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清代是贵州书院繁荣发展的时期。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共同作用下，书院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高歌猛进，深入到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主导贵州的社会教育，进而取代地方官学成为传统教育体系的核心，担负起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考察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状况，我们发现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在时空分布上既有与全国发展相一致的共同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这既受清政府统治政策的制约，又受贵州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清代贵州政治经济发展在教育领域的深刻反映。

关键词：清代贵州 书院 发布特点 原因

作者张羽琼，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教授（贵州 贵阳 550001），贵州茅台学院基础部教授（贵州 仁怀 564501）。

考察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状况，笔者发现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在时空分布上既有与全国发展相一致的共同性，也有明显的差异性，具有鲜明的地域性、时代性特征。

一、清代贵州书院的时间分布 [见英文版第56页，下同]

清代是贵州书院繁荣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政府主导和社会参与的共同作用下，书院教育以前所未有的势头高歌猛进，基本覆盖贵州城乡各地。这192所书院的创办时间，分布在从顺治到光绪的不同时间段。见图表1。

根据上表可见，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高峰，是道光年间，有书院34所；其次是乾隆年间，有31所；第三是光绪年间，有27所；其余依次是嘉庆、康熙、同治、雍正、咸丰年间，分别是26、19、16、15、5所。顺治年间最少，仅1所。清代贵州书院呈现的这种发展轨迹，完全不同于全国书院的发展状况。根据邓洪波先生对清代书院发展的研究，清代各朝中，书院数量最多的是乾隆朝，其次是康熙朝，第三是光绪朝，其余依次是道光、同治、嘉庆、雍正、咸丰、顺治朝。对比全国书院的发展状况，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的特殊性非常明显。分析统计数据，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具有以下特点：

（一）发展阶段起步较早 [57]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贵州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清代初期贵州应很少建立书院。事实并非如此。据地方文献记载，顺治年间，贵州境内保存有4所明代书院，新建了1所书院。康熙年间，在全国书院处于沉寂状态时，贵州书院建设却在向前发展，建有书院19所。如康熙三年（1664），重建了石阡府明德书院；康熙四年（1665），平越府新建了溥仁书院；康熙十二年（1673），重建了贵阳府阳明书院；康熙三十年（1691），重建了思南府为仁书院；康熙四十四年（1705），重建了镇远府秀山书院；康熙五十三年（1714），重建了思州府思旸书院；康熙五十四年（1715）和康熙五十六年（1717），遵义府相继创建了培英书院、启秀书院。

据有关资料统计，康熙年间，贵州新建、重建书院19所。根据白新良先生《中国古代书院发展史》统计数据，清代贵州书院在康熙年间的发展水平高于陕西（6所）、甘肃（7所）、东北地区（3所）等省区，见图表2。

根据邓洪波先生研究成果，清代新创建书院3878所，若以今日之省区为单位进行统计，贵州有书院141所，其发展水平在西南地区处于末尾地位，低于邻近的广东342所、四川（含重庆）383所、云南229所、湖南276所。但与全国书院相比，贵州书院的发展水平又比其他地区高出很多。如当时湖北为120所、江苏为115所、陕西为109所、山西为107所、安徽为95所、甘肃为62所、海南为39所、辽宁为20所、宁夏为11所、吉林为10所、新疆为10所、青海为7所、黑龙江为6所、内蒙古为5所。

（二）前期平稳缓慢，后期起伏较大 [58]

自顺治十六年清朝统一贵州以后，清朝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贵州民族地区的统治。康雍乾盛世（1662-1795）期间，清政府在贵州加强社会治理，推行改土归流，发展文化教育。在政治相对稳定，经济有所进步的社会环境下，贵州各地陆续新建、重建和修复了一大批书院。这一时期书院贵州迅速发展，并逐渐成为地方教育体系的核心。书院平稳发展的态势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从咸丰元年到清末书院改革前夕，贵州书院起伏很大。咸丰年间，贵州战祸连年，书院发展降至历史最低点，仅新建5所书院。为了更直观认识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状况，根据统计数据，制作《清代贵州书院发展轨迹参考图》，见图表3。

