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 要 语言景观研究关注城市空间中标牌上语言文字的呈现问题，而标牌上的语言选择往往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本文从语言经济学视角出发，探讨新加坡、马来西亚和泰国语言景观构建中涉及的经济因素。新马泰皆为多元种族、多元文化共存的东南亚国家，其官方和私人领域的语言景观中都表现出不同的语言使用规律：政府标牌以单语呈现为主，突出国语或主导语言的地位，而商业标牌上的语言则以双语和多语为常，英语和主要顾客群语言都很普遍。本文以成本与效益、效率与公平、供给与需求、利用价值、工具理性等语言经济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阐释新马泰语言景观构建中的经济动因。分析指出，官方领域看重标牌政治层面的效用，而私人业主则关注标牌的经济收益，这种差异造成标牌上语言选择的不一致。本文的分析表明，语言经济学可以为某些语言政策和规划研究提供有用的分析工具。

关键词 语言景观；标牌；语言经济学；新马泰；语言多样性

Abstract Linguistic landscape study focuses on the languages/scripts displayed on signage in city space， and the language choice on signs is subject to various factors. Taking language economics as a perspective， this paper investigates the economic motivations underlying the construc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ree Southeast Asian countries：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ailand. Characterized by multilingualism and multiculturalism， all of these countries present very different language use patterns on official and private-related linguistic landscape. Specifically， government signs are predominantly monolingual， asserting the supremacy of national or official language， whereas commercial signs are mainly bilingual or multilingual signs， often presenting English and the major consumer language（s）. This paper uses some key concepts in language economics （e.g. cost and benefit， efficiency and justice， supply and demand， use value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as an analytic vehicle to expound the economic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the formation of linguistic landscape in these countries. It is argued that the political utility is the major concern in official sectors， while economic payoff is emphasized by private proprietors， and this discrepancy results in the contrast of language use patterns in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igns. The analysis in this paper suggests that language economics can provide a useful tool for certain language planning and policy research.

Key words linguistic landscape； signage； language economics； Singapore， Malaysia and Thailand； linguistic diversity

一、引 言

语言景观是当前社会语言学和应用语言学中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指的是城市中的路牌、街牌、广告牌、商铺招牌、海报、告示牌等各类标牌所共同构成的语言景象（Laundry & Bourhis 1997）。它以现实环境中的语言文字为考察对象，通过城市空间中各类标牌上的语言呈现规律，揭示不同语言及其使用群体在多语社会中的身份、地位、权势、活力等问题。在多语共存的地区，某种语言在标牌上出现的多寡与突显程度是该语言及其族群在社会生活中价值和重要性的体现，可以反映该区域范围内的语言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Shohamy 2006）。在当前全球化日益深入、后现代思潮日渐盛行的现实语境下，英语、国语、母语、少数族群语言等一系列关系错综复杂的语码形式在语言社会生活中的竞争和冲突日益引起关注，而语言景观恰恰可以通过标牌话语与社会空间的互动作用，为各语言及其社群的地位与兴衰状态提供实体证据，为决策者语言政策的制定或调整提供依据（尚国文、赵守辉 2014）。基于此，在过去的十几年中，世界各地许多城市环境中标牌语言的呈现受到广泛关注，语言景观的理论视角和分析框架不断扩展，成为探究多语现象和城市语言生态的新方向。

语言景观的构建受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制约，是一种理性驱动的行为，体现多种构建原则（Ben-Rafael 2009）。从经济层面来说，语言是一种可用于生产或再生产的资产和资源，与其他资源一样，也具有价值、效用、费用和效益等经济学属性（Marschak 1965；Grin 1996；张卫国 2008）。因此，语言标牌的创设可以说是通过语言资源的配置创造效益的过程。我们知道，城市空间中许多标牌上的语言使用都受到经济利益的驱动，如商店店名标牌通常发挥广告功能，吸引或引导顾客前来消费，为店主带来经济收益；非英语国家的旅游景区标牌上标注英语，构建“友好”的实体语言环境，为外国游客提供便利，从而带来更多的旅游收入。由此可见，语言景观与经济之间存在着紧密关系。根据Cenoz & Gorter（2009）的研究，从经济学角度探讨城市空间中的语言多样性是语言景观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本文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出发，探讨新加坡（新）、马来西亚（马）、泰国（泰）这三个东南亚国家的语言景观，解读政府标牌和私人标牌上语言选择的经济动因，阐述语言多样性的制约机制。新马泰三国都是东盟中的重要成员国，地理位置接近，且都是多种族、多语言的社会，但基于各自政治、社会、经济等方面的考量，三国在国家层面所采取的宏观语言政策却不尽相同。考察三国语言景观构建中所体现的经济动因，可以揭示不同语言资源的经济价值在不同政体中的认同程度，为语言景观研究提供新的思路，同时为中国相关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参考。另外，新马泰处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中全方位深化合作的核心区域，了解同一区域不同国家的语言景观在经济维度所体现的个性与共性，有助于语言文化领域的区域合作。

