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锐，朱显平（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



产业结构、城镇化与经济增长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王锐，朱显平
（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吉林长春130012）

摘要：根据2000—2014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以产业结构、城镇化进程为解释变量，以金融发展规模、财政制度、对外开放程度为控制变量的回归分析表明，工业化水平、城镇化水平、金融发展水平与经济正相关，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但不同地区的情况略有差异。工业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对中部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产业高级化对东部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对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有抑制作用。城镇化的间接传导途径也存在区域性差异，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且间接传导效应明显低于直接传导效应。

关键词：产业结构；高级化；城镇化；区域经济增长

一、引言及文献回顾

技术进步和主导产业依次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投入要素从低生产率的部门和地区向高生产率水平的部门和地区流动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生产率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生产要素的集中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的增长。2013年，曾经是美国第四大城市的汽车工业中心底特律申请破产，提醒我们要重新审视区域产业结构与城镇化的关系。根据美国城市地理学家诺瑟姆的生长理论曲线，城镇化过程需要经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以下的初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30%～70%之间的中期阶段，城市人口占总人口比重在70%～90%之间的后期阶段。在后期农村人口的数量相对稳定在10%以下，城市人口数量相对稳定在90%以上的饱和状态。后期的城镇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城镇化发展是一个缓慢、加速、再减慢的过程，整个过程呈一条被稍微拉平的S型曲线。简新华等[1]认为，从1950年至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一直超前于城镇化，反过来讲，与工业化水平相比，中国的城镇化一直是滞后的，1979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7.4%，而城镇化率只有18.96%。城镇化是否合理，不能以速度的快慢作为标准，而是要看城镇化的健康状况。在中国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城镇并没有出现诸如拉美国家和印度那样严重的大城市病、大量的失业和大面积的贫民窟。2014年中国的工业化率是42.7%，城镇化率为54.8%。①中国城镇化目前的速度基本合适，重点要关注城镇化进程中的产业结构问题。经济增长与城镇化水平正向相关。随着人口和各种生产要素不断向城镇群集中，城镇化将继续拉动经济增长。因此，中国需要继续提高城镇化水平。[2]冯尚春[3]指出了将人口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结合起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杨文举[4]提出应认识到城镇化和产业结构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进一步提出改革户籍制度，有选择地引进、改造和吸收适宜的先进技术，加大城镇基础设施投入，优化城镇投资环境和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等政策建议。朱显平等[5]认为提高金融发展规模和城镇化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夏泽义等[6]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是推动中国城镇化进程和促进产业升级优化的重要战略举措。蓝庆新等[7]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具有高水平区域集中、低水平区域聚集的特点；新型城镇化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强烈的空间冲击效应，能够显著提升产业发展层次；金融支撑、科技发展、市场化程度对区域产业结构升级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受引资质量和结构性偏倚的影响，资本流动对产业升级的影响效应不明显。杜传忠等[8]认为，我国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协调水平总体偏低且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东部沿海地区二者的协调水平相对较高，中西部地区的协调水平较低，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协调发展的体制机制，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模式，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与城镇化推进的有机结合。黄国平[9]指出，在中国城乡差距较大的二元经济背景下，资金更易流向大中型城市，农村和小城镇金融支持的缺失与落后制约着中国城镇化进程、农业现代化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任元明等[10]、干春晖等[11-12]、郑若谷等[13]对我国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和演进进行了分析。经济增长作为宏观经济关注的重要指标，长期以来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中心主题之一。

在工业化理论中，根据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将工业化进程划分为前工业化、工业化前期、工业化中期、工业化后期和后工业化阶段，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的经济特征。2010年后，我国劳动人口出现负增长，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增长率下降，经济发展阶段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基于增长结构转换的角度看，目前的增速放缓是一种结构性减速，是由投资驱动工业化高增长模式向效率驱动城镇化稳速增长模式的过渡，现在的经济增速下降是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结果。2010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综合指数达到66，这意味着2010年以后中国进入工业化后期。[14]此外，刘伟等[15]也认为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化后期。根据工业化史的“收敛假说”，在工业化进程中，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学习模仿先进国家的制度、技术和生产方式，实现经济高速发展和“赶超”，但在工业化进程后期可能会面临创新能力不足、“中等收入陷阱”等问题。[14]

产业结构变动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变量，对经济增长会产生重要的影响，特别是在当前我国经济社会转型过程中，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在城镇化进程中研究产业结构升级的推动力量和影响因素具有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借鉴已有的研究方法，以2000—2014年我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际统计数据为研究对象，研究产业结构变化对我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对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作用进行分析。