根据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的历史轨迹，本书以道光朝为界，将清代贵州书院发展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1661-1850），即清朝统一贵州到道光末年，在将近两百年的时间内，书院发展虽然很缓慢，但一直比较平稳，大体呈上升趋势，尤其是乾隆至道光时期，发展出现了两个小高峰，三朝书院平均数约为30所，总数为91所，占已知贵州清代书院数量的47%，可以说这一时期是贵州书院发展的黄金时代。但是这一良好势头为咸同战火所中断。后期（1851-1902），即咸丰元年到清末学制改革前夕，在这近50年的时间内，贵州书院的发展起伏较大。咸丰时期，贵州书院发展降至最低点，同治后期逐渐攀升；光绪年间贵州书院恢复发展，创办书院27所，达到清代书院创办的第三个高峰。光绪时期是贵州书院发展速度和数量的回光返照期，此后贵州书院教育和全国的书院教育一同进入了急剧变革时代。

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通令全国，书院一律改为学堂，各省均遵旨奉行。贵州巡抚王毓藻在皇帝上谕发布前七天，将学古书院更为经世学堂。新政时期，在自上而下的“废书院、兴学堂”的教育改革中，贵州与全国一样，制度化的书院逐渐走向消亡。

二、贵州书院的地域分布 [59]

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规模和分布范围都远远超过明代。从分布地区来看，明代的书院主要集中在贵阳、都匀、思南等黔东北和黔中等经济发展较快，文化发达地区，而清代随着贵州疆域的扩大，书院的分布更加广泛，深入到广大少数民族地区，以黎平府为最，遍及今日的全省各地。过去偏僻的“千里苗疆”，一向被称为“化外之地”的八寨厅（今丹寨县）、古州厅（今榕江县）等少数民族聚居区，都建立了一批书院。伴随清政府推行的书院官学化运动，随着书院数量的增加和分布范围的扩大，书院在貴州社会占据了日益广大的教育市场，进而取代地方官学成为传统教育体系的核心，担负起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人才的重要任务。

清代贵州建立的192所书院，分布在全省各地。截止到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十三日（1908年5月13日），贵州行政区划为14个府州（直隶厅）县。若以14个地区为计算标准，清代贵州有书院192所，全省平均发展水平为14所。根据这一平均值，我们可以将清代贵州书院的分布情况划为三个级别，见图表5。

第一级：黎平、思南、遵义、镇远、大定等府，其中：黎平府31所，名列第一；思南府23所，名列第二；遵义府20所，名列第三；镇远府20所、大定府（今大方县）19所。此五府为贵州书院教育发达地区。

第二级：贵阳、都匀、安顺、兴义等府，其中贵阳府、都匀府略高于平均值，安顺府、兴义府略低于平均值。这些地区为书院教育一般地区。

第三级：平越、石阡、思州、铜仁、松桃等府厅州，书院教育发展水平略低于平均值，书院数量分别为8所、5所、4所、3所、3所；属于落后地区。

考察清代贵州书院的地域分布，以下特点值得注意：

（一）主要分布在少数民族聚居区 [60]

书院主要分布在贵州少数民族聚居区，这是明清时期贵州书院在地域分布上最突出的特点，也是贵州书院在地域分布上区别于其他省区的一个显著特征。在明代贵州，书院最发达地区为贵阳军民府（8所）与平越军民府（6所）。而到清代，黎平府超过贵阳府，成为清代书院教育最发达地区。这是清政府改土归流以后，加强民族地区社会建设带来的教育进步。

清代贵州书院分布地区最多的是黔东南的黎平府，有31所；其次是思南府和遵义府。作为中原文化的载体，书院能够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大量创办，这一现象深刻说明：借助中央政权和地方势力的影响，贵州基本完成了与内地教育的一体化发展；在贵州民族地区，书院已成为少数民族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在贵州书院发展史上，雍正时期是具有标志性影响的时代。一是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完成了重大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改土归流”，贵州社会建设从此进入内地化发展阶段。二是清廷在教育领域推行书院官学化运动，贵州书院从此进入蓬勃发展阶段。

