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

信息被抬高到形而上学的高度：对人类创造力而言，信息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当信息没有地方可去、没有理论可应用、没有规律可适用、没有更高目标可服务时，信息是危险的。

围绕魏则西事件的争议，与去年底开庭的快播案有极大的相似，但这一次，舆论似乎来了一个大翻转——快播案中，舆论，尤其是商业类媒体多站在快播一方为“技术中立”辩护，或认为“即便有罪也属于互联网行业的原罪，社会普遍技术条件限制下的‘放任不应由单个企业来承担责任，快播是在为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原罪付代价，执法存在选择性倾向”。

这一次，发端于自媒体微信公众号的舆论普遍倒向认为百度“多行不义必自毙”，是青年魏则西之死的直接推手，因而也代表了“欺骗”这一“人性最大的恶”。

公众对百度的指责，已然不只是出于对一个青年学生死亡的惋惜。无可否认，百度这根“互联网时代的广告电线杆”，确实在相当程度上把路标指向了一个并不可靠的世界。

对于百度推广排名的法律定性，有待后续调查和司法认定作出，笔者在这里想谈的是，百度真的已独大至此，以至于“控制着普通人接触信息时代的入口”吗？或者说，在今天这个信息时代，当国人需要认识世界、认识自身的处境时，除了通过百度，除了遵循百度的推广排名所给予的路径暗示，真的已经别无选择了吗？

 百度推广已经深入中国城乡。

探讨这个问题，北美媒介环境学派第二代代表人物尼尔·波兹曼写于1992年的一本书——《技术垄断：文化向技术投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