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争

摘 要：《沉沦》中存在借用田园诗意境、引述翻译外文诗和自作旧体诗等三种诗词叙事形式，展示了叙述人处于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和现代文化等不同文化心理空间的复杂状态，也使作品成为兼具小说和诗歌双方面特征的、在体裁上具有创新性的现代小说，这一形式上的变革从侧面反映了处于时代夹缝中的“五四”一代文人的现代转型。

关键词：诗词 叙事 现代小说 文本 文化空间

1921年10月，小说《沉沦》随着小说集《沉沦》的出版首次发表时郁达夫已经是个成熟的青年人，但此时无论是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还是文体意义上的中国现代小说都处于成长的“青春期”。因此，《沉沦》{1}中留下了不少青涩的印记，一个鲜明标志便是其中有大量的诗词叙事，具体表现在：借用田园诗意境，引述翻译外文诗和自作旧体诗。这些“青涩”的印记记录下了郁达夫最初走上现代小说创作的心灵历程和中国现代小说的抒情特色。别林斯基曾说：“艺术越接近它的某一界线，就会渐次地失掉它的一些本质，而获得界线那边的东西的本质，因此，代替界线，却出现了一片融合双方面的领域。”{2}对早期的现代小说来说，评论界对其关注主要集中于小说的一面，而忽略了其诗的一面。其实，没有哪个个别作品是某种文类——小说、戏剧、诗歌，或者其他——的完美标本，所有作品在文体特征上都或多或少是混合型。郁达夫的《沉沦》便是这样一篇兼具小说和诗歌双方面特征的、带有体裁上的不成熟性和创新性的小说。这一形式变革同时也折射出“五四”文人从传统的田园隐逸诗人向具有责任意识的现代文人转型的过程。

现代叙事学理论要求严格区分作者和叙述人，但郁达夫是“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这一文艺理论的忠实信徒，因此他作品中的叙事主人公有更多作者的影子。《沉沦》中“他”的家庭背景、求学经历、生活轨迹等有很多是和作者郁达夫重合的，尽管如此，依然不应该把《沉沦》中的“他”完全等同于作者。写作《沉沦》时郁达夫已26岁，而《沉沦》中的“他”是21岁，即使以自叙传的笔法，26岁的郁达夫在书写21岁的郁达夫时也已经有了不一样的心境，这一点在《沉沦》的诗词叙事中表现鲜明。现结合小说文本来细致梳理一下这一表现所内蕴的不同文化心理空间。

一、借用田园诗意境

《沉沦》开篇不久就是一大段外景描写，把读者带入到一幅看似恬淡的自然风光之中：

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依旧在她的轨道上，一程一程的在那里行走。从南方吹来的微风，同醒酒的琼浆一般，带着一种香气，一阵阵的拂上面来。在苍黄未熟的稻田中间，在弯曲同白线似的乡间官道上面，他一个人手里捧了一本六寸长的Wordsworth的诗集，尽在那里缓缓的独步。在这大平原内，四面并无人影；不知从何处飞来的一声两声的远吠声，悠悠扬扬的传到他耳膜上来。他眼睛离开了书，同做梦似的向有犬吠声的地方看去，但看见了一丛杂树，几处人家，同鱼鳞似的瓦屋上，有一层薄薄的蜃气楼，同轻纱似的在那里飘荡。{3}