自明代以来，贵州就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区。康熙三十二年（1693）贵州巡抚阎兴邦上疏说：“黔省自三十一年编审人丁，部驳查明加增，但黔地褊小，苗仲十居六七……”可见清初的贵州，社会人口依然是少数民族多，汉族少。雍正年间改土归流的重点，也主要是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都匀、黎平和镇远三府。改土归流后，清政府统治势力深入千里苗疆，大大促进了苗疆地区的开发，也为书院在这些地区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贵州新建的书院大部分都建立在改土归流后的黔南、黔东南、黔西南等少数民族地区。这些地区改土归流以后由土司统治变为流官统治。清廷派往这些地区的流官大多是科举出身的儒士，他们大多热衷于传播儒学文化，发展地方教育。当府州县学的布点、规模、学额及其学制受体制内严格控制之时，创办书院就成了流官们的首选。在少数民族聚居的黎平府、都匀府、丹江厅（今雷山县）、古州厅、八寨厅、长寨厅（今长顺县）、郎岱厅（今六枝特区）等，都相继建立了大批书院，如郎岱厅有岱山、爱莲、悬鱼三书院，古州厅有榕城、龙岗、文峰等三书院，丹江厅有鸡窗、丹阳等书院，台拱厅（今台江县）有三台、拱辰、莲花等书院，八寨厅有龙泉书院。黎平府的书院，大部分建于改土归流以后。

（二）书院分布不平衡 [61]

雍正时期，经过省界调整，贵州的疆域大大扩展。与明代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的分布地域更加广泛。地域分布仍然不平衡，这是清代贵州书院在地域分布上的又一显著特征。由于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同，清代贵州书院的地域分布呈现了明显的不均衡。清代贵州书院的分布在省域内表现为“东多西少，北多南少”。

在清代贵州的教育组织，主要是府州县学和书院。雍正时期，书院通过官学化运动，其社会声望逐渐高于府州县学，逐渐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教育主体。而贵州的书院正是从雍正改土归流以后发展起来的。改土归流与书院官学化运动结合在一起，使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呈现出民族化特征。书院在民族地区的发展，为少数民族子弟学习儒家文化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书院的求学士子中必然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子弟，书院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子弟接受文化教育的重要方式之一。如侗族聚居的黎平府，所建书院数为全省之最。这些书院的建立，使得侗族地区的许多子弟能有机会接受中原文化，对改善侗族地区社会人口素质起到了积极作用；黎平府的古州厅（今榕江县），为苗族聚居区，在书院创办之前，文化教育相对落后，道光年间，郑珍出任榕城书院山长，秉承“有教无类”“不分贫贱”的教育思想，悉心教授学子，榕城书院一时人才辈出。榕城书院学子到黎平府参加考试，一次就考中秀才14名。又如郎岱厅在岱山书院设立后，学风大振，光绪初年应试童生达到300多人。书院在贵州民族地区的广泛建立，促进了儒学文化向贵州民间社会的下移，推动了贵州社会的内地化进程。

三、清代贵州书院创办力量分析 [62]

清朝建立之初，贵州书院的创办力量，大致与明代相同，官办为主，民办次之。雍正朝以后，随着清政府的书院官学化运动，书院创办主体发生了变化，民办力量下降，官办力量上升，政府官员成为推动书院发展的主要力量。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清代贵州192所书院中，有49所缺乏明确的创办者记录，有明确记载创办者的书院有143所。统计数据表明，其中：官办103所，占总数的54%；民办25所，占总数的13%。官办书院最集中的是在大定府，有16所；其次是贵阳府有14所；第三是遵义府、黎平府、镇远府，依次是12所、11所、10所。民办书院以黎平府最为集中，31所书院中民办11所，占本地区书院总数的35%，反映出黎平地区具有优良的民间办学传统。详见图表6。

地方官大量创办书院，是清代贵州书院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也是后人对治黔官吏最为崇敬之处。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礼义以为纲纪，养化以为本，明刑以为助”的社会。以教化为根本，不仅是传统政治的典型特征，也是每一个清廉正直的官员所遵循的理政原则。“为政之本，教化是先”，“学校乃教化之本”，明确写在各种官箴上。正是这样的教育和训练，养成了众多官员的兴学重教意识。因此，当我们在许多书院碑记上看到，某个地方官因自己所管辖地区的书院破败而引咎自责，并以修旧葺新为己任时，不能完全视之为沽名钓誉。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出于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正是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使他们在创建和重建书院的过程中，积极主动，竭尽全力。如興义知府张瑛、黎平知府陈熙、贵东道于克襄等，均在任上创建和重建了一批书院，为清代贵州书院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

