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宁 杨宝红 王晓方 孙昶 李玲 王偲

跋涉两万五千里，中央红军抵达陕北，并与陕北红军胜利会师。此后，两支队伍迅速联合作战，取得了直罗镇战役的胜利。

直罗镇战役，也是红一方面军长征的最后一役，它对整个战略全局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陕北，由此成为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和夺取革命胜利的出发点。

2016年4月初，北京支部生活杂志社“长征·踏歌寻根”报道组追随当年红军长征的足迹，辗转陕西多地，从吴起镇、直罗镇到东村会议旧址，一路寻访那段峥嵘历程的始末，记录有关长征的所见所闻，重温了那段光辉岁月的传奇。

“打它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人民”

毛泽东曾对美国记者斯诺说，1935年9月，是他“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毛泽东说的“最黑暗的时刻”，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工农红军“最黑暗的时刻”。此刻，中央红军刚刚摆脱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要挟、阻挠，到达陇南重镇哈达铺。

在当时《晋阳日报》上，毛泽东看到这样一条让他眼前一亮的消息：“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6座县城，拥有正规红军5万余人，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先队20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 通过对这些消息的分析，毛泽东确定，刘志丹在陕北开辟了一块红色根据地，而且徐海东的红二十五军也在当地。由此，9月22日上午，毛泽东在驻地召开了中央负责人会议。经过讨论，党中央正式决定，到陕北去！

沿着中央红军长征的路线，采访车穿梭在陕北的一个个山坳中间。一路颠簸中，记者目力所及，尽是黄土高原特有的山峁沟壑。行至胜利山，俯视山下，是一座高楼林立、街市繁华的城市，那便是历史重镇、陕北名城——吴起县城。

这里，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又是中共中央保卫与扩大西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的出发点。

进入这个蜿蜒在川道里的城镇，首先映入我们眼帘的是狭长的街道和高耸的楼房，这里早已看不出81年前中央红军到达时的模样。为了纪念红军长征的胜利，吴起县委、县政府在胜利山修建了融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碑、长征纪念馆、红军烈士陵园为一体的纪念园，中心广场则以浮雕景墙、图腾柱、群雕、长征路线图、音乐喷泉等纪念方式，重现了中央红军胜利到达吴起镇的场景。

胜利山的山顶上，静静伫立着两棵杜梨树。当我们站在杜梨树前，尽享山风清爽的時候，才略微领悟到一些“艰苦卓绝”的含义——当年，中央红军北上抗日来到陕北，已经减员达十之八九，所余人员也是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伤痛满身。然而，他们却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带着累累伤痕，硬是在这里翻山越岭、冲锋陷阵，在吴起镇打胜了那场声名远扬的“切尾巴”战斗。

那时，红军刚刚停脚，便得到消息：一路尾随而来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的骑兵和原东北军白凤翔部的骑兵赶到了附近，共有2000多人，对红军形成夹击之势。毛泽东立即电令彭德怀速来一纵队，并和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等商量作战方案。毛泽东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利用吴起多山的地形，打它个胜仗，作为‘礼物送给陕北人民。”

“以疲待疲”，不但是血与火的较量，更是意志与体力的较量。

那天，夜已经很深了，毛泽东窑洞的灯光仍然亮着。这是中央红军落脚陕北的第一场战斗，不能把敌人带进根据地，一定要切断长征中一直甩不掉的“尾巴”。毛泽东和彭德怀仔细商议着战斗部署的每一个细节，设想可能遇到的每一个突发情况。

在吴起县委组织部干部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毛泽东指挥作战的地方——一座坐东朝西、略显破旧的窑洞。它坐落在一块北高南低的高地上，高地南边有三个大山沟，是国民党军进攻吴起镇的主要入侵之地。

战斗开始前，已经极度疲惫的毛泽东对警卫员说：“现在休息休息，枪声激烈时不要叫我，打冷枪时再叫我。”大家立刻心领神会——长征中，毛泽东高超的用兵智慧早为红军将士折服。这说明，他对这场战斗已胸有成竹。