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经验分析

（一）变量选取和数据来源

本文以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为研究对象。模型变量涉及投入产出指标、产业结构等变量，我们将产业结构指标、城镇化指标、城镇化指标的平方项等因素综合考虑，构建如下回归模型：

各变量具体定义如下。

1.关于被解释变量指标选取。考虑到不同省份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性，本文采用相对性指标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率y作为被解释变量。

2.解释变量。产业结构指标。本文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以各地区第二产业产值比重（sip）、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比（tsp）两个变量作为产业结构指标。因为第二产业的增加可以有效反映我国的工业化进展情况，从三次产业产出的角度看，城镇化进程也就是第二产业比重不断提高的过程。有的文献采用非农产值比重度量产业结构的升级演变，但伴随着信息技术革命，工业化国家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经济服务化”的趋势，而非农产值比重这种传统的度量方式不能够反映经济结构的新动向，不能反映现代商贸、物流、金融、信息服务、软件外包等现代服务业的突出作用。在新信息技术革命的推动下，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一种重要特征，由于在“经济服务化”过程中，第三产业的增长率比较快。因此，本文采用第三产业产值（T3）与第二产业产值（S2）之比（本文记为tsp=T3/S2）作为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度量指标。tsp值越大，经济服务化的程度越高，这样能够清楚地反映经济结构的服务化倾向。[16-17]

城镇化水平（urb）。在目前文献中，有的采用非农人口比重来衡量，有的采用城镇人口比重来衡量，随着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以及扶持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城择业的政策引导，城乡二元割裂的现象得到改善，但是户籍政策本身带来的二元福利还没有完全消除，进城务工、创业的流动人口回到农村的可能性还很大，为了更准确地反映城镇化的综合水平，本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城镇化水平。

3.控制变量。（1）金融发展规模（blg），采用年末贷款余额除以GDP来衡量。（2）财政制度（feg），采用财政支出占GDP比重来衡量。（3）对外开放程度（open），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与GDP的比值来衡量。

鉴于数据可得性，本部分实证数据剔除了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我们将整体研究起点定于2000年，研究的四大区域面板数据集共包括2000—2014年期间31个截面的465个样本观察值，各变量的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新中国60年统计资料汇编》及各省市区的统计年鉴，个别缺失数据通过移动平均法补齐。

表1　全国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EGLS回归结果

（二）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研究

首先，我们以2000—2014年的全国数据为研究对象，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进行估计，总体上考察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表1所示全国总体数据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工业化水平（sip）、城镇化水平（urb）、金融发展水平（blg）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第二产业的发展和工业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经济增长；城镇化水平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示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城镇化的程度并非一直促进经济增长，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水平与经济增长负相关。在逐个添加控制变量的过程中，工业化水平（sip）的符号基本一致，说明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稳定的。这基本支持了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能够促进经济发展的主结论，也验证了城镇化与经济增长的“倒U型”关系。

为了更好地反映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下面对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分区域进行回归。②我们继续采用面板广义最小二乘法（Pooled EGLS），以2000—2014年的四大区域数据为研究对象，考察不同区域产业结构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根据表2所示四大区域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发现：金融发展水平（blg）、城镇化水平（urb）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金融发展以及城镇化水平的提高都有利于区域经济的增长，且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增长呈现“倒U型”关系，说明我国城镇化的程度并非一直促进区域经济增长，在城镇化后期，城镇化水平与区域经济的增长负相关；在分组回归的结果中，金融发展水平（blg）、城镇化水平（urb）的符号基本一致，说明继续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结论是稳定的。同时，不同区域发展各自具有其自身的特点：

表2　四大区域EGLS回归结果

1.从全国的回归情况看，第二产业比重（sip）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说明工业化和城镇化仍然是我国经济增长的持续动力。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均不显著，这也说明了目前我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一般认为投资、消费、出口是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目前国内的经济形势是产能普遍过剩，尤其是钢材、煤炭等行业库存积压严重，继续加大投资的空间很小。世界各主要经济体普遍不景气，我国出口乏力，加上国际金融危机的阴影未散，导致对外贸易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有限。虽然2013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总体上出口增长乏力。可见，目前我国经济增长不再主要依靠对外贸易来拉动，必须继续做好国内的市场，不断创新升级，调整供给。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我国的产业升级还没有完成，产业结构需要继续优化。从中国工业化进程看，2012年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为45.5%，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产值比重45%，在中国的产业结构史上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转折点。2014年GDP增长7.4%，高于第二产业7.3%的增长速度，分产业产值看，第一产业比上年增加4.1%；第二产业增长7.3%；第三产业增长8.1%。第二产业占GDP的比重为42.7%，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为48.1%。第三产业就业比重达到40.6%。从统计结果来看，服务业成为供给的主要驱动力，并且成为就业的主力。从工业产业内部结构变化看，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技术密集型产业、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制造和软件产业发展迅速。2105年钢铁行业出现全行业亏损，建材工业产能严重过剩、市场需求不旺，有色金属行业利润下滑明显。2015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规模以上医药工业、造船业的增速较快，汽车市场2015年呈小幅增长。2015年，我国造船三大指标市场份额保持世界领先，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以修正总吨计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38.3%、34.0%和36.2%。③总体看来，轻工、纺织、食品、家电等消费品工业增速普遍下降，新能源汽车、高技术产业、装备制造、运输设备制造、软件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等产业增速较快，反映了我国工业产业结构优化的趋势。

