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棣即位之初，抄斩建文大臣不遗佘力，且残酷之极。据《明史》、《明史纪事本末》、《太宗实录》、《皇明逊国臣传》、《革除遗事》、《七修类稿》等书记载：建文时六部九卿之大臣几乎都被杀光（仅剩4人），连朱棣的妻兄徐辉祖也被列入奸臣榜。徐辉祖因是功臣第一的徐达之子，持有太祖的免死券，但朱棣还是先削其爵然后囚死。黄子澄被砍去双手双足，然后磔死，其宗族65人，妻族等380人，全部斩杀。黄曾住在已致仕的杨任家，杨任也被磔死，二子也被斩首。齐泰被杀死后，一家被族诛。大将铁铉先是被割下耳鼻，再被磔杀，礼部尚书陈迪和儿子凤山等人被凌迟处死。御史大夫景清被剥皮后实草。有的人被用铁刷子将身上肉一块一块地刷掉，肉被刷光，再把骨打碎，然后灭其族，“籍其乡，转相攀染，谓瓜蔓抄”。瓜蔓抄更残酷，因为凡是和“犯人”有联系的，九族、十族，然后九族又连九族，转相攀染。一族一乡杀尽，连至所居之地，男女老幼一人不剩，全部杀光。即使自己不怕死，但连累家人、族人，总有不忍。这不能令人不恐怖。永乐初，朱棣为巩固帝位，大批杀人，且十分残忍，当然也和他过于愤怒有关。朱棣和朱元璋一样，是个喜怒无常、难以捉摸的人。到了永乐七年（1409），他的怒气已消，杀人即稍缓。到了永乐十年（1412），他的统治已巩固，天下安定，他残酷地杀人已基本停止，但并没有完全停止，而且稍有不如其意者就逮捕系狱，甚至杀害。

从洪武至永乐，在恐怖、险恶的政治环境中，士人们无不胆战心惊地度日，时时准备死亡。洪武时“京官每旦入朝，必与妻子诀。及暮无事则相庆，以为又活日”。洪武中期和后期，怎么能有文学呢！但永乐朝却不能无文学。朱元璋在知识分子面前有自卑感，故多杀知识分子以消解其自卑。朱棣生于帝王之家，无此自卑感。但他本不是太子，甚至不是朱元璋嫡妻所生，不是合法的皇帝继承人，也有一定的自卑感，凡是帝王有自卑感的，必出现多杀和残酷地整人局面。而且有自卑感的帝王特别需要别人尊重他，也特别不能容忍别人对他的不尊重。杨溥、黄淮等被判重刑，如果不是朱棣死去，他们会永远坐牢，而不会被赦，原因就是朱棣怀疑他们看不起自己。

朱棣早期杀人为了泄愤和巩固帝位，其中也有自卑感在起作用，因自卑，更需要文臣为他歌功颂德。永乐年间以及其后仁、宣时期，凡有大事，尤其是朱棣巡边、北征以及外国来使朝拜等重要国事，以及当时出现的祥瑞和庆贺场景，皇帝都需要有人用诗文记录或歌颂。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诗文集中都有，大多数题目都完全一样，有的就是应制，有的不写应制，实际上也是应制，内容也基本相同。看得出来，是皇帝命他们写的，少数诗文即使不是皇帝命他们写，从内容上看，也是写给皇帝看的。口口声声都是“圣主神威”“圣主驻马擒虏”“臣民共仰龙颜喜，神武由来孰与同”“神武圣文超往古，微臣何幸际昌期”等等，或“圣恩深重”“小臣作歌献”等等。三人诗文集中同时出现相同内容，杨溥坐牢期间例外，说明写这些诗文乃是皇帝的需要。他们不能不写，被迫也好，自觉也好，他们都必须以诗文歌颂宣扬皇帝的文治武功，同时证明现在的皇帝不仅是合格的皇帝，更是“超往古”的皇帝，应该歌颂。反之，便是大逆不道。方孝孺就是不愿为他写诏书而遭此空前之惨刑。景清、练子宁因不愿和朱棣合作，而被磔死，并遭“瓜蔓抄”，有牵联者被杀死，无牵联者也“恒惴惴”。一般人处于惊恐之中，可以不写诗文，而台阁大臣在皇帝身旁，必须为皇帝讲话、文饰、歌颂，就不能不写，这就出现了台阁诗文。写之，又不敢随意而写，只有歌功颂德，反反复复地高呼万岁。其他人写诗文，也只能学台阁大臣，歌功颂德，台阁体的诗文中动辄便是“吾皇圣德”，这正是皇帝的需要，尤其是有自卑感的皇帝的需要。这就是台阁体发端于永乐年间的原因之一。

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和朱明皇帝有关的应制诗，最早的一首当数王冕，字元章写的《应制题梅诗》。《水东日记》卷六《王元章画梅》条有云：“会稽王冕元章……初见太祖皇帝，《应制题梅诗》曰：‘猎猎北风吹倒人，乾坤无处不沙尘。胡儿冻死长城下，谁信江南别有春。睿意极眷赏之。”王冕这首题梅诗虽是应制，写的就是梅花，无一句谀词和歌功颂德之意，更没有显现出奴性的品格，而且显现出的是独立的人格。如果再晚20年，王冕就不敢这么写。因为王冕初见太祖朱元璋”时，朱元璋还正在与张士诚等人作战。他还没有当上皇帝，那时他是十分重视知识分子的，知识分子对他也比较亲近，没有畏惧感。所以，他命王冕写梅花诗，王冕应命而写，虽没有歌颂他，但诗写得好，他仍“极眷赏之”。如果朱元璋、朱棣一直这样亲近和尊重知识分子，应制诗不会争献谀词和过分的歌功颂德之词。知识分子也不会产生后来那样的奴性品格。知识分子奴性品格的形成，主要是帝王高压政策和残酷迫害的结果。

