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无论是什么题材和什么类型，香港电影永远都是从香港的角度去书写和描述问题，并且这些影片永远都是用香港的思维方式去思考和呈现。前者是为了展现香港本土的社会价值取向，后者则是为了展现香港这座移民城市特有的思维方式，影片《桃姐》可以作为这个观念的最好证明。香港电影所具有的独特性格在整个中国电影史上占据着重要位置，其高票房的回报和温情脉脉的主仆关系背后，是六十多年来香港跨文化心理的纠结与展示。

[关键词]新市民电影；跨文化；历史观照

《桃姐》这样的“老年”题材影片，既是“纪念一下那段历史”，也跟影片创作者的文化积淀和人生阅历密切相关。电影继承了传统新市民香港电影的基本套路，其所有的特质，均可以从中国电影历史的发展脉络中找到归属。

一、本土文化的流变与文化传统的体现

自20世纪70年代初开始，具有香港本地特色的文化内涵才逐渐被人们提炼并表达出来。电影研究人员对香港电影的不同历史时期进行划定以后发现，划定结果与香港文化的转变存在耦合现象，甚至很多都完全一致。电影《桃姐》就是反映那个时代文化内涵的代表，影片所宣扬的社会主题就是在那个年代被香港社会承认和肯定的文化内涵。

虽然电影是描写老人生活的故事，但是它所展现的主题是非常确定的，即记录并宣扬香港特有的文化精神。这一点我们从电影开头的序幕文字介绍中可以非常清晰地理解这些文字的内容是：“本故事由真人真事改编而来，钟春桃又名桃姐，祖籍台山，穷苦出身，刚出生不久就被人抱养，养父被日本人杀害，养母没有能力再抚养她，几经波折将桃姐送到梁家做下人。从十三岁进入梁家开始桃姐已经服侍了梁家上下四代人，总共六十余载。”

粗略地分析这段序言文字可以看出，其中包含了众多历史内容。第一，桃姐的人生经历使得她成为香港文化和人民的典型代表。籍贯是台州，这个地理位置在珠三角地区，与香港、澳门和南海等地接壤，由于战乱和家庭变故来到了香港，这个身份与香港地区居民的移民构成相契合。桃姐的养父被日本人杀害，这个时间段应该在20世纪40年代；而失去了养父后养母不能独立抚养桃姐，因此将其辗转送到香港，这个时间虽然没有具体的说明，但是脉络还是非常清楚的。第一个时间段指的是抗日战争时期，而第二个时间段则是在国内战争阶段大批内地人涌入香港的时期，这两个时间段与人物经历的耦合使得桃姐的身份具有非常明显的身份特征。第二，桃姐从十几岁到年过花甲一直在为香港的梁家服务，这样的经历和时间段也同新中国发展的阶段同步。也就是说，几乎在香港生活了一辈子的桃姐，她的根还是在内地，她身上展现出来的是香港文化特征。因此，从这段影片序言里面可以看出这部电影就是要记录属于本土香港人的经历。

香港本地文化的另一个特点，也是香港影视作品的传承及特色，即电影善于观察生活的细节，并且毫无保留地将这些细节呈现在观众面前。现在的香港电影同内地电影作品风格差别较大，究其原因，应该是和解放战争时期发生的重大历史变革息息相关。从外表上看香港电影的风格和主题千差万别，是一个百花齐放的繁华景象，但是联系香港电影的发展历史细细地品味就会发现，这些电影的起源和传承都是来自民国时期。可以这样理解，不断发展前进的香港电影在各个时期都非常接近于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内地电影，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内地电影就是特别注重对生活细节的刻画和展现。20世纪20年代初的旧市民电影常常将爱情和婚姻作为影片的主题，新市民电影出现之后，电影的元素增加了许多，但是这个主题亘古未变，就算是以革命、暴力和阶级斗争为主要内容的左翼影片，也都将男女之间的感情放到重要位置去阐述。到了20世纪40年代初，太平洋战争爆发，整个中国都深陷战争泥潭，此时的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一样更多地将镜头对准了展现爱国情怀和保卫国家的主题上，此时新市民电影已经成为整个中国电影的流行趋势。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地电影的主题开始发生急速的转变，以往描写爱情的新市民电影主题被抛弃，取而代之的是宣扬共产主义英雄和社会主义文化的主题，但是香港电影没有发生转变，那些深受观众喜爱的武术电影或者喜剧电影都可以认为是新市民电影的蜕变和升华。