2.东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东部的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支出对东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东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也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城镇化、工业化以及服务业的发展是东部地区的关键，尤其是服务业中的现代服务业是实现东部地区产业升级的关键。由于服务业的发展需要依托一定规模的消费者，城镇不仅是第二产业的集聚地，也是第三产业的集聚地，城镇化过程也就是农民转向工业和服务业就业的过程，农民工为推动产业升级、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依靠的不仅仅是政策，更为重要的是基础设施的硬件和服务能力的软件。城市越是开放，越是国际化，单位面积的产值越高，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标越高，服务环境越好。产业结构高级化依赖于城镇高质量的金融、交通、通信、供水、能源供应等软硬件体系的支撑，应加快智慧城市的建设，建设高水准、多层次的现代市场体系，强化市场网络和保证市场正常运行的机制。城镇通过服务业成为主导产业来还原城镇的本来面目，而不是简单的房地产化。[18]

3.东北地区。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支出对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与东北的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回归结果说明我国东北地区在工业化进程中一直存在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从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看，2014年，黑龙江、吉林、辽宁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为45.8%、36.2%、41.8%，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48.1%，东北三省的服务业发展相对滞后，城镇化和经济发展的动力不足。因此，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并不能否定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只是对过去东北地区经济现象的一种反映。

4.中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sip）对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财政支出对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也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中部地区工业化进程相对滞后，服务业发展缓慢，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虽然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负相关，但并不能否定发展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这只是对过去中部经济现象的一种反映。

5.西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p）与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正相关；财政支出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并不显著；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也不显著。回归结果说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服务业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在西部资源禀赋和现有产业基础上，加快推进城镇化和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将有效带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

（三）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间接效用分析

本文验证了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存在“倒U型”关系的结论，并且可以看到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直接传导作用，但这并非是其唯一传导途径。通过建立如下回归方程，我们考察上述其他变量（X）与城镇化（urb）之间的关联情况（参见表3），进而找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的间接传导途径。[19]

1.全国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从全国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第二产业比重（sip）、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sip）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全国的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全国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1.302。可见，全国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仍然有利于经济的增长。虽然全国的经济增速放缓，经济增长进入“新常态”，但从目前的数据来看还没有达到“刘易斯拐点”，从宏观上看，城镇化仍然可以作为促进经济增长的着力点。

2.东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东部地区的政府支出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sip）、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产业高级化水平（tsp）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1.2295。可见，在率先实行改革开放的东部地区，城镇化对经济增长虽然具有直接促进效果，但是间接的传导机制已经出现了抑制作用。后期的城镇化不再主要表现为农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的过程，而是城市人口内部职业构成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东部地区在全国率先开展了工业化，也是改革开放、建立市场经济的先行者，随着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可以说已经出现了向“刘易斯拐点”过渡的趋势，进入了工业化后期。如何调整产业结构，加快构建“中国智造”的创新机制，转变发展方式，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防止“大城市病”出现，成为东部发达地区面临的难题。

表3　传导途径分析结果

3.东北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分区域回归中，东北地区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在传导途径中，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sip）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北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东北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3.8674。从表面上看，东北地区城镇化的作用与东部地区类似，城镇化对经济增长具有直接促进效果，间接的传导机制具有抑制作用。但东北地区的这一现象，不是人口集聚、产业结构集聚、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结果，而是长期以来产业结构失衡的结果。东北地区人口流失，产业结构相对单一，过分依赖汽车、石化等单一产业。从资源禀赋来看，具有优势资源的农业发展较慢，农业工业化进程缓慢，尤其是农产品产业链的延伸、农产品的深加工等发展落后。加之市场化改革相对滞后，市场配置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弱，导致城镇化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抑制作用。