张锳（1791-1856），字右甫，一字春潭，直隶南皮（今河北南皮）人，嘉庆十八年（1813）举人。少时勤奋攻读，知识广博。道光六年（1826）以大挑知县来黔，历任清平、安化、贵筑、威宁、古州诸州县官，以清明廉洁、勤于政事、兴学育人著有治绩，升黎平知府。张锳先后任兴义府知府10余年，培修招堤风景名胜，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墓，开辟府城通广西的驿道，主修《兴义府志》，政绩卓著，尤以兴学育人受到社会广泛称赏。见府城珠泉书院破败不堪，便率先捐廉俸银1000两，倡导士绅捐银2000两，重建书院，并更名桅峰书院，所余银两用于修葺“明十八先生祠”和增建城乡义学。兴义府试院规格狭小，房屋倾圮，张锳自捐廉俸银1000两，并向府属各州县劝捐银30800两重修试院。张锳亲作规划设计，选派得力士绅管理，严格监督施工，一年多时间竣工，新试院规模宏阔，建筑精良，时称“甲于天下”。张锳还用节余的银两为前来应试的学子添置一应用具，受到合府学子的称赞。桅峰书院藏书寡少，张锳一面将自己携带的书籍千余册献出，一面捐资、集资派人到贵阳、成都、广州等地购回一批书籍，满足广大学子求知欲望。

张锳厚爱积极向上的青年学子，不惜重金延聘名师到桅峰书院执教；听政之余，他常到书院与学生谈学论艺，并亲自评阅学生课卷，鼓励诸生无论在培养品德上，还是在钻研学业上，都应相互切磋砥砺，取人所长，补己所短。张锳还经常训示随其到兴义府求学的子侄张之洞、张之渊、张之清，要求他们不能沾染纨绔习气，要与府学诸生友善、互学。在张锳的不懈努力下，兴义府学风兴盛，培养出一批人才。10余年间，考取举人20余名、贡生8名、进士2名，比较知名者有官至内阁学士的景其浚、诗人张国华、书院山长贵天乙等人，民间称为“旷古未有”。

陈熙，字达庄，云南弥勒人。少好学，6岁能诗，嘉庆二年（1797）以大挑一等分发贵州。历任天柱、兴义、普安、仁怀、贵筑（今贵阳市）等知县，补黎平、大定、兴义、思南知府，擢贵西道。宦黔30余年，为政廉平，励精图治，尤关心文教。守兴义，设养济院，捐廉创修文庙，增修书院，建昭忠祠。知普安，捐金400两设义学，修“明十八先生”墓。历仁怀，建培基、养正两书院，并著作《养正书院记》。常接见学官子弟，谆谆然皆有厚意而内行淳笃。守黎平，建书院最力。二十五年中，即建龙溪、双江、双樟、清泉、福江等书院5所，又于榕江建文峰书院。署思南，倡募添建试院，士林德之。

民办书院得以发展，则来自于贵州民间尊师重教的优良传统。民间办学在贵州历史悠久，风气不衰。例如在今土家族聚居的铜仁市沿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思南县，自南宋时期的銮塘书院以后，书院文化传承不断，明清两代均为贵州的书院教育繁盛之地。乾隆年间，铜仁玉屏县知县张能后、顾涛、陈其衷，教谕熊元麟，训导宋应序等先后捐俸银722两8钱8分5厘，赠给聚星书院。嘉庆十二年（1807）松桃涂胡氏捐田600挑，作崧高书院考试费用，涂静氏，陈氏捐太坪营田400挑，作书院膏火费。

在天柱县，康熙年间士绅吴万年捐田产六十亩，逐年收租，作为教学经费，创办延陵书院；乾隆二十七年（1762），天柱县绅民捐1000余金重修凤城书院；落成后兴文里义民吴克昌、吴克玉、吴嗣周等捐田31.4亩，以补师生费用之不足。道光二十二年（1842），天柱县劝捐兴修凤山书院，捐钱2000千以上者有杨汉元等15人，3000千以上有胡邦光等15人。