这段风景描写虽然以散文的笔法写成，但却有着诗的意境，稍有中国传统文学修养的人很容易就能从中联想到陶渊明《归田园居》中的诗句：“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样叙事人“他”就以一个热衷山水田园诗的中国传统文人的面目出现。但细读这段田园风景描写又会发现其中不太协调的一点，从类似陶渊明田园诗般风景中走来的“他”手持的却是华兹华斯的诗集，这是一种穿越时空的文化空间错乱。在无形的文化空间中，把陶渊明和华兹华斯并置在一起，把公元5世纪的中国田园诗人和19世纪的英国湖畔诗人并置在一起，其实是把中国传统文化跟西方近现代思想并置在一起。陶渊明的山水田园诗和华兹华斯的浪漫主义诗歌虽然都擅长描写大自然，但其抒情主人公的内在思想却有很大的差别，陶渊明的诗产生于挂冠归隐后，诗歌的中心意境是隐逸和逃避，而华兹华斯的诗歌则源于对专制保守的批判，主题是强调个性解放和浪漫精神，整体意象是昂扬进取的。这二者一个内敛，一个外张，正是东西方文化内在素质的不同表现。而当“他”对这二者都热爱拥抱时，则表明其内心深处的矛盾心理，既被热情激进的浪漫主义所吸引，又无力摆脱成熟老迈的传统文化的束缚。在这里，传统农业国的田园风光被移植到新兴工业国的城市近郊，外在风景的恬淡悠远跟下文中“他”内心的焦灼不安和对性的极度追求形成强烈对比，由此形成一种非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种环境与人物的不协调源于叙事的张力，决定了《沉沦》内在的狂乱叙事与不和谐的审美风格，形成对中国传统的静穆圆润、协调完美的美学风格的挑战。

之所以形成这种错乱的文化空间皆源于叙事人所处的真实空间和由此造成的错乱的心理空间。此时叙事人“他”身处的是19世纪后期因师法西方工业文明而刚刚崛起的军事帝国——日本。这个偏置一隅的东方岛国曾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历代中华帝国面前，但经历明治维新强大后，却在十几年前打败了其曾经的师长之邦——大清帝国。为了国家民族的复兴，大批中国知识分子又不得不到这个岛国上来学习，虽然必须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中国知识分子在内心深处却无法接受这种师生关系的逆转。这种巨大的心理逆差在置身岛国的生理、心理和文化观念都处在发育期的年轻郁达夫感受起来更是刻骨铭心，以至于在二十年后他回忆起这段经历，仍充满了情绪化：“支那或支那人的这一个名词，在东邻的日本民族，尤其是妙年少女的口里被说出的时候，听取者的脑里心里，会起怎么样的一种被侮辱、绝望、悲愤、隐痛的混合作用，是没有到过日本的中国同胞，绝对地想象不出来的。”{4}因此，作为郁达夫代言人的“他”的文化心理空间就呈现出一种错乱的状态，身处的真实空间是明治维新后日本军法制形成的强权意识，理想中追求的却是西方的浪漫主义思想，而潜意识中根深蒂固的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隐逸之风，这一错乱的文化空间投射到一个敏感脆弱的“他”身上，便形成一种自卑又自恋、自渎又自傲的错综情感，而在行为上的表现就是对所有人的仇视与怀疑。《沉沦》全文有五处写到复仇，而“他”仇恨的对象则从普通的日本人到日本女人，又从中国同学到自己的亲人，直至最后发展到对祖国的怨怼：“我何苦要到日本来，我何苦要求学问。既然到了日本，那自然不得不被他们日本人轻侮的。中国呀中国！你怎么不富强起来，我不能再隐忍过去了！”{5}正是由于师生关系的倒错导致心理时空的错乱和文化空间的错乱，这种错乱也表明处于20世纪之交的时代夹缝中的现代中国文人的心理失衡，而这种失衡的心态反映在小说文本上则是山水田园诗的意境中徜徉着的是患有青年忧郁病的现代知识分子。

