出于四对八比”。理学向考据学转向，对道德的追求转向为对知识的猎取，儒学从此便与活生生的现实逐渐划清了界限。从而，社会上一大批科举之师、经学之师出现了，反求身心之学的人师却被嘲笑。历史的吊诡或许就是正如。阮元指出：“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算是对宋明讲学给予了较公允的评价。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