在锦屏县，雍正三年（1725），张应沼捐白金300两，重修龙标书院；次年又捐田12亩，献书2370册，供书院学子研读。道光十一年（1831），吴师贤捐田310亩，计1030担，资助府学；捐田110丘，计380担，资助县学；捐田40余担以助乡学。道光二十七年（1847），锦屏县亮司人龙任远捐袆子田22石，用作双樟书院的办学经费。

在贵州地方志中，地方人士捐建书院的记载不绝于史。如《大定府志》记载：“道光二十八年（1848），署水城通判倪应谦捐银一百两，倡率厅民龙济川等共捐银一千一百两，以三百两购田，以八百两发商生息。”“黔西州书院田，一州城东关外，田四亩四分，系乾隆三年（1738）州牧苏松捐廉七十五两以为义馆延师之用；一州城东关外，田七亩二分，系乾隆四十七（1782）年州牧赫霖泰捐廉二百两置买，以为书院薪水之用。”《古州厅志》对当地士绅捐田的数量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石文景捐田二坵，地名平虐，谷三担，吴龙沧捐田二坵，地名平虚，谷五挑，石果元捐田一坵，地名厦在，谷五挑半，石闻华田三坵，地名拜概，谷三担。”《贵阳府志》载，贵阳府罗斛厅仰山书院的三十一分学田，有十三分是当地士绅蒋世治等捐置的，另外十八分则是由当地士绅周乐善等捐银二百六十两，加上历年租入稗变卖购置。如思南府，“安化言是堂书院，自康熙三十九年（1700）建立以后，经费缺如，至嘉庆十三年（1808）邑候汪百川，移院于城中官井杜姓施宅，始以旧址变价作为院费，规模粗立”；“印江龙津书院，肇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邑候马士芳，建于乾隆七年（1742）邑候黄文则，重新于嘉庆七年（1802）邑候张锡谷。其膏火修金大加扩充，则肇于十三年（1808）邑候梁钟英，入以弥陀寺租谷二百石，由是各费均有所资”。以上史实说明，尊师重教、捐资助学，是贵州社会长期形成的优良传统，也是清代贵州书院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清代贵州书院发展原因分析 [65]

区域文化教育的发展与区域政治经济的发展密切相关。通过对清代贵州书院的时空分布特点分析，我们发现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既受清政府统治政策的制约，又受贵州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是清代贵州政治经济发展在教育领域的深刻反映。

（一）体现清代贵州政治的不稳定性 [65]

明末清初，贵州是大西农民军联明抗清的根据地，又是“三藩”平西王吴三桂的辖区，更是土流并治的各民族聚居区，复杂的政治形势伴着尖锐的社会矛盾，使得清初的贵州政局动荡不安。清朝初年，南明永历政权灭亡后，紧接着水西土司安坤、安重圣反清，吴三桂叛乱。连年战乱，明代创立的书院大多毁于兵火。顺治十六年（1659），清政府基本平息了贵州的抗清力量，控制了贵州政局。在战后的重建工作中，首任云贵总督赵廷臣，巡抚卞三元比较重视文治。赵廷臣在上清廷的《抚苗疏》中提出，为了巩固清朝大一统事业，应乘此遐荒初辟之机“首明教化，以端本始”，建议在贵州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康熙年间，平定了安坤之乱和吴三桂叛乱，局势渐趋稳定，书院开始复苏。一批治黔官吏本着儒家“化民成俗”的思想，注意在贵州发展文化教育事业，恢复和重建了一批传统书院，并在民族地区新建了一批书院。如重建了石阡府明德书院、贵阳阳明书院、思南为仁书院、镇远秀山书院、思州思旸书院等；新建了平越溥仁书院、遵义培英书院与启秀书院、毕节黎社书院、鹤山书院、松山书院等。雍正十一年（1733）以后，在貴山书院带动下，贵州书院大规模复兴。嘉庆、道光年间，贵州尽管仍有小规模的农民起义，但政局基本稳定，书院持续向前发展。

1854年以后，贵州爆发了绵延18年的咸同战乱，贵州教育事业饱受摧残，书院发展跌入低谷。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到光绪时期，随着民族矛盾的缓和，社会经济的复苏，书院迅速发展，达到历史最高峰。