二、引述翻译外文诗

《沉沦》中有两处引述翻译外文诗，第一处在文章的第一节，先是引述了华兹华斯的两段英文诗，然后又借叙述人“他”之手把这两段诗歌翻译成汉语。第二处在第四节，同样是借叙述人“他”引述并翻译了海涅的一首德语短诗。在一篇小说里引用大段的外文诗歌，然后又借主人公之口来翻译成中文，这种小说和诗歌、中文和西文的嫁接不仅在此前的中国小说中是没有的，甚至在以后的中国现代小说中也是极其罕见的。那么，这样的叙写折射出作者怎样的叙事逻辑和心理状态呢？如果仅从文本内的逻辑发展线索来看，可以这样解释，“他”所摘录的这篇华兹华斯的诗歌题目现在翻译为《孤独的割麦女》，在《沉沦》中被“他”翻译成《孤寂的高原刈稻女》，诗歌中一个孤独的女子在旷野中边割麦边唱歌的意象恰与叙述人“他”此时的心情相似，因此，用华兹华斯诗中的意象来代替对“他”心情的描述也符合叙述逻辑。另一方面，华兹华斯是19世纪欧洲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他诗歌中张扬的个性和浪漫抒情的素质对于一个在闭塞的中国江南小镇生活了近20年的年轻人具有欲罢不能的独特魅力，郁达夫既然被其深深吸引就不可避免地让其笔下的主人公“他”也热爱华兹华斯。但这两个解释无法说明为什么要把诗歌再翻译一遍，翻译的工作完全可以留给读者或者评论者来完成。这个翻译是否有画蛇添足之嫌呢？翻译诗歌的理由除了考虑到当时的读者普遍不掌握外文，在阅读过程中如果再通过其他途径先翻译成汉语诗将会影响全文的阅读进程，我认为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作者希望告诉读者这样一个事实，“他”是一个具有相当高外语水平的有才能和天分的青年，由于《沉沦》的自叙传小说特性，这个“他”跟作者太过接近，某种程度上叙述人“他”精通外语，实际上也是在表明郁达夫本人精通外语且水平甚高。这个解释并非是批评郁达夫的虚荣和自负，而是想要考察包括郁达夫在内的那一代知识分子的真实心态。

众所周知，郁达夫有着相当高的语言天赋，除了汉语外，他还掌握英语、日语和德语等语言。在这篇小说里，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作者先后把自己所掌握四种语言的才能都展示了出来。这种近乎炫耀的写法恰恰反映了郁达夫自卑又自负的心理，其深层原因是对自己无力担负起“匹夫之责”的自责。郁达夫在写这篇小说的两年前曾经回国参加外交官和高等文官考试，但都未被录取，这更加重了他的自卑心理。但在20世纪初，能掌握三门外语的人才是非常罕见，这又使他内心有一种怀才不遇的自负感。这一代知识分子把救亡图存的责任天然地扛在自己肩上，他们也相当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热衷的经史子集、诗词歌赋是不能切实担负起救国之责的，学习更加实用、速效的理工科知识是他们走出国门的主要原因。因此，有过海外留学经历的新文学的早期倡导者，大都走过理改文的道路。不必说鲁迅的弃医从文已成为现代文学人尽皆知的轶事，创造社最初的几个同仁留学时期没有一个首选文科的，郁达夫、郭沫若最初选择的是医科，成仿吾选择的是造兵科，田汉选择的是师范科，张资平选择的是经济科。在报考预科的时候，郁达夫本来选的是文科，但在兄长的强烈要求下，改为医科。尽管是兄长的建议，但郁达夫最终改变初衷，也必定与留学生界重理工医、轻文史哲有很大的关系。这种“理性”的选择不是根据个人的爱好特长，而是基于一种空泛的国家观念，因此，实际学习起来是无法做到真正理性的。从郁达夫个人的传记中可以看出，郁达夫从小便爱好诗文，九岁时就能填词赋诗，被乡亲们看作“神童”。但诗词方面的天赋并不能帮助他学好医学，对于西医科，郁达夫本人大概和《沉沦》中“他”的看法是一样的：“他觉得学校里的教科书，真同嚼蜡一般，毫无半点生趣。”{6}当个人爱好的情感需求和实用主义的社会认同相冲突时，郁达夫选择了后者，但却沉浸于因前者得不到满足的矛盾之中，一旦有机会展示自己在语言方面的天赋，他便不遗余力地去展示，因此，《沉沦》中才有大段的外文原文及翻译。虽然这种汉语中夹杂外语、小说中夹杂诗歌的叙事方式让《沉沦》在体裁上变得不伦不类，但却能间接证明作者个人的才华和能力，也从另一个侧面表明那一代知识分子空有一腔热血，却报国无门的无奈。