二、新马泰三国的语言景观状况

新马泰三国在地理位置上由南向北依次比邻相连。下面我们分别简要介绍新马泰三国的社会语言状况及语言景观分布。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国家总体的语言政策与城市景观中的语言选择不一定有直接关系，但对于我们理解标牌上的语言分布会有很大帮助。另外，语言标牌按照创设主体的性质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政府部门设立的官方标牌，另一类是企业及个体设立的私人标牌，我们主要按照这两类来阐述语言标牌所体现的语言社会现实。

（一）新加坡的语言景观

新加坡总人口550多万，包括华族（约74.3%）、马来族（约13.3%）、印度族（约9.1%）等三大种族和其他族群（约3.3%）（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2015）。新加坡政府基于经济发展、种族和谐及国际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考虑，设立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等四种官方语言，其中英语是国家的行政和工作语言，作为事实上的国语在社会语言体系中居于主导地位，而其他三种语言则是官方认定的“母语”。新加坡的语言政策很大程度上是借助教育政策来推行的，它从建国便一直推行“英语+母语”的双语政策，要求学生必须掌握英语，在学校教育中作为第一语言来学习，以更好地与世界接轨，在国际竞争中保持优势地位；而各种族的母语（即华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则作为第二语言来学习，以便传承不同种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另外，为避免汉语方言及本土英语对学习规范华语和英语的影响，政府先后推行“讲华语运动”和“讲正确英语运动”，并一直持续到今天，以使本国所使用的英语和华语不偏离国际主流标准。

在标牌语言方面，新加坡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或法规。官方设立的路牌、街牌、楼牌等标牌由陆路交通管理局、新闻艺术及通讯部、街道与建筑名称局等多个部门协调管理，但这些部门并未公布标牌上的语言应用细则。政府为照顾老年人阅读的方便，曾在2014年出台规定，要求公共标牌的字体应更大些，以便于年长人士阅读及获取信息。对于私人领域的标牌，只要展示的语言文字不会引起种族矛盾或争议，政府一般也不予干预。

新加坡的政府标牌上英语单语形式呈现非常普遍。对于街牌和路牌来说，除了族群聚居区（如牛车水、马来村和小印度①）之外，基本都是以英语一种语言形式呈现。公交站牌也是以英语单语呈现，但地铁站牌则一般以四种官方语言呈现。此外，旅游景点的指路牌常以多语形式呈现。例如，一些景点路牌使用英语、华语、马来语和日语等四种文字。这里游客人群的构成很可能是主要考虑因素。而官方设立的警示牌、告示牌等，或以英语呈现，或以四种官方语言呈现，以提请读者注意。不过，在个别地区，考虑到读者人群的构成和语言能力，一些警示牌、告示牌会以英语和人群主体语言来呈现。例如，在小印度地区以英语和泰米尔语呈现的告示牌是很常见的。这可能体现了以安全为重、信息传递的目的。而对于政府楼宇的名称，一般也是以英语单语或四种官方语言共现的方式呈现，其中政府办事机构、医院、公园、图书馆、博物馆等大多以英语单语呈现，而政府学校的名称都是以四种官方语言呈现。可见，新加坡的政府标牌以英语单语呈现的形式最为常见，另外也有一些英语及社区主体语言构成的双语标牌或四种官方语言共现的多语标牌。

而在私人标牌上，语言呈现则比政府标牌更多元化一些。我们对新加坡西部10个邻里社区中心②的1097个商店店名标牌考察发现，商店标牌中94%以上使用了英语，其中英语单语和英华双语的店名标牌在数量上大致相当（分别占48.6%和49.3%），而使用马来语、泰米尔语和其他语言的店名则非常少。在使用华语的店名中，又以使用繁体字更为普遍，约占61%（Shang 2015）。这说明新加坡私人领域语言景观中，英语和华语最受青睐。

