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正

[摘要]《红高粱家族》是中国当代作家莫言的早期作品，最初发表于1987年。1988年由文本改编的电影获得38届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至此原文本才被人所知。之后，小说被著名汉学家葛浩文于1993年翻译成英文。英文版《Red Sorghum》一直被认为是集可读性与忠实性于一身的作品。尽管如此，比较原文与译文，我们仍发现翻译过程中明显的改写痕迹。本文将对原文与译文进行对比分析，并运用翻译操控学派代表人之一的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的操控因素，具体分析改写现象的深层次原因。

[关键词]红高粱家族 葛浩文 改写 操控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08-0077-02

一、红高粱家族和其译本

莫言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市，是中国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的作品中有6部被译成了英语，分别是《红高粱家族》《天堂蒜薹之歌》《丰乳肥臀》《生死疲劳》《酒国》。其中，《红高粱家族》是第一部被英译的作品，也是莫言早期的具有其典型写作特点的作品。

《红高粱家族》是莫言的第一部翻译成英文的小说，被认为是集忠实性与可读性于一身的典范。葛浩文的翻译使得莫言在美国以至于世界文坛的影响力得到提升。就像莫言自己所讲，“如果没有他的杰出工作，我的小说也可能由别人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出版，但是绝没有今天这样完美的译本” （Mo Yan， 2000）。但是经过对比分析就会发现，葛浩文虽然在翻译的过程中尽力去遵循忠实的翻译原则，忠实地传达原文的内容以及包含的情感，但是由于某些原因也对原文进行了改写。

二、勒菲弗尔及操控论

勒菲弗尔是翻译研究操控学派的代表。他把注意力放在影响翻译研究的具体的因素上，即权力、意识形态、体制和操纵等具体的因素上，他试图发现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是怎样通过权力运作，来改写文学和影响阅读公众的。

勒菲弗尔认为，翻译、批评、编辑、撰史都是某种形式的“折射”或者“改写”。翻译是一种改写，改写即操控，翻译的改写是为特定的意识形态服务的手段。改写或翻译必定受到目的语文化诗学、文学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制约，译者在此规范内进行操作。也就是说，改写的动机要么是为了同主流意识形态和诗学保持一致，要么是反抗流行的意识形态和诗学。（刘军平，2009：418）

作为翻译操纵者，这种改写或者是操纵，在本质上应被当作是文化上的必然。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必然受到各种社会文化因素的制约，除了应考虑原作者意图、原文语境、读者期望和反应，委托者和赞助者要求、作品出版发行机构的审查等与目的语或接受文化相关的因素也应考虑到。

三、具体改写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操控

意识形态，即制约人们行为习惯、信仰总的因素，它控制作品的观点，从作品的主题内容到形式风格，都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干预。翻译不仅依赖语言文化，更重要的是达到意识形态的预期。勒菲弗尔所指的意识形态是一种包含传统、惯例、信仰等宽泛意义上的含义。（刘军平，2009：423）

如果原文的风俗习惯、概念等对于目的语读者来说难以理解，译者就应该做出适当的改写。如果译作的意识形态与目的语的意识形态一致，译者在出版发行和读者反应上不会有矛盾。如果译作的某些信息与目的语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不相符，译者只能做出调整，改写或者删减。下面将引用具体的例子进行分析，来进一步探讨这些改写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因素的操控。

（一）宗教的操控

众所周知，大部分的西方人信教尤其是基督教，所以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可避免地要考虑这一点，从而就会不自觉地添加一些宗教色彩到原本没有宗教意味的句子中去，或者是将一些与西方基督教教义有背离的内容进行改写甚至直接删减。

（1）奶奶放声大哭起来，高粱深径震动。奶奶在唢呐声中停住哭，像聆听天籁一般，听着这似乎从天国传来的音乐。——《红高粱家族》（莫言，2003：34）

Grandmas piteous wails made the sorghum quake. Grandma stopped crying at the sound of the woodwind， as though commanded from on high. ——Red Sorghum （Mo Yan， 2003： 48）

这发生在奶奶作为新娘子坐着轿子被送往新郎家的路上。在山东有些地方有一个习俗就是轿夫在送新娘的路上要捉弄新娘来打发路上的无聊时间，也是为了报复新娘让自己肩上负重。为此，奶奶感到无助、绝望，忍不住哭泣。

在这么一个场景下，原句的“像聆听天籁一般”被省译了，而“从天国传来的音乐”被译成了“from on high”。在原文中，轿夫们知道奶奶将来的丈夫是麻风病人，所以吹的曲子也是让人倍感悲伤，但是在奶奶的眼里这悲伤的曲子却是一首挽歌，像是解脱与自由的声音，更为确切地说，是死亡的声音。西方读者固然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么一种悲伤却被原作者写成是美妙的与圣洁的“天籁”，所以译者直接省译。同时，“从天国”被改译成了“from on high”而不是“from the heaven”。在原文中，此时的唢呐声代表着一种悲伤、绝望与死亡，更像是来自于地狱的召唤。在基督教教义和圣经中，天堂代表着圣洁与高尚，所以原文中的死亡与悲伤是与西方的宗教不相符的，如果译者照实翻译必将会受到西方读者的驳斥。鉴于此，译者进行了改译，仅仅说声音唢呐声“来自于上空”，完全省略了原文中的与西方宗教相背离的信息。