三、自作旧体诗

《沉沦》有两首借主人公“他”之手自作的旧体诗，在小说中夹杂旧体诗是现代小说少有的现象。中国古典小说常在章节的开头或者结尾用一首诗歌作为引言或者楔子，用来交代本章节的主题或者叙述人的感喟。而在《沉沦》中，这两首诗不是放在小说的开头或者结尾，而是嵌入小说当中，我们以第一首诗为例来考察一下自作旧体诗在《沉沦》中所起的作用。第一首诗出现在文中的第四节，叙述人“他”回忆自己离开东京前往名古屋读书的情景，在一个冬日的夜晚万家灯火时刻，“他”一人坐火车离开熟悉的城市前往陌生的地方求学，产生了感伤的情绪，于是，便作了一首七言律诗来表达离别之情：“峨眉月上柳梢初，又向天涯别故居。四壁旗亭争赌酒，六街灯火远随车。乱离年少无多泪，行李家贫只旧书。夜后芦根秋水长，凭君南浦觅双鱼。”{7}离别的伤感本是最寻常的情感，也是中国古体诗最常见的题材，但这首看似普通的离别诗却暗含着作者的另一种心态。为了厘清作者的复杂心态，需要还原一下郁达夫在名古屋求学时的心灵历程。

1915年9月至1919年7月这段时期，郁达夫在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读书，这是郁达夫求学经历中最重要的一个阶段，也是他的生理、心理、价值观等走向成熟的一个时期。生理的成熟是个自然的过程，心理和价值观的成熟却是经历了一段时期的心灵炼狱和痛苦蜕变后才逐渐走上人生正途的。1916年前后，郁达夫学了短短不到一年的医学专业，却是他求学经历中最为失败的一个时期，“到1916年春天，他得了严重的神经衰弱，以至于期末考试时，七门功课只考了三门”{8}。这一年的9月，郁达夫就由医学改为法学，重读了一年级。至于为什么改变学科，在小说和传记中存在两种不同的说法。按照《沉沦》的说法，因为“他”跟兄长产生了龃龉，“他因为想复他兄长的仇，所以就把所学的医科丢弃了，改入文科里去，他的意思，以为医科是他长兄要他改的，仍然改回文科，就是对他长兄宣战的一种明示”{9}。而另外一种说法是：“9月，因医科费用太大，自己又爱好文科，故又改读文科，专攻法学部政治学科，重读一年级。”{10}然而在我看来，这两种原因都不过是改科的借口，深层原因则是郁达夫的个性价值与社会现实产生了矛盾冲突。郁达夫虽然在诗词方面有极高的天赋，但在理工医科方面却并不擅长，现代医学确认了人的大脑是有分工的，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分属大脑的不同区域，一种功能发达，另一种功能则会相对迟钝。郁达夫虽然并不了解大脑分工的专业知识，但他自己清楚地知道如果继续学医他将无法真正实现个人价值。在个性价值越来越受到重视的“五四”时代，如果无法按照个人的意愿实现个人价值那就是作为个人的最大失败，而抛弃自我，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报效国家又是郁达夫那一代知识分子最大的理想愿望。个人和民族的矛盾、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时刻折磨着郁达夫，而《沉沦》中这种矛盾表现为“他”心理的自卑情结和生理的性亢奋的矛盾。叙述人“他”是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心理和生理都不太成熟，有一种病态的自卑感，当“他”迎面碰见两个日本女学生后不仅呼吸紧张，手足无措，一句话不敢说，而且回到自己的寓所还在自嘲自骂地说：“你这卑怯者！”“你既然怕羞，何以又要后悔？”“既要后悔，何以当时你又没有那样的胆量？不同她们去讲一句话。”{11}而当“他”回忆起两个女学生眼睛里暗含的惊喜的意思时，更是懊恼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地位的卑下：“呆人呆人！她们虽有意思，与你有什么相干？她们所送的秋波，不是单送给那三个日本人的么？唉！唉！她们已经知道了，已经知道我是支那人了，否则她们何以不来看我一眼呢！”{12}可见，当时的“他”对自我价值产生了怀疑，自我认知出现了严重的问题。这种矛盾冲突最终发展为“他”的忧郁病发作。当其忧郁病发作时，除了生理和心理上的不适，也让“他”的理智变得不健全，跟情感爱好、生理和性爱都发生了矛盾。理智上“他”知道自己应该学习更实用的医学，而情感爱好上则更热衷于文学；理智上“他”知道自己应该自尊自爱，而在生理上则又控制不住地自渎；理智上“他”知道自己不应该对敌国的女性产生爱恋，而面对充满诱惑的日本少女“他”又难以抑制地产生了性爱。