（二）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的语言景观

马来西亚人口总数约3063万，其中马来族约占总人口的55%，另外还包括华族、印度族和其他种族，马来语、英语、华语和泰米尔语是主要语言。马来西亚曾是英国殖民地，独立之后，政府一直把国家认同和民族自尊作为重要考量。与新加坡平等看待各种族语言的语言政策不同，马来西亚政府把马来语定为国语和官方用语，在国家语言体系中一语独尊；而华语和泰米尔语等少数族群语言在语言规划中处于从属地位。此外，英语作为原殖民语言在行政、商业、科技、服务等领域仍广泛使用。自从摆脱英国殖民统治后，政府着力降低英语在社会中的作用，强化马来语的地位。对于英语和马来语作为教学媒介语问题，马来西亚的官方政策出现多次调整或反复，以确保马来语的主导地位不会受到挑战（Omar 2012）。

对于公共场所，马来西亚政府规定，路牌、广告牌等标牌上必须使用马来文，如同时写有英文、中文或泰米尔文，必须将马来文列在第一排，并要比其他语种的字体大出30%以上，另外，马来文要醒目、语法正确。这个针对标牌语言使用的法令从1972年开始实施，2007年进行了修订，旨在突出马来语的核心地位（Manan et al. 2015）。政府会对该标牌语言法规的实施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遵守标牌语言法规的行为，触犯者可被处罚金最高2000令吉或最长1年监禁或两者兼施。

首都吉隆坡是马来西亚的政治、经济、金融、工业、商业和文化中心，总人口167万，其中三个最大种族马来族、华族和印度族分别占44.2%、43.2%和10.3%，其他种族占1.8%③。Manan等（2015）对吉隆坡标牌语言的考察发现，政府标牌中有80%是只出现马来语的单语标牌，20%是使用马来语和英语的双语标牌，马来文是最显著的文字。而私人领域语言景观中，双语和多语标牌居多，马来语单语标牌相对较少。Manan等（2015）在吉隆坡市中心5个商业街区收集了717个私人标牌，发现71.82%的单语标牌上使用英语，而马来语单语标牌只有17%，其他单语标牌还包括汉语、缅甸语、阿拉伯语等。双语标牌中，马来语—英语标牌是最常见的语码组合，约占51%，另外马来语—华语（约18%）、马来语—泰米尔语（约12.6%）、华语—英语（10%）等双语组合的标牌也不少。在多语标牌中，马来语—英语—华语的组合最常见，约占多语标牌总数的61%。在双语和多语标牌上，英语用作突显语言的标牌最多（占28%），马来语用作突显语言的则只占19%。可见，双语或多语标牌上突显马来语的法律规定并未得到有效贯彻和执行。

（三）泰国首都曼谷的语言景观

泰国总人口约6750万，人口构成以泰族为主，约占总人口的85%，其他族群还包括华族、马来族、高棉族等（赵燕 2012）。官方语言是标准泰语，它是政府行政、传媒、教育、文化等各个领域的主要语言，也是官方场合用语和教学媒介语，作为精英阶层和国王使用的语言，具有绝对的优势地位。在语言政策方面，泰国实行的是“同化”政策，强调泰语这一民族语言的地位和作用，限制、排斥和消除其他语言文化，以促进各少数民族语言转向泰语，增进民族统一和国家认同（谭晓健 2015）。从语言教育来看，标准泰语可能是上流社会习得的第一语言，但多数泰国人的第一语言是区域泰语（如中部泰语、北部泰语）或某种边缘语言，标准泰语的学习是从学校开始的（Huebner 2006）。英语是泰国最重要的外语，广泛使用于学术和职业方面，在学校教育中是一门必修科目。由于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原因，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华语在泰国社会和教育中曾长期遭受政府打压，而现在已成为一门重要性仅次于英语的第二外语。

泰国政府未出台专门法令规定标牌上的语言选择。不过，政府鼓励在标牌上使用标准泰语。例如在曼谷，政府对店名、商标符号、广告牌等商业标牌征收招牌税，而商业标牌上使用泰语，政府会在税务方面提供优惠（Huebner 2006）。不过，并非所有的商店都在乎这些奖励。很多商店标牌虽然使用泰语，但文字很小或者处于角落位置。