4.中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分区域的回归中，中部地区第二产业比重、财政支出和对外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产业高级化水平（tsp）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中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中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11.8249。可见，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传导都促进了经济增长，但是第二产业比重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中部地区的工业化进程与东部地区比相对滞后，中部地区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禀赋情况，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5.西部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传导效果。在分区域回归中，西部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呈现不显著的情况，在传导途径中财政支出呈现不显著的情况，考虑到统计意义，我们对其予以剔除。仅考虑第二产业比重（sip）、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的影响。第二产业比重（sip）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西部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产业高级化水平（tsp）、金融发展水平（blg）作为间接传导机制对西部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具有抑制作用，整体上的间接传导机制影响程度为1.5060。可见，西部地区城镇化的直接和间接传导都促进了经济增长。西部地区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的发展特点和禀赋情况，在资源和环境可以承受的范围内，承接中部、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

通过研究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影响，我们发现，我国过去30年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主要是通过第二产业发挥作用，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要小得多，也就是说服务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在工业化后期，优化第二产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尤其是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成为当前的重要议题。

三、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00—2014年的省际统计数据，从产业结构的角度，考察城镇化对区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传导机制的影响，得到以下主要结论：一是工业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中部地区的作用并不显著，在东北地区有抑制作用。二是产业结构高级化的作用也存在地区差异，在东部和西部地区具有促进作用，在东北地区和中部地区具有抑制作用。三是在四大区域城镇化进程均有利于经济增长，并且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增长呈“倒U型”关系。四是城镇化的间接传导途径存在区域性的差异，在东部和东北地区存在抑制作用，在中西部地区存在促进作用，并且间接的传导效应明显低于直接效应。

综上所述，在“新常态”下，为了保持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们认为：一要优化工业产业结构，继续发展第二产业，尤其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要加快工业化进程，振兴装备制造业。针对东西部产业结构的非均衡状况，东部地区要继续优化产业结构，西部地区要继续加快工业进程，推进城镇化。二要努力转型升级，尤其是东北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粗放，产业结构相对单一，服务业特别是信息、金融等现代服务业发展滞后，工业化进程推动力不足，向第三产业演进乏力。美国的底特律由于产业结构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高级的产业形态不足、经济增长乏力，导致财政困难，对国内是一件值得警醒的事情。中国在城镇化的过程中要避免产业结构过于单一、产业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产生。合理调整产业结构，既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先进装备制造业，更要发展新型农业以及现代服务业。鼓励企业自主创新，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尤其是小微企业，解决服务业市场主体发育不完善、发展滞后的问题，发挥市场对服务业的引导作用。三要构建中国特色的“城乡双向一体化”。在城镇化过程中，人力资源不断集中，为产业发展提供了生产要素，促进了产业的发展；而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发展又为人力资源提供了就业岗位和机会，导致人口不断向城镇集中。在城镇化进程中，高新技术等高级化的产业结构对资本和人力资源的素质要求较高，对劳动力的需求少于传统产业，应注意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合理布局，确保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提高劳动力素质，为高新技术、信息咨询、商贸物流、金融服务等提供人力资源保障。进一步完善土地使用制度，盘活土地资源，使农村劳动力不再受土地的束缚，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市场，提高农村生产要素的市场化程度。

注释：

①本文中的工业化率是第二产业产值占GDP的比例，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14年第二产业所占比重为42.7%。城镇化率采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比重来衡量，均采用简新华等衡量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方法（参见文献[1]）。

②本文中的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具体划分，根据统计年鉴的相关说明，划分如下：东部地区10个省（市、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东北地区3个省包括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中部地区6个省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南。西部地区12个省（区、市）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

③数据来源于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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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方程

Industrial Structure，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WANG Rui and ZHU Xian-ping
（Jilin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130012，China）

Abstract：In this paper，based on provincial panel data from 2000 to 2014，the authors make a 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normal" by taking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s the explaining variables，and the scal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fiscal system and the degree of opening up as the controlling variabl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conomic level i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the level of industrialization，urbanization and financial development；there are the different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 between the level of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 in different regions. Industrialization is playing th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of the East and West regions，the negative role in that of the Northeast regions，and the negligible role in that of the Central regions；the high-class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playing the positive role in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in the East and West regions，and negative role in that of the Northeast and Central regions. The intermediary roles urbanization plays in different regions are also different；it is negative in the East and Northeast regions；it is positive in Central and West regions，and the effect of the direct intermediary roles it plays will lower than that of the indirect roles in these regions.

Key words：industrial structure；high-class；urbanization；regional economic growth

作者简介：王锐（1983—），男，吉林省榆树市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学和中俄国际问题；朱显平( 1954—)，男，吉林省长春市人，吉林大学东北亚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和中俄国际问题。

基金项目：教育部社科重大项目“中国图们江区域合作开发战略研究”（12JZD050）

收稿日期：2016-02-03

中图分类号：F12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266（2016）04-0064-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