而《沉沦》写作的1920年前后又是另外一种情形。当时作者已经26岁，在这四五年间，郁达夫不仅完成了高等学校的学业，而且已经在中日文坛都小有名气，给他带来名气的既不是他现在学的政治学科，更不是曾让他头疼不已的医学，而是他所擅长的传统古典诗词。在名古屋学习期间，郁达夫发表了大量的古体诗，成为日本汉诗界小有名气的诗人，颇受当时日本汉文学家服部担风的推崇，服部担风因为对他极为赏识，在和他交往中甚至错乱了长幼秩序，表现出有违长幼伦常的尊重。服部担风当时50岁，而郁达夫只是一名21岁的高等专科学校一年级的学生。有一次，服部担风为郁达夫送行，“他固执地一直把达夫送到车站。在那条五六百米长的土路上，担风拄杖步行，仰着头，和高坐在人力车上的达夫热烈谈话。达夫端坐在车上，脸上充满了惶恐、歉疚的神色。他坚持要下车，与担风一起步行。担风笑眯眯地拒绝了。担风平时送客一般都不出大门，通常只是走出书斋到庭院的走廊尽头便止步了。而初会达夫，他却不但送出门，还特意一直送到车站”{13}。这种被欣赏被尊重跟小说中“他”所叙被日本女子蔑视形成鲜明对比，真实的情形与小说中叙述的“他”的感受差别如此之大，而给郁达夫带来尊敬的恰是传统文化的诗词歌赋，而非现代社会需要的理工医科。当现在的郁达夫化身为“他”回忆当时的郁达夫时，他既要回到现场来描述21岁的“他”在日本女子面前怎样的自卑自贱，又想展示26岁的他有着怎样深厚的古诗词功底，因为这给作者郁达夫带来了人格的尊重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他要在现代小说文本中加上古体诗，以此来证明个人的能力和价值。

作为隐含叙述人的郁达夫是一个既羡慕传统文人的隐逸，又追求西方文人的浪漫，但更无法逃避现代文人的焦虑的书写者。《沉沦》的整个文本叙事就是一个理性的处于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夹缝中的成熟的“五四”文人借一个感性的心理尚不健全的患有青春期抑郁症的现代青年之口所做的情感抒发。这样，《沉沦》就成为一个散文和诗文、中文和西文的混合文本，一篇夹杂着不同时空的诗词叙事的、“不伦不类”的现代小说。但正因此，《沉沦》开创了中国现代小说浪漫抒情的一支，而这浪漫抒情的现代小说既离不开西方浪漫主义诗歌的因子，也离不开中国传统诗歌的抒情土壤和隐逸风气。但就技巧层面来看，《沉沦》中的这三类诗词叙事在艺术上并不完美，除了借用田园诗意境的叙事比较流畅外，无论是翻译外文诗词叙事还是自作古体诗叙事都有较明显的斧凿之痕，但也正是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传统文人从“诗言志”转向“小说书写人生”的艰涩，尽管艰难，郁达夫却从未停步，及至他最后一篇小说《迟桂花》，我们看到了郁达夫在诗词叙事方面实现了别林斯基所谓的“融合双方面的领域”所取得的艺术成就，《迟桂花》被打造成一篇真正的抒情诗般的小说，完成了诗歌与小说的真正融合，郁达夫也借此完成了传统文人向现代文人的转型。

参考：

{1} 下文中如不做特殊说明，《沉沦》均指单篇小说《沉沦》，而非小说集《沉沦》。

{2} 别林斯基：《别林斯基选集》（第二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版，第44页。

{3}{5}{6}{7}{9}{10}{11}{12} 郁达夫：《郁达夫小说全集·沉沦》，哈尔滨出版社2013年版，第14—40页。

{4} 郁达夫：《雪夜——日本国情的记述自传之一章》，1936年2月16日《宇宙风》第11期。

{8}{13} 方忠：《郁达夫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3页，第14页。

{10} 王自立、陈子善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郁达夫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第5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