首都曼谷是泰国的最大城市，也是全国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中心，总人口约850万。Huebner（2006）对曼谷标牌语言使用的调查发现，政府标牌上的语言呈现以泰语单语为主，约占60%，泰英双语标牌约占34%，而使用其他文字或文字组合的标牌则很少（6%）。这与泰国以泰语为官方语言、英语为国际交际语的语言政策是大体一致的。其中政府部门和机构、街牌、指路牌等常以泰英双语书写，而警示牌、交通告示牌、宣传牌等一般只使用泰语来传达信息。而在私人标牌上，语言多元化的特征非常明显。Huebner（2006）对曼谷15个邻里社区的512个商店标牌考察后发现，最常见的类型是泰英双语标牌，约占33%，而泰语单语和英语单语标牌则分别占19%和20%，另外还有其他单语、双语和多语标牌。不同社区标牌上的语言使用差别很大：有3个社区以泰语单语标牌为主；2个社区中的泰语单语和泰英双语标牌数量大致相当；4个社区以泰英双语标牌为主，2个社区以泰汉双语标牌为主，还有4个社区是以非泰语的商业标牌居多。可见，在曼谷这个以旅游经济著称的城市中，泰语和英语都是至关重要的语言。政府标牌突出泰语作为国语的地位，而商业标牌则根据言语社区和游客人群的情况呈现英语、泰语、汉语、阿拉伯语、缅甸语等多种语言或组合形式。

新马泰三国主要城市景观中的语言分布都呈现以下特征：（1）政府标牌语言以单语为主，而私人标牌语言则以双语和多语为常；（2）政府标牌突出国语或主导语言的地位，而私人标牌上除非受到标牌政策的制约，多会选择英语、群体主体语言等来传递信息；（3）少数族群语言在政府和私人标牌上都很少；（4）私人标牌上都出现了一些偏离国家政策或官方语言意志的语言表征。我们认为，三国语言景观中呈现的这些特征都有经济层面的原因。

三、新马泰语言景观的语言经济学阐释

在这一节，我们主要借助语言经济学中的概念工具，对新马泰语言景观中的语言分布状况加以分析，从而揭示语言标牌设置背后的经济动因。

（一）语言经济学的理论概况

语言经济学指的是利用经济学的理论、方法和工具来研究语言及相关问题的一门交叉学科，主要关注语言和言语行为的经济决定因素和经济后果（Chiswick & Miller 2007）。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推进，语言与经济之间的联系越来越密切，从个人的语言学习到国家的语言政策制定，都或多或少与经济因素相关，因此经济学研究中纳入语言变量成为一个值得探讨的课题。美国信息经济学家Marschak（1965）最先使用“语言经济学”的概念，并谈及语言的经济属性，但经济学中与语言相关的研究一直是个非常边缘化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经济学的发展，从经济学视角阐释语言现象获得越来越多的关注，其中尤以瑞士经济学家Fran?ois Grin的工作最为引人注目。根据语言经济学的基本主张，语言是一种人力资本，而学习外语是对人力资本生产的一种经济投资；语言的经济价值有高低之分，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有大小之别；此外，经济学在语言政策的设计、选择和评价中发挥重要作用（Grin 1996，2001，2003，2014）。

一般认为，语言经济学属于理论经济学的范畴。从研究内容来看，语言经济学研究所关注的主题相对比较松散，但大体可归为六个方面（Grin 2001）：一是语言因素对经济过程（如生产、分配或消费）的影响；二是语言作为人力资本要素的作用；三是语言教学作为社会投资所产生的与市场相关或不相关的净收益；四是语言政策的经济后果（成本和收益），即语言政策的制定和运用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五是基于语言的收入不平等，尤其体现在不同的语言群体之间产生的工资歧视；六是语言相关的工作（如翻译、口译、教学等）作为经济产业、语言经济战略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等。在方法论方面，语言经济学当前的研究注重对语言相关的经济现象进行数学建模，运用数学运算和模型来描写解释语言这个变量所带来的经济后果，例如Rubinstein（2000）运用博弈论理论对语言结构、语义及语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在中国，很多学者对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概况进行过综述和介绍，如许其潮（1999）、蔡辉（2009）、张卫国（2011）等，其中王同军（2008）从语言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公示语翻译的优劣所引起的成本和效益问题，建议建立有效机制控制劣质翻译所带来的视觉污染，展示公示语的经济效用。该研究侧重标牌的语言翻译质量，并未对语言景观中语言选择的经济因素进行分析。下面，我们主要以成本与收益、效率与公平、供给与需求、利用价值、工具理性等语言经济学核心概念作为理论工具，阐释新马泰语言景观构建中的经济因素。