（二）反映清代贵州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66]

从清代书院分布情况来看，黎平府位居全省之冠，其次是思南府与遵义府。而这些地区书院的发展都离不开经济的推动。贵州学政程恩泽曾说：“黔郡州十三，富郡二，曰黎平，曰遵义。黎平的木，遵义的茧。”清代贵州的两个富郡，一遵义一黎平，前者以蚕桑经济而闻名省内，后者则以林木经济而富甲一方。尤其黎平府和遵义府的书院数量能够居全省前列，与该地区的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密切相关。

黎平府有千里林海，素称“杉木之乡”。明清两代以供“苗杉”而闻名。木材贸易到清代更加发展，所述“上河苗民，合靠卖木为伊日食”，据光绪《黎平府志》载：“在数十年间，每岁可卖二三百金，黎平大利在此。”随着清代资本生产方式的逐渐发展，黎平成为全省最大的木材出口地，林业营销的发展不仅使黎平经济富甲一方，而且还推动了黎平府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黎平木材运销发达，造就了一批官商，社会各界亦有力量捐办书院。清代黎平知府陈熙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一年之内创办了龙溪、双江、双樟、上林和清泉等五所书院。成为清代一年内创办书院最多的官吏。在陈熙的影响下，黎平绅商也纷纷捐建书院，使黎平府成为全省书院最多的地区。书院的发展，使中原文化广泛进入千里苗疆，推动了黎平地区的人才培养。根据记载，自雍正五年（1727）张广泗请设黎平考棚开科后，科举制度在黔东南民族地区推行，科甲之士联袂而起。康熙年起到光绪二十九年（1903），黎平府中进士33人。光绪二十四年（1898）麻哈（今麻江县）夏同龢考中状元，使中原人士对贵州文化刮目相看。

同样，遵义府的书院发展也离不开经济的支撑。在明朝以前，遵义主要以农耕为主。至明朝成化年间才开始有生铁冶炼活动。乾隆年间，遵义知府陈玉壂从山东引进蚕种及丝绸织造技术，遵义丝织业大兴，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开始兴旺。陈玉壂，山东历城人，初由荫生补光禄寺署正，继任江西赣州同知。乾隆三年（1738）调任遵义知府，“日夕思所以利民”。那时，遵义府城四周槲树茂密，老百姓只是沿袭传统的卖材烧炭。而在陈玉壂的家乡山东，人们早已用槲树养蚕获利。陈玉壂到任后巡視四乡，见遵义槲树说“此青、莱间树也”，认为遵义可以像山东一样发展蚕丝业，养蚕富民。于是：“四年（1739）冬，遣人归历城售山蚕种，兼以蚕师示。”但遵义距山东路途遥远，约有2000公里路程，往返一趟需过上百个驿站，耗时几十天。购种人与蚕师日夜兼程，历尽千辛万苦往回赶，到达湖南沅江时，南方已进入春天，气候变暖，蚕茧提前出娥，蚕种报废。乾隆六年（1741）冬，陈玉壂再次派人到山东购蚕种，并要求春节前赶回遵义。次年春，陈玉壂将蚕种分给府署西侧（现遵义市红花岗区府后山一带）的百姓放养。当年，春茧获得成功。他即传令各地，学会“放、养、缫、织”之法。百姓如获至宝，积极响应。《遵义府志》载：陈玉壂“口讲指画，虽风雨不倦”。但因气候炎热，秋幼蚕经烈日曝晒，未能吐丝作茧，引种未取得成功。陈玉壂并未灰心丧气，再一次派人去山东采购蚕种，并聘请技师和织绸师来遵义教百姓放养和织绸。乾隆八年（1743）秋，遵义养蚕终获成功，全境蚕业大丰收，“八年秋，会报民间所获茧八百万”，陈玉壂以优价收购。除部分用作缫丝织绸外，进一步扩大养殖范围，遵义蚕丝业迅速发展。此后百余年间，黔北地区一直是贵州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仅遵义一县“赋税几敌全省中”。遵义农村“纺织之声相闻，槲林之荫迷道路。邻叟村媪相遇，惟絮话春丝几何，秋丝几何，子弟养织之善否？”遵义优良的蚕丝及丝织品，吸引外省富商大贾纷至沓来，“遵绸之名与吴绫、蜀锦争价于中州、远缴，界绝不邻之区”。“使遵义视全黔为独饶，玉壂之力也”。蚕丝业的发展，不仅给遵义带来了经济的繁荣，而且促进了遵义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各种形式、各种层次的学校次第兴起，使得广大乡村“经行虽辟，无一二里童声”。除官学、义学、私塾外，书院大量兴起，人才不断涌现，“每年岁科乡会人士亦居十二”“省试举48人，郡获者常逾四之一”。清代中后期，以沙滩文化为代表的遵义文化崛起贵州高原，名师硕儒，代不乏人。莫犹人及其弟子肖光远等主讲遵义湘川、启秀、培英书院，博习经史，讲论经学，造就一批黔中人才，除“黔中之君子”郑、莫、黎外，有黔中大儒雷廷珍，留学日本专习农桑的况良土等。遵义府成为清代贵州文化的首善之区。

