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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爱的》对当下社会问题的悲情反思

2016-05-17史海静

电影文学 2016年9期
关键词:生存现状社会问题

[摘要]在丰富的女性苦情戏传统中,除去女性的爱情婚姻悲剧之外,母亲失子确乎也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叙事主题。区别于一般影视剧中极具戏剧夸张性的苦情桥段,电影《亲爱的》表现出的则是一股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影片以生活在中国社会金字塔底层的普通老百姓为叙事主体,叙事线条粗犷大胆,色调沉郁,是一部抛却了浮华与高调,充满了乡土气息的影片,其反映的当下社会现状引起了观众的极大共鸣。

[关键词]社会问题;苦情戏;生存现状

由陈可辛执导、赵薇领衔主演的影片《亲爱的》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打拐”为主题,聚焦现实生活中被拐家庭的悲情遭遇,影片立意高远,力争以理性的视角对被拐案中所有无辜的人给予平等的同情和关怀,其现实意义引人深思。

一、接受美学上的悲情旋律

从影片创作者以及专业影评人的视角来看,上文中的评价是十分准确的,电影《亲爱的》也确实表达了这些社会现实意义。然而,假如一部影片只有立意上的深度和艺术上的高度,利用社会现实问题来引发人们的同情心,是否就可以说这是一部成功的作品呢?笔者认为不尽然,一部影片的成功还应考虑其是否赢得了观众的心。试想一下,观众在经过一周的忙碌之后,踏进电影院是为了放松精神,而并不是为了体察影片的高深立意,也不是为了唤醒自己的悲悯情怀和对社会现实的理性分析。事实上,绝大多数的普通观众在观影的过程中并没有这么清晰的思考,除了一些高知人士或者电影人以外。普通观众并不能很好地接受影片的高深立意,也并没有这方面的相关需求。相反,他们的观影需求很简单,只是想放松心情,欣赏一个有趣的故事而已。换句话说,他们更关注的是影片的故事情节是否能引起自身的情绪波动,是否能让他们悲伤、欢喜、激动,甚至是恐惧。假如一部影片无法成功调动起观众的情绪波动,那么这部影片在商业市场上就很难生存。因此,不管专业影评人和主创团队如何说,电影《亲爱的》成功戳中了观众的泪点,对于普通观众来说,它确实是一部成功的电影,它成功地做到了调动观众的情绪。

能够令人垂泪的故事,在西方被称为“悲剧”。在西方戏剧领域,“悲剧”预示着不圆满,其故事情节一般充满了挫折和磨难,结局也往往是悲观的,但是影片的灵魂深处在歌颂主人公的抗争,歌颂人性善的一面和生命的顽强神圣。西方戏剧学中的悲剧在一般情形下都会用于表达抗争的力量,主人公始终都在坚强地追求着,这份执著可能在是非观上来看是错误的,却是出于人性的驱使。主人公的追求会在挫折中以失败结局,而这种人性的追求却成为永远的丰碑。在观赏西方悲剧之时,观众会在泪水中点燃激情,在哀伤中找寻感动,通过主人公的斗争史来升华自己的情怀,例如莎士比亚的经典悲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等。而中国的叙事传统与西方截然不同,中国戏剧中的主人公通常并不是主动去追求什么,而是遭遇了外部因素的打击,例如家庭变故、事业跌落等,在重击之下,主人公开始在忍耐中斗争。主人公的遭遇激起观众的同情心,令观众潸然泪下。而中国的戏剧故事结局往往是大团圆的,主人公的冤情得以平反,破碎的感情再度团圆,一切苦难不过是暂时的,最后一定会安排一个富有希望的结局来平和观众的悲伤。尽管我们也在用“悲剧”这个词,事实上“悲剧”源于西方戏剧学,严格意义上来说,按照中国戏剧传统,令人垂泪的故事应当被称为惨剧,然而由于这个词太过严肃凄苦,人们又给这类故事取了一个更为贴近生活的名字——“苦情戏”。但是,由于“苦情戏”又太过接近乡土人生,并未引起学者的重视,虽然在当代影视剧中这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叙事模式,却尚未形成相应的理论体系。