（二）标牌语言政策的成本与收益

很多学者指出，一个国家语言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直接或间接与经济因素密切相关。例如，Grin（2003）认为，最优的语言政策就是使语言的社会总价值最大化，语言政策的费用最小化。我们这里主要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分析新马泰所奉行的标牌语言政策。

对于任何一项与语言相关的投资来说，收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是投资者追求的目标。上文谈到，新加坡政府标牌的语言选择以英语为主，马来西亚以马来语为主，泰国以标准泰语为主。政府标牌是彰显官方语言意志的阵地，其语言选择的目的都在于强化本国主导语言的强势地位和话语权。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来看，全社会范围内的语言资源分配方式的主要收益在于主导语言获得更多的民族认同，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职能得到巩固，积累更多的经济和社会资本，而成本或者说代价则是国内非主导语言的社会地位被弱化，少数族群的语言权利被压缩或忽视（Grin 2003）。由于官方标牌所呈现的语言具有显著的优越性，少数族群为了获取信息及参与城市空间中的交际，不得不投入金钱、时间和精力来学习主体语言，造成学习成本的增加。另外，根据语言的趋同原则，即少数语言集团具有主动学习多数语言集团语言的倾向（Lazear 1999），少数族群由于自身语言的经济价值低而转向使用主体语言，其长期后果是逐渐丧失族群语言的运用能力，进而出现语言死亡，造成语言资源的流失。

私人设立的标牌在语言选择方面多是出于经济效益的目的：商家在标牌上使用某种或某几种语言传达产品或服务讯息，以吸引顾客前来消费，从而获得经济利益。马来西亚有明确的标牌立法，强调马来语在标牌上的必要性和突显性，这个强制性的政策降低了企业和店家在语言选择上的自主性。忽视该政策的私人业主可能招致监管部门的惩罚，使自身利益蒙损，这无形中会增加商家的投资成本。新加坡实行的是隐性的标牌政策，对于企业和商店标牌上的语言选择不予干预，私人标牌的制作者对于语言资源的调配具有较充分的自主性，有利于商家通过语言选择和呈现的创意实现经济效益和非经济的目的（如情感需求、身份认同等），为商家追求最大利益提供了保障。而泰国采用的则是鼓励性的经济干预，对于私人标牌上使用泰语采取经济激励政策，这种干预对于泰语在商店标牌上的占有率有很大影响，主动使用泰语的标牌非常普遍。总之，新马泰三国的标牌语言政策都以政治层面的收益为主，对于社会个体来说，马来西亚的企业和店主面对的语言成本最高，新加坡则最低。

（三）语言标牌作为公共产品的供给与需求

公共产品与私人物品相对立，指的是在消费过程中具有非涉他性和非排他性特征的产品，即一个人消费该物品时不影响他人对该物品的消费，同时也没有理由排除其他人对该产品的消费（张卫国 2008）。街牌、路牌、广告牌等各类标牌都属于公共产品，成本属于公共产品生产的先期投资，它包括公共部门或私人个体在制作标牌过程中所投入的各种生产资料（如制作材料、颜色图形的设计、文字的使用等）所产生的耗费，也包括制作者和译者在制作过程中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其他劳动（王同军 2008）。标牌上语言的供给和需求也是个值得权衡的问题。面对人数众多、语言背景复杂的语言消费者来说，标牌使用多语当然是能满足更多人的需求。然而，多语供给的成本也是很昂贵的，如制作、翻译、维护等都需要大量人力和物力付出（Fidrmuc 2011）。更为关键的是，标牌上的语言供给无论多么丰富，都肯定无法满足社会中所有个体的需求。新马泰三国政府都倾向于采用单一化语言的供给方式，只在有特别需求时采用双语或多语的供给，这种以我为主的供给很少受消费者需求的驱动，对于政府部门来说是供给成本最低廉、效用最大的选择。而在私人标牌上，语言的供给明显多元化，不同顾客群体多层次的消费需求都可以获得一定程度的满足。例如，在曼谷不同邻里社区的语言标牌上，语言呈现有很大的不同，或以泰语单语为主，或以泰英双语为主，或以泰华双语为主，都体现了供给以需求为导向的特点。