换句话说，新中国成立以前，整个中国的电影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人们生活琐事的关注和表述，一个非常明显的例子就是对于吃饭场景的描写，常年挨饿的日子让中国人对于“吃饭”有着特殊的情怀，因此，这个年代的中国电影会花费很大的精力去展现寻常百姓的吃穿住行，尤其吃饭更是其注重描写的场景。观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内地电影，政治色彩和意识形态占据了影片的全部内容，反映人们平常生活状态的片段，尤其是吃饭的镜头几乎消失了。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前，内地电影不论是在描写哪个行业，还是歌颂哪一种精神，或者是任何一种主题，吃饭的场景都在镜头前消失了，偶尔有一些描写吃喝的镜头也都是为了展现反派角色的贪婪。反观香港电影，无论是哪个时期、什么类型的影视作品都会出现吃喝的场景或者是间接出现这些镜头，类似于“我们去吃东西吧”“中餐还是西餐”“想不想来碗面”等语言经常会出现在电影中。分析香港电影的历史和发展经历我们可以判断，这样的巧合并不是简单的现象，而是拥有深厚的历史及社会根源在里面。因此，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香港始终坚守了“民以食为天”的传统观念，并在电影作品里面毫无痕迹地展现出来。

按照这样的思路分析之后，香港电影这么热衷于吃饭镜头的描述，可能还有另外一个现实的缘由，即电影的创作和发行就是为了解决这么多人的吃饭、生活问题，因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满足生活的最基本需求是摆在占香港人口大多数的移民者面前的头等大事。更何况任何题材和故事情节的电影都不会与吃饭冲突，只要是有人参演的电影都能够顺理成章地将吃饭场景自然地融入情节之中。电影《桃姐》也融入了大量的与吃饭相关的镜头，电影的开始阶段就是桃姐从菜市场满载而归，然后才是那些序言，此后的电影场景里面更是出现了许多个吃喝画面。

二、移民文化情结

家和亲情是中国传统文化极为推崇的。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内地电影几乎切断了对这种感情的描绘，转而被当时国家重视的意识形态和阶级斗争思想的论述替代，但是香港电影由于其特殊的历史和地理原因继续保持了原有的对亲情等情感的刻画，并没有受到太多的政治因素影响，电影《姚姐》就是一个代表。年少时从内地来到香港的桃姐与她所侍奉的梁家没有血缘关系，随着她在梁家的日子不断增加，从前的那种主仆关系早已经被浓浓的亲情取代，例如梁家的小辈人都会亲切地称呼她为“干妈”。桃姐的这种经历，我们可以看作是人的情感升华的自然结果，更为确切的是这能够反映香港移民人口和本地人口之间的文化融合，外来文化同本土文化达成了内在的统一。