二、“苦情戏”对现实的宣泄

尽管没有理论支撑,但“苦情戏”的发展势头却越来越迅猛,尤其在电视剧领域,已经达到了泛滥的程度。早在2009年,这种势头就引起了广电总局的重视。时下的苦情电视剧中大多渲染家庭的苦难,感情纠葛、婚姻破裂、家庭崩溃成为苦情戏中必有的桥段,但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种对家庭和情感不稳定的大肆渲染并不是好现象。从这个角度来说,电影《亲爱的》也讲述了家庭苦难和婚姻破碎的元素,甚至还描写了两个家庭的破裂,堪为“苦情戏”的典型代表,其社会意义应该有悲观的一面。

然而,所谓的社会不利影响,其判定还是要将影片的题材考虑进去。本文中,我们对中国传统苦情戏进行深度分析,得出以下几点结论:第一,苦情戏通常从女性的角度进行叙述,例如含冤而死的窦娥、怒沉百宝箱的杜十娘、被丈夫抛弃的秦香莲、苦守寒窑的王宝钏等,这些女性都因为男人或者男权社会的政治特性而遭遇苦难。而这些人物本身都是拥有真善美品格的好人,她们的善良恰恰反映了她们的无辜。苦情戏惯用的套路就是让灾难降临在秉性纯良的女性身上,似乎这样的叙述更容易激发观众的理解和同情,这大概是由于通过故事流露出一种对残酷现实的无力感,也是由于中国的观众普遍骨子里存在着受虐倾向。通过欣赏这类苦情故事,观众自身随着主人公的遭际完成一次历经苦难最终获得圆满的幻想,其灵魂深处的自伤情绪和对外界的怨愤被故事激活,使得观众在体会悲伤的情绪中完成了自我发泄。第二,苦情戏中的苦难设定都是具有浮夸特性的,其结尾也都会画上虚构的圆满句号。所有的矛盾都圆满化解,观众的苦难体验也以完美告终,这样的结局设定使得苦难停留在戏剧里,而不至于照进现实生活。在很早之前,中国影视界就已经摸索出了一套苦情戏的成熟套路,例如曾经名噪一时的时代影片《一江春水向东流》。该影片虽然对抗日战争时期的特定时代进行了大幅渲染,但其核心还是以素芬的秦香莲式遭遇进行叙事,讲述了素芬遭到丈夫抛弃的苦情生涯。

善良的女性遭到婚姻变故是中国苦情戏的经典套路,与之相同,还有一个苦情戏的惯用主题就是母亲痛失孩子,例如影片《妈妈再爱我一次》。这类影片大多设置一个邪恶势力,在这种势力的逼迫下,强行将可怜的母亲与孩子分开,母亲的角色一定是善良并无辜的,她不仅遭受失子之痛,尊严往往还要被别人践踏,借此唤起观众的同情。如果说女性在婚姻和家庭中的苦难大多源于丈夫的抛弃和叛离,那么母亲失子的原因则可能来自多方面,例如遭遇夫家的险恶和丈夫的懦弱、社会上的邪恶分子破坏、战争或事故等不可抗力都有可能造成这一悲剧,其成因的广泛性决定了这种故事套路更适合与社会现实接轨。

影片《亲爱的》无疑是以母亲失子为主题的,影片的上半部分,田文军和鲁小娟夫妇一直在寻找被拐的儿子,其执著令人感动。但是,假如影片只是单纯地讲述父母寻找被拐卖的孩子,经过千难万险,终于让孩子回家的故事,我们不否认这依然是一个好故事,但终究流于平常,震撼力不够强。

我们不难发现,在田文军发现孩子丢失时的着急与愧疚以及找到孩子之后的痛哭,虽然也令人感动,但催泪度并不高,男人的坚持不懈于观众而言,更重要的是成功后的成就和激动,而不是对过程艰辛的同情。而真正催人泪下的是在集体活动中,一位同样失去孩子的母亲笑中带泪的自我慰藉。对于催泪,女性的悲惨遭遇假如换成男性,就会事倍功半,女性永远比男性更值得同情和怜惜。而在影片的后半部分,故事的叙事主体转为赵薇饰演的李红琴,李红琴失去了从小养育的孩子,是一位无助又可悲的母亲,李红琴的故事引发的泪点不计其数,故事开始真正进入“苦情戏”套路。李红琴面对失子的绝望,开始了惨烈的斗争。她曾经被警察责难,被福利院赶出去,被失去孩子的父母们当街痛打,甚至为了在法律上赢回孩子而以身体为代价来换取证词。尽管千般苦难,依然没有打倒这个可怜的母亲,她不惜冒险爬上二楼,只为了隔着窗户看一眼自己的孩子。李红琴的苦难正合了苦情戏的典型设定,激起了观众对这个悲惨母亲的悲悯,并唤醒人们对现实世界无情的反思。这种反转使得该影片在单纯的失子故事中有了新意,也更符合传统苦情戏的经典设定。