（四）语言景观中的效率与公平

效率与公平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对矛盾。政策的制定大多以提高效率为目的，然而政策引起的资源再分配往往会使一部人处境变好，也会有一部分人处境变糟，产生分配不公（van Parijs 2002）。语言景观中的语言选择也涉及效率和公平的问题，但效率往往是优先考虑因素，而公平则往往是被忽视的一个次要的选项。在新马泰的政府标牌上，为公平起见，城市或地区主要族群语言都应同时出现，例如每个路牌、街名、政府楼宇名称都以三四种甚至更多种语言呈现出来。这种做法看似合理，却大大增加了制作成本，是效率低下的处理方式，在新马泰这些以实用性为重的国家中是不可能采取的。使用一种国家的主导语言或者“国语/官方语言+群体主体语言”的组合便可满足多数人的需求，这虽然对于少数族群语言使用者来说是不公平的，但却是一种省力、高效率的选择。在新加坡，涉及人身安全、全民利益等的政府标牌，倾向于使用四种官方语言来呈现，体现了公平性，但这种公平也是有限的，并未涵盖所有的官方标牌。另外，即使数种语言并列放置，语言排列还会依照权势关系体现出重要性次序的差异。可见，同语言权力一样，完全平等在语言景观的构建中是很难实现的。

（五）语言景观中多语共存的经济价值

语言景观可以反映语言的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Pearce & Moran 1994）类似，多语共存也具有广泛的经济价值。语言多样性的总经济价值并非体现其市场交换价值，而是包括了它的可利用价值和非利用价值（Cenoz & Gorter 2009）。可利用价值指的是当标牌上的语言被使用或消费时满足人们某种偏好或需求的能力，这种价值可以是直接的，也可以是间接的。直接利用价值体现在人们通过标牌语言直接进行交际，例如知晓路名和街名、了解商品信息等。间接利用价值包括：（1）由于语言环境的“友好性”而吸引更多游客，避免诸如翻译等额外成本；（2）语言发展的可持续性，以及不同语言族群更好地融合，减少冲突；（3）创造现代化、多元文化大都市的形象，节省城市形象营销方面的开支。非利用价值指的是标牌语言作为物品的内在属性，包括存在价值与遗产价值，它们都与人们是否使用无关。存在价值指的是人们知道某种或某些语言存在于城市景观中这一事实所带来的益处，而遗产价值指的是当代人把某种语言资源保留给子孙后代所带来的益处（Cenoz & Gorter 2009）。少数族群语言在城市景观中呈现，使用者便会认为该语言可以存活，保留给后世，体现遗产价值。

新马泰三国的语言景观都体现出语言多样性，但官方部门看重的是其利用价值。新加坡的政府标牌以英语为主，而马来西亚和泰国的政府标牌则都以本国的国语为主，官方标牌所体现的语言意识形态在于维护主导语言在本国社会生活中的至上性。政府标牌有时也会使用双语或多语，为不熟谙主导语言的本国民众和外国游客提供阅读的便利，创造多元文化的都市形象。可以说，三国政府都从实用主义角度出发，在官方领域的语言景观中，把主导语言和多语存在的利用价值最大化。官方领域虽然偶尔呈现少数族群语言，一定程度上满足少数族群提高本族群语言地位的诉求，但对于新马泰这些注重语言政治和核心利益的政府来说，少数语言的可持续性、存在价值和遗产价值并非政府的主要考量。在私人领域，商家使用包含本国主导语言的单语或双语/多语标牌，可与主体人群建立信息流通渠道，带来经济利益。随着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的作用日益明显，加上外国游客的涌入，私人的商业标牌上使用英语成为招揽顾客、取得经济收益的一个重要因素。私人标牌的创设者还可能会因情感和文化认同、身份构建等选择使用某种语言文字（如繁体字）。因此，私人领域语言景观的多语现象既体现可利用价值，也包含非利用价值。