10月21日一早，红军在吴起镇头道川两边的山岭上和沟道里布下了伏兵，专候敌人骑兵的到来。果然，先是马鸿宾的第35师骑兵团耀武扬威地走过来。骄横的敌人气焰嚣张，根本没料到红军设伏。当其进入红军的埋伏圈时，彭德怀立即下达了攻击命令。顷刻间，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火光闪闪，打得敌人晕头转向，纷纷落马溃逃。随后东北军白凤翔的骑兵先遣团赶来，又迅即被打乱，掉头逃命。红军立即乘胜追击，利用土岗深沟，将敌人分割包围。与此同时，敌另外3个骑兵团也被同时击溃。这一仗干净利索地消灭了敌1个团，击垮3个多团，俘敌700余人，缴获一批轻重武器和战马，其中还有马术教官、兽医和会钉马掌、修马鞍子的工兵，及时补充了当时红军新组建的骑兵队。

毛泽东带着警卫员登上山顶。他举起望远镜，观察着战场情况，直到枪声渐渐移向远方，判定残敌已经溃逃，才回到住地。刚进入陕北就打了一个漂亮的胜仗，在吴起镇那座简陋的窑洞里，毛泽东想到彭德怀卓越的指挥才能，不禁诗兴涌动，写下了著名的《六言诗 给彭德怀同志》：

山高路远坑深，

大军纵横驰奔。

谁敢横刀立马，

唯我彭大将军。

战斗结束，彭德怀来到毛泽东住处，看到桌子上放着的这首诗。当他看到最后一句是“唯我彭大将军”时，当即拿起笔，把“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两位我党领导人的博大胸怀，伴随着这首诗，已传诵了半个多世纪。

81年过去了。4月的陕北已有暖意，山顶的杜梨树也已经开始抽芽。同行的县委组织部干部说，杜梨是陕北最有特色的一种野果，果实初尝酸涩，但经过萧杀的秋霜，就变甜了。苦尽甘来，红军长征不也正是如此吗？

“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北后，蒋介石如坐针毡，他打算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统一指挥陕甘宁青四省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其中东北军准备以5个师3万余人的兵力，东西对进，欲将整编之后只有1.1万余人的红军围歼。

对于红军来说，这场战斗异常关键——它的胜负关系到党中央和红军能否在陕北立足，也关系到东北军、西北军的政治态度。

清明时节，报道组沿着309国道，穿行在葫芦河谷。细雨绵绵中，我们到达了位于富县西部、陕甘交界子午岭地区的直罗镇，那场关键战斗的发生之地。

富县古称鄜州，在这块古老的土地上，曾发生过两次大的“奠基之战”：一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秦魏“雕阴之战”，此役为秦国的发展壮大、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二是近代史上的这次“直罗镇战役”，此战，为共产党在陕北壮大自己实力，争取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伟大胜利奠定了基础。

直罗战役烈士陵园位于直罗镇北宝塔山南麓，陵园内松柏苍翠，树木蓊郁。当报道组到达烈士陵园时，正逢富县直罗镇党委组织党员开展“两联系一承诺”誓师大会。青山处处埋忠骨，红色事业薪火传。宝塔山上，烈士英灵安然长眠；纪念碑前，共产党员誓言铿锵。

直罗镇当地同志讲述了81年前那场硝烟弥漫的浴血之战——

毛泽东在直罗镇大战开始之前，在作战命令上特别指出：“我们要的是歼灭战，不是击溃战！” 为此，毛泽东、彭德怀等决定把直罗镇当成大口袋，等敌人钻进来再打。红军集中了红一军团和红十五军团的优势兵力，并要求团以上干部到直罗镇周围察看地形，落实具体作战部署。我们登上柏山寺塔，俯瞰全镇，直罗镇的地形一览无余。当地同志说道：“你们看，这里东、南、西三面环山，北面是葫芦河，是一处打伏击的天然战场。”