如果单纯地将这部《桃姐》归类于讲述家和亲情的情感类电影，那么这样的电影同中国早期的旧市民影片不会存在任何差别。新市民电影相较于旧市民电影最大的进步就在于前者将那些传统中国思想（包括亲情）同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背景相融合。影片《桃姐》并没有使用特殊的叙事手法，只是将影片的主题藏匿于桃姐几十年的香港生活经历之中，从暗地里展现新中国成立之后内地居民移居香港的这段历史进程。也正是有了这一层特殊的历史关系，桃姐与她的东家之间的情感并不像传统中国主仆关系，也就是说，这样的关系形成有着深厚的历史背景，同那些和平时期形成的主仆关系差别很大，人们可以轻易地看出这部电影里面的主仆感情突破了传统中国经典文学作品里的忠义主人和忠诚仆人的关系套路。桃姐的人生经历同中国的特殊历史命运息息相关，她的养父被日本人杀害后养母已经无力支撑整个家庭，经过多方努力养母将桃姐送到梁家当用人。很多人通过对桃姐的这段历史经历的描述判断出，“桃姐就是随着梁家一起移居到香港的”，这样的判断其实正好戳中了主题。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电影《桃姐》所体现出的主仆关系的进化和发展，就是这一百多年以来中国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发生转变的缩影，所以按照这个思路再研究梁家几代人对于桃姐的特殊情感或是桃姐勤勤恳恳地侍奉梁家，这些情感都具有明显的时代背景，并没有加入任何的悲剧成分。出现这样变化的最大原因在于，桃姐同梁家一样都是移居到香港，被这个地方接纳、收留，最后融入这个社会。并且移民的状态始终没有停止，电影里面展现得非常清晰，桃姐服侍梁家的少东家成年以后，其父母和兄弟姐妹都纷纷移民到国外，偶尔有亲属回到香港也只是短暂探望，没有计划长期留在香港，许多兄弟姐妹都在国外组建了自己的家庭。从桃姐的角度观察，这个她多年侍奉的梁家已经到了第五代，家族的人员组成和文化构成都在不断发生着变化，梁家第一代是从外地移居到香港，稳定之后的梁家从第二代开始又逐渐向国外移民，这样的移民和迁徙的过程始终在这个家族发生着，从没有停歇。

因此，桃姐和梁家之间的浓浓亲情又多了一层悲伤情怀在里面，原因是主仆感情非常融洽，但是年过花甲的桃姐不能陪伴着少东家奔波于世界各地，香港已经成为她终身居住的场所。而少东家之所以没有选择跟随亲人移居到国外，并不是因为他想留在香港这片故乡，而是他想借香港这个跳板推动自己的内地事业。所以，两个人的情感又掺杂了许多历史轮回在里面，他们在感情上相互依存可以说是来自多年来的相处，但更多的应该是生活中的习惯。例如，少东家的饮食起居一直是桃姐来打理，但桃姐因病入院后他的生活变得异常艰难，一次他没有穿戴好就去公司上班，却被公司职员当成了空调修理工。

电影特意安排了一场桃姐挑选新用人的戏份，这不只是为了给影片加入一些笑料而安排的，它想要传达的是未来这个家族的用人不论如何都不会超越桃姐的那份忠诚和情分，原因是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已经过去，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应试者都是奔着金钱和机遇而来，那种共患难的感情很难复制。伴随着桃姐这一代人相继退出历史舞台，那些超越主仆关系的亲情已经很难再次出现，那个时代的主仆是同生共死的关系，共同生活在别人的屋檐下，虽然表面上是桃姐生活在梁家，但是梁家何尝不是寄于香港这座移民城市呢？所以，影片《桃姐》所展现的主仆之间的感情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那个年代背景下的必然产物，那个年代既然已经过去，那么那个特殊时期的特殊情感自然也随之消亡。

要论述电影《桃姐》中的社会文化内涵，首先要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市民电影的起步开始。新市民电影出现伊始就去除了当时流行电影中的“左派”思想，用全新的拍摄手法和多元化题材满足观众的需求，这与“左派”影视作品的革命主题相去甚远。即便“左派”电影和新市民电影一样都是在那个时代产生的新型电影类型，从电影的作用上来看都是用来满足人们的文化需求，但是新市民影片更加关注普通大众的日常生活。把《桃姐》看作香港电影三十多年的传承和发展，主要是因为它继承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香港电影的最大特点，即文化消费。

三、结语

香港电影一直在秉承着中国电影的新市民风格，影片《桃姐》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这主要是因为香港电影始终在展现新市民电影的最重要特点，即贴近百姓的现实生活，反映庸俗化、大众化的文化观念。香港电影一直立足于本地文化的观察和展现，影片《桃姐》就是为香港而创作的，它所反映的也是地地道道的香港人在中国传统观念和特殊历史时期下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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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列孚.《桃姐》：简单的深意[J].电影艺术，2012（03）.

[4]沈萍萍.那些流水，那些花——电影《桃姐》叙事细节中的情感元素分析[J].大众文艺，2012（12）.

[作者简介]孙秋英（1981—），女，河南郑州人，硕士，河南工业贸易职业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