（六）语言景观构建中的工具理性

工具理性是经济学中一个最基本的概念，指的是人们在每一项活动中都追求自身收益的最大化，为人的某种功利性目的服务。这里的收益可以是经济方面的，也可以是非经济方面的，如心理层面的满足。理性的行为人会对几个选项的成本和效益进行比较，选择能产生最大净收益的选项（Grin 1994）。语言景观的工具理性就是语言标牌设计者通过标牌语言选择，使自身收益最大化。也就是说，在工具理性为上的政体中，官方机构希望通过各类标牌最大限度地达成政治经济层面的目的。王同军（2008）指出，政府、其他团体组织及个体通过设立标牌，以一定的支出或成本（例如运用一些特殊的语言表达、文字、图形、符号）使有限的标示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发挥其经济效用来满足公众的需求，从而获得预期的最大收益。语言经济学认为，语言应用具有网络效应或者说网络外部性，即语言的价值与使用者数量成正比，使用者的数量越多，对人们来说这种语言便越有用（Dalmazzone 1999）。通过标牌政策（显性或隐性）使得国语或官方语言的地位得到巩固，就是语言的网络效应的体现。在新马泰三国的政府标牌中，官方主导语言获得极大的支持，而少数族群语言则不受重视，在官方语言景观中呈现较少。对于政府来说，通过官方标牌的语言使用，影响人们对于标牌语言重要性的认知，让更多人转而学习和应用该语言，从而使得该语言获得更大的社会流动性。这可以看作工具理性的表现。而在私人领域，通过标牌语言选择获取收益最大化自然也是商家普遍的追求。例如，在马来西亚的私人标牌上，马来语的突显地位并不一定符合商家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目标。在工具理性的驱使下，店家选择多语标牌，为潜在顾客提供信息。根据经济学中的信息不对称理论，市场经济活动中掌握信息较充分的人员处于优势地位，更容易在市场中获利。私人标牌使用潜在顾客能读得懂的语言书写，提供更多相关信息，可以降低买卖双方的交易成本，为商家带来更多经济利益。当然，现实中人们的行为并非完全理性的，个人的选择还受到偏好和其他约束条件的制约，所以最优选择是多种博弈之后所取得的平衡性选择。

四、结 语

语言不仅是一种交际工具，还是一种特殊的社会资源和公共产品。在一个多语社会中，不同的语言具有不同的市场价值和效用，社会化生活中的语言使用会产生直接或间接、有形或无形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因此，语言行为在很多时候也是一种经济现象，可以运用经济学中的理论和工具进行分析。以“文化资本理论”著称的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很早就讨论过语言交际的经济学，指出话语是一种象征性资产，在不同的语言市场中获得不同的价值，独特的语言能力可以为语言使用者带来独特性利润（Bourdieu 1977）。从语言经济学的视角探究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现象，可以为社会语言学分析提供更多的理论和方法论支持。

语言景观中的语言设置并非随意性的选择，往往是基于深刻的政治和经济考量。本文以新马泰主要城市的语言景观为例，以成本与效益、效率与公平、供给与需求、利用价值、工具理性等语言经济学概念作为分析工具，阐述语言选择背后的经济学动因。标牌的立法很明显会强化语言的效用，但隐性政策更能反映制作者（尤其是私人业主）对社会中各语言的偏好。三国语言景观中，政府标牌上的单语主导和私人标牌上的多语倾向形成鲜明对比，这是由于政府在语言景观构建中以社会政治因素、效率和工具理性为主要考量，而私人领域语言景观的构建则更注重商业价值。官方标牌的语言设置旨在通过主导语言的扩散来影响甚至同化其他语言族群，政治层面的收益要比纯经济层面的收益更为紧要。而在私人标牌上，呈现顾客群中认知度高、使用人数众多的语言是商业收益最大化的策略，英语、非官方语言、少数族群语言等都可能成为实现经济效益的手段，使标牌上的语言选择与政府标牌的语言构成出现很大差异。

需要指出的是，语言景观是多方主体在语言意识形态、社会和经济需求、情感认同等众多因素的权衡抉择之后所达成的语言呈现状态，经济动因只是城市景观中语言多样性形成的一个维度。随着全球化进程日益深入，经济帝国主义蔓延，经济因素在不同语言场域中的功用很可能会越来越大，在此背景下，语言经济学的阐释力是值得期待的。

注 释

① 这里的三个地名“牛车水”“马来村”和“小印度”分别是华族、马来族和印度族传统的聚居区。

② 邻里社区中心是建在人口较集中的居民区中间或附近的商业和服务中心，主要为周围居民提供购物和便民服务。

③ 2010年人口调查数据，参见世界人口总览网站，http：//worldpopulationrevie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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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海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