（三）清代社会发展不平衡对贵州文化教育领域影响 [67]

纵向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确有很大发展，但横向比较，贵州的书院教育仍处于落后状态。根据李国钧《中国书院史》统计资料，自康熙元年至雍正十三年（1662-1735），广东省建有书院101所，云南省80所，广西35所，贵州省34所，四川省25所；乾隆元年至道光二十年（1736-1840），广东省新建书院190所、四川省新建书院188所、贵州新建书院83所、云南省新建书院70所、广西新建书院65所。总体上看，康雍时期，贵州书院数量超过四川；乾嘉道时期，贵州书院发展超过广西和云南，但与广东、四川的差距明显增大。从清代贵州书院的发展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贵州教育事业的发展既受国家统治政策的制约，又受区域政治经济发展的影响。

与明代相比，清代贵州书院的数量和分布都极为可观，由于各种原因先后废毁的数量也超过前代。由于经费、战乱、自然灾害等原因，书院的废毁现象十分严重。如贵阳的阳明书院、兴义的笔山书院，创办以后都经历多次的重建、改建，才得以保存。又如“思郡开学以来即有书院，相沿虽久，经费缺如。各县书院举而废，废而复举，其初贤有司力为振兴，规模粗立，往往因不能善后，旋归废弛。”石阡府书院“聚散无常，至间其故，非窘于日用之不继，即苦于膏火之无赀”，大定府平阳书院“卒以经费未充，故君去而院即废……前后数十年间兴而废，废而兴已三见矣。”根据文献记载整理，清代贵州书院建设情况统计见图表7。

统计数据表明，清代贵州书院中，经历多次重建的有31所，占书院总数的16%。据史载，在清代贵州的192所书院中，毁于战火8所；毁于水灾2所；改为寺庙、署衙者3所；无力维修废毁14所；其他原因废毁者8所。被毁废的书院共计35所，占书院总数的18%。由此可见，清代贵州书院发展十分艰难，开始都是有识之士、贤能之辈大力振兴，创办后虽然规模初立，但发展艰难，往往因不能善后而旋归废弛。许多书院之所以能够举而旋废，废而复举，在于地方政府的重视和社会各界的支持。能够保存到清末学制改革前夕的书院，一般都是贵州省具有相当实力和重要影响的书院。

此外，清代贵州也有一部分书院创办于1850年鸦片战争以后。甚至在维新思想席卷全国，传统教育已遭维新人士口诛笔伐之时，贵州仍有部分官绅还在热衷于创办书院。如锦屏的兴文书院，是1900年县丞周锡恍迁建的；镇远重安（今黄平县）黄品超倡修了凤山书院；1902年天柱县还在改建白云书院。贵州最后一座书院是建立于都江厅（今三都县）的合江书院，创办于1907年。此时，清廷已下诏令“废书院，兴学堂”，全国已普遍推行“癸卯学制”，实行新式教育。合江书院创办后，延请贵阳丁楚材作主讲，由于不合时宜，一年后停办。

这些历史现象，一方面说明了清末教育改革在中国的不平衡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贵州社会对传统书院教育的怀念。这部分书院的旋起旋落，也造成教育资源的浪费。

（责任编辑：张发贤 责任校对：陈 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