（二）政治因素的操控

原文本的写作背景是抗日战争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因此涉及不同的政党与对立的国家。这也就不可避免地有一些政治色彩在里面，其中有对共产党的褒奖，也有对日本人的贬低。然而，这本书要在上个世界90年代由西方国家出版社出版，同时译作又要面对全球的读者，许多政治色彩较浓的内容就被删减掉了。

（2）父亲对我说过，任副官八成是个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里很难找到这样的纯种好汉。——《红高粱家族》（莫言，2003：46）

Father told me that Adjutant Ren was a rarity， a true hero.——Red Sorghum （Mo Yan， 2003： 62）

葛浩文将原文中的“共产党”翻译成了“rarity”。“rarity”汉语意为“特殊的或者是不一般的人”。与“共产党”这个词相比，“rarity”不含有任何的政治色彩，并且原文中是对共产党进行称赞，将“共产党”省略就可以避免书原作中共产党正面的形象与西方历来所宣传的“邪恶”的形象冲突。并且这种改写也是译本得以发行的需要。尽管美国号称自己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但是在书籍出版、言论和其他媒介对于共产党的相关信息仍是有严格限制的。特别是在苏联解体后，中国成为了西方国家的头号威胁，这也是为什么西方一直会宣扬中国威胁论。由此西方一些政府及相关媒体极力树立中国执政党的“邪恶”形象。然而，原书中对于共产党的赞颂与西方媒体长久以来的宣传共产党的“邪恶”形象是背道而驰的，因此作者进行了删减来满足政治需要。

政治因素对于翻译过程的操控我们也可以从对于侵略者的描写中发现。因为故事背景是抗日战争时期，所以其中必定描写了中国人民对于日本侵略者的仇恨，然而从这些信息里面我们可以发现明显的改写痕迹。

（三）社会伦理的操控

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相比，中国人更加传统与保守，这一点也体现在文学作品中，尤其是涉及到一些与性有关的信息。中国人通常是谈性色变，而西方人包括相关的媒体却可以将这中国社会中的禁忌拿到桌面上品头论足。由于社会伦理的区别，人们对于相关信息的观念也是不同的，因此，葛浩文有意识地对相关信息进行了改写。

（3）奶奶不理孙五，向倚在墙边的一个长脸姑娘走去。长脸姑娘对着奶奶吃吃的笑。奶奶走到她眼前时，她忽然蹲下身，双手紧紧地捂着裤腰，尖声哭起来。她的两只深潭般的眼睛里，跳出疯傻的火星。——《红高粱家族》（莫言，2003：46）

Ignoring Sun Five， Grandma walked up to a long-faced girl leaning against the wall， who smiled weakly， then fell to her knees， wrapped her arms tightly around Grandmas waist， and began to cry hysterically.——Red Sorghum （Mo Yan，2003：52）

这个片段中的事情发生在“长脸姑娘”——玲子被人强奸以后，奶奶去看望、安慰她。当奶奶走向玲子的时候，由于先前事件留下的阴影，玲子下意识地做了“紧紧地捂着裤腰”的动作来保护自己。在我们看来这个动作是合情合理的。

但是在翻译时葛浩文进行了改写，甚至我们可以说是对原文的误译。原文中玲子是抓住了自己的裤腰来保护自己，而葛浩文译成了“玲子紧紧地搂住奶奶的腰”，以此来得到奶奶的安慰，并且将原文中表示玲子已经神志不清的“吃吃的”译成了“weakly”，将“疯傻的”译成了“hysterically”。对于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来说，玲子“紧紧地抓住裤腰”的动作在程度上有些反应过度了，甚至于他们无法理解玲子受到性侵犯后为什么会发疯。在西方社会的伦理中，人们对待性有着更加开放的态度。生命是重于一切的，在生命危险面前，为了保护自己可以牺牲金钱甚至于是自己的贞操。如果葛浩文按照原文忠实翻译，定会令西方读者很迷惑，所以进行了改写来适应西方社会的道德伦理观念。

四、结语

尽管我们认为忠实传达原文的内容是翻译的基本要求，然而在文学翻译，尤其是汉译英的翻译中，我们仍会在译文中发现大量的改写痕迹。这些改写并非是译者随意按照自己意愿进行的，有很多更加深层的原因，意识形态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本文通过对莫言小说《红高粱家族》和葛浩文相应的译作的分析，发现了大量的改写现象，并通过勒菲弗尔操控理论深层次地分析了操控现象。改写一方面传达了原文的基本内容，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做出巨大贡献；另一方面，也正是翻译中的改写使原文中的文化和审美取向更加符合西方的需求，进而使作品的出版成为可能，为中国现当代文学进入世界文坛起到促进作用。

【参考文献】

[1]姜智芹.西方读者视野中的莫言[J].当代文坛，2005（05）：

19-25.

[2]李刚.莫言创作美学品格的叙事研究[D].聊城大学，

2006.

[3]刘军平.西方翻译理论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

2009.

[4]卢东民.葛浩文及其中国文学翻译事业[EB/OL].http：//

www.fulisi.net/news/Wz_20058709491082.shtml，accessed：Nov 12.2009.

[5]莫言.红高粱家族 [M].当代世界出版社，2003.

[6]Goldblatt，Howard.Red Sorghum[M].Viking Penguin，USA，1993.

[7]Lefevere，Andre.Translation/History/Culture：A Sourcebook[C].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8]Lefevere，Andre.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the Literary Fame[M].Shanghai：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9]Mo Yan.My Three American Books[J].World Literature Today，2000（03）：473.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