三、现实社会写照

显而易见,电影《亲爱的》虽然也是“苦情戏”,但区别于传统影视作品中对于“苦情”部分的虚构和夸张,表现出一股浓烈的现实主义色彩,充满乡土气息。

同样的故事大纲,却可以有截然不同的呈现方法。如果影片《亲爱的》在人物设定上更青春靓丽,色彩更加明艳,表演更加夸张,会生成一部完全不同的作品。而且,这种风格不一定会比现在现实主义的风格效果更差。例如,以琼瑶作品为代表的台湾剧作也曾经被观众所追捧。而电影《亲爱的》却另辟蹊径,几位主演的表演都非常贴近生活,几乎没有戏剧夸张的成分。赵薇更是一改往日形象,服装、化妆都还原了农村妇女的形象,还操着一口乡土气息浓厚的安徽口音。整个主创团队都努力贴近一个现实生活中小人物的视角,展现他们眼中的世界。整部影片在光线和后期上都尊重现实社会,所有镜头都是在实景场地拍摄。除了几个戏份较重的主演外,其他演员都是起用了非专业人士,他们口中的方言和脸上的朴实都让我们时刻感觉到一种真实。

电影《亲爱的》用高度写实的风格来完成一部由众多明星联袂演出的商业大片,成为一部最像纪录片的商业电影。高度的写实风格使观众被影片真实的颗粒感所感染,我们甚至可以说,纵观中国主流院线的影片名录,鲜有这样大胆的风格突破。电影《亲爱的》作为一部大成本、大明星的大手笔作品,对一贯商业大片光鲜亮丽的风格进行了挑战,也许正因这种作品的稀缺,才给观众带来了新奇感,尤其是赵薇的主动“扮丑”,更是一度成为媒体热议的主题。

然而,陈可辛虽然进行了风格的突破,却没有遵从纪录片教条主义的刻板节奏,采取散碎的生活流方式来还原现实生活。电影《亲爱的》保持了正常故事片的剪辑手法,节奏有张有弛,虽然是写实风格的作品,但创作者还是给观众讲述了一个好看的故事。黄渤饰演的田文军是影片上一部分的最大看点,痛失爱子之后,田文军踏上了漫漫寻子的征程,他带着前妻鲁晓娟和许多被拐儿童家庭一起上路。影片中有一段汽车追逐的画面,令人十分紧张,虽然最后他们依然一无所得,却调动起观众激动的情绪,从“动作戏”的角度吸引了观众。影片后半段重心转移到赵薇饰演的养母李红琴身上,即便如此,依然凸显了一些富有动作性的部分。李红琴冒着生命危险徒手爬上二楼只为看孩子一眼,李红琴为了换回证据不惜牺牲了肉体,李红琴被被拐儿童的家长们当街痛打,这些段落画面冲突感极强,令人久久不能平静。主创人员虽然完成了一部写实主义的作品,却不断制造悬念,放大矛盾冲突,增强画面动感。所以,电影《亲爱的》虽然写实,却饱含着剧情片的观赏性和戏剧性。

四、结语

电影《亲爱的》以其独特的风格赢得了票房和艺术上的双丰收,这其中有多重原因。强大的演员阵容、主题紧扣“打拐”这一社会问题、“苦情戏”的套路、戏剧性强的故事、主创人员专业的技能、因为写实而乍显非主流营造出的新鲜口味等,都是影片的亮点,这些因素一起发挥作用,打造了一部成功的电影。该片既有立意上的深度和艺术上的高度,又满足了观众情绪发泄的需求。相比于其他港台导演,陈可辛来到内地之后,准确地抓住了内地观众的口味,他的每部作品都为内地电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典型,延伸出一个全新的高度。例如,电影《亲爱的》就是其典型代表作,以生活在中国社会金字塔底的普通老百姓为叙事主体,线条粗犷,色调沉郁,是一部难得的写实主义佳作。

[参考文献]

[1]刘晓倩.从格雷马斯的叙事学理论解析电影《亲爱的》[J].重庆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4(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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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肖世才.电影《亲爱的》人文关怀探析[J].电影文学,2015(16).

[作者简介]史海静(1978—),女,河北唐山人,硕士,西安文理学院艺术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声乐演唱与教学、歌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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