不正常的关系，必引出不正常的结果。如果君臣之间互相尊重，或者像孔子说的“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那么，君待臣越好，君臣关系就越融洽，君臣共同努力，使国家强大，不会因为君待臣好，而使臣变为奴仆。但明初的皇帝一度待臣连奴仆都不如，动辄杀剐灭族、批颊、廷杖。君待臣如奴仆、如囚犯，使明代的臣产生了集体的自卑感。本来士大夫阶层都自视清高，而且他们也确实处于社会的重要阶层，一般说来，也都受人尊重。但在明初，他们不再自视清高，“稍有触犯，刀锯随之”。而且入朝时都要和妻子诀别，晚上回家才相庆又活一日，这还有什么清高、尊贵可言呢？尤其是洪武和永乐之初，两次残酷地杀戮文人，不仅使明代无忠臣，而且，君臣的正常关系也已荡然无存，变成奴隶主和奴隶一般的关系，君臣关系好的，也只是主人和奴才的关系。明初之后，君臣关系再也没有恢复到唐宋那样的融洽。

尤其是杀方孝孺，当时就有人说：“杀孝孺，天下读书种子绝矣。”方孝孺是忠孝之士，读书人的楷模。如此忠臣，遭到那样的惨杀，读书人对“忠”字不能不重新反思。后来李贽分析：“一杀孝孺，则后来读书者遂无种也。无种则忠义人才岂复更生乎”。这种分析是正确的。忠义人才不再有了，有的便是“无耻之徒”和奴性品格十足者，其次便是祸国殃民之流。明代朝中也以这三类人最多。如果有忠义人才、正直之士，也必遭到排挤、打击，且不能长久，甚至不会有好下场。但“无耻之徒”和祸国殃民者也必具奴性品格，明代的祸国殃民之宦官，权力再大，在皇帝面前无一不是奴才。奴性品格十足者，即使被皇帝逮捕下狱，也不会有怨言；但得到皇帝的一点好处，便会受宠若惊，感激不尽，转而对主人更卖力地歌颂，显示出更十足的奴性。“三杨”之中，杨士奇两次下狱，杨溥坐牢1 O年。杨荣是惟一未被逮捕下狱的人，他最得皇帝宠爱，所以，杨荣的诗文几乎是每一篇都在歌颂皇帝，比另外“二杨”谄谀更甚。他对皇帝的感恩也最深。永乐庚子（十八年，1420）朱棣在西内殿召杨荣等人“赐食”。其中有“熟食酪浆樱桃”，上“封识皆有墨印‘洞庭春色四字，复用朱印篆书‘御用二字，以盖其上”。杨荣等享用后，感“厚德深恩，难以云喻”，于是便把食品上的“封识”数字保存起来，“装潢成轴”，“以彰圣上之恩赐，且欲传之子孙”。杨荣还为此写了《题赐上尊封识小帖（有序）》诗，诗中有云“……赐坐转觉天颜怡。亲调异馔出金鼎，八珍之味和羹靡……当时感激荷荣宠，铭心镂骨无穷期。黄封题识最严密，洞庭春色何珍奇……锦笺玉轴加装池。虹光荧煌动四壁，坐觉雨露添华滋。摩挲此卷倍增感，何幸深蒙圣主知，恩波浩荡比沧海，聊写悃幅成歌诗”。都是何等的奴性啊。如果是唐宋君臣共食，其中御馔上的封识揭掉后也许当时就扔掉了，但明代的臣子却把御赐食品上的封识“装潢成轴”保存起来，以示荣耀。这说明明之前的大臣虽也尽忠于君，但却具有独立的人格，而明朝的臣子已无独立的人格，卑微到连奴才都不如的地步，而且是群体意识的奴性。

明初，正常的君臣关系已消失，君臣关系变成主奴关系。杨溥虽系狱十年，却无一怨言，但不能没有感慨。然而对太祖、仁宗以及逮捕过他的成祖，他仍然是歌颂不辍。他“拜孝陵”“谒三陵”，在《扈驾谒三陵》诗中云：“圣主方隆继述时，三陵在望每驰思。龙旗晓出天衢净，寝殿云深辇步迟。万里江山增秀色，九原雨露有馀滋。侍臣陪拜松揪日，白发萧萧泪满颐。”面对“三陵”，他“驰思”什么呢？成祖逮捕了他，但他得以“侍皇太子为洗马”，成为后来为仁宗皇帝之师者，也是因为成祖。仁宗即位，他得到重用。他为仁宗而坐了10年牢，仁宗对他也特别关照，“亲授阁印”，并曰：“有所建白，封识以进”。宣宗、英宗即位后都对他宠信有加。所以，杨溥“驰思”的还是“君恩”居多，以至于他“白发萧萧泪满颐”了。他的诗文虽不多，但提到“君恩”“感恩”者却不少。

母恩不易报，君恩不可忘。

微臣感恩拜稽首，上祝圣母千万寿。”

奴才式的报“君恩”，“答圣明”，方式甚多，其中之一便是形之于诗文，在诗文中极尽歌颂和谄谀之能事，表现出的当然也都是奴性的品格。这是明代文人奴性品格形成的原因之一，也是台阁体特色形成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