那时，东北军57军的前锋109师从黑水寺出发，闯入直罗镇。在柏山对面，直罗镇老镇背后的寨子山上，有个财主的山寨。为了防止它被敌人利用，红军提前攻克了山寨，并且把寨子给拆了，敌人只好退守在现在直罗战役烈士陵园所在的柏山上。

一切准备就绪。敌人却并未按红军设想的意图行进，而是在直罗镇以西的太白镇一带犹豫徘徊，停滞不前达半月之久。为此，毛泽东、彭德怀再施运动战绝招——围点打援，命令红军加紧围攻甘泉之敌，以造成敌人判断失误。

敌军果然上当，1935年11月17日，敌57军主力开始沿葫芦河向富县前进救援，其前进路线必经直罗镇。为减少攻坚时的伤亡，节省弹药，红十五军军团长徐海东调集一个营的兵力，连夜将直罗镇上的坚固墙垣大部拆毁，防止敌人利用。

11月20日，一夜大雪。

当天下午，西路敌先头部队东北军第109师在4架飞机掩护下，孤军闯进直罗镇——红军布置的“大口袋”。由于一路未遇抵抗，敌军逐渐松懈，到达直罗镇后，忙着杀鸡宰羊，大吃大喝。殊不料，当晚埋伏在四周的红军主力突然将直罗镇包围。

21日拂晓，战斗打响。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分别自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发起攻击。敌军在睡梦中被突然袭击，溃不成军，至下午已大部被歼，109师师长牛元峰率残部500余人，退守到直罗镇东南的一个土寨子里，准备固守待援。

當晚，敌军从东南西三个方向增援，均被红军击溃后，其中敌106师617团被歼灭。由于事前动员转移了群众，敌军缺粮断水。23日午夜，敌109师师长牛元峰见增援无望，便冒险突围，被红军全部歼灭，敌师长牛元峰被击毙。“牛元峰被击毙的地方叫卧牛湾，距当时其固守的山寨子有1.5公里。”当地同志补充道。

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红军长征史》一书上记载，直罗镇战役，红军共歼敌一个师又一个团，毙敌包括师长牛元峰在内1000余人，俘虏5367人，缴枪3500余支。

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西北军。西路由甘肃派出的敌军，乖乖缩回甘肃，东路敌军也退出富县，陕北根据地展现出一个崭新的局面。

直罗镇战役，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对陕甘边区的“围剿”进行的一次战役，更是由来自中央苏区的红一军团和陕甘苏区红十五军团的首度联袂作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直罗镇一仗，中央红军同西北红军兄弟般的团结，粉碎了卖国贼蒋介石向着陕甘边区的‘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千不怕万不怕，只怕不一心”

位于富县北道德乡的东村，有一座当地民居风格的天主教堂。这座天主教堂，始建于1934年，是坐东面西、三面环谷的四合院形式。就是在这座教堂中，毛泽东听取汇报、组织会议、部署兵力，指挥了直罗镇战役。

1935年10月11日，直罗镇战役前，毛泽东率领的中央红军到达东村。在东村的福严院塔下，他们同徐海东率领的红15军团会师，开始了直罗镇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直罗镇战役作战方案就是在这座天主教堂旧址里形成的。11月30日，仍是在这座教堂中，毛泽东主持召开了营以上干部会议，作了《直罗镇战役同目前的形势与任务》的重要报告。报告中，他对直罗镇战役的伟大胜利作了全面的历史性总结。

4月7日清晨，天空飘起了细雨，报道组一行来到了东村会议旧址，追忆那段峥嵘岁月。出门迎接我们的，是在这里看护了20年的文保员秦宝社。

56岁的秦宝社是东村人，他的爷爷奶奶是那段历史的亲历者。讲述中，他格外动情：“为什么说老百姓愿意站在红军一边，支持他们？我举个例子，当年红军走到村口我爷爷家里，用8块银元买了几十个鸡蛋。百姓们从没见过这样的队伍，就是在这么危急的情况下，红军对我们当地老百姓还是秋毫无犯。”他接着说，“中央红军刚到教堂外时，一位连长向这座教堂里喊了三句话。第一句是，老百姓们，你们把城门开开；第二句是，红军伤了你们一只鸡，赔一只狗；第三句是，我们伤了一只狗，赔你一个人。”当时院内的神父是名日本人，他的保镖偷打冷枪，射中了喊话的红军连长。红军一个冲锋，就攻占了教堂。

说话间，秦宝社带着我们进入教堂。他动情地摩挲着柱子，说：“你们看这几根柱子，上面曾经写满了毛主席的亲笔字。”在昏暗的房中，棕色的立柱上墨迹已经斑驳，我们仔细识别，依稀认出两句话：

“一切工作要不怕困难。”

“千不怕万不怕，只怕不一心。”

11月30日，毛泽东在红一方面军营以上干部大会上所作的报告中，特别强调红军胜利的四点原因：一是两个军团的会合与团结；二是葫芦河与直罗镇战略与战役枢纽的抓住；三是战斗准备的充足；四是群众与我们一致。

在毛岸青与邵华合著的《我们的父亲毛泽东》一书中，对两军团结的情况描述得很清楚：毛泽东得知刘志丹被“左”倾冒险主义分子投入监狱后，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毛泽东还安慰刘志丹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毛泽东和党中央刚刚到陕北，便立即纠正“肃反”扩大化错误，使党内生活走上了正常轨道，这就为两个军团团结一致参与战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种一致对外的团结，不仅仅存在于两个军团之间，更存在于军民之中，为战役胜利打下了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直罗镇战役发生时，直罗镇上只有百余户人家。据镇上的老人回忆，由于连年战乱，人民生活很苦，镇上有的人家住在土窑洞，有的人家住在土墙小房里。但是战斗开始前，他们看到红军是站在穷苦百姓一边的队伍，便毫不犹豫地拿出自己家的大部分粮食和家禽支援前方红军，牲畜也用来运输粮草。而对于国民党队伍，因为之前他们的种种盘剥恶行，百姓异常愤恨，在转移前老乡们便把牲畜家禽都带走了，把粮食埋在洞里，没有给国民党队伍留下一点补给。这也加速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在直罗镇战役烈士陵园纪念馆，我们看到了展陈的一幅富县人民支援红军的数据统计图表：支援直罗镇战役担架队1550人；参加伤员接待站103人；参加游击队550人……合计人力36959人次，牲畜186头，战役结束后1780人参加红军。

在中央红军与陕北人民万众一心的同时，直罗镇战役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裂。蒋介石对东北军直罗镇惨败表现出的冷漠态度，使张学良彻底认清了蒋介石借“剿共”消除异己，令红军和东北军两败俱伤的險恶用心。

张选民老师是《直罗镇战役》一书的编写者之一，他向记者讲述了战役中这样一个小插曲：在红军追击到太白镇时，毛泽东做出了一个英明决策，他指示前线部队释放几个俘虏军官，让他们转告东北军领导人，只要东北军同意反蒋抗日，与红军停战，红军俘虏的人和缴获的枪可以如数归还。正是这些人，对以后红军同东北军共同抗日起到了正面作用。而红军对东北军俘虏的教育，以及同张学良等东北军领导人的沟通，进一步促使张学良和东北军将士从消极“剿共”到停止内战、联合红军一致抗日的转变。可以说，这一举动加速了国民党营垒的分化，对于日后的“西安事变”，以及红军同东北军之间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都产生了重要而积极的影响。

81年过去了，直罗镇战役还存在于当地百姓的口口传颂中。直罗镇战役的胜利，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打击了国民党军队的士气。它迫使蒋介石调整其战略部署，这为红军积蓄和发展新的战斗力量，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赢得了宝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