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以邱礼涛导演的两部作品为例，探讨中国独立电影在融合文化研究与商业类型时所使用的文本操作策略，尤其是对商业类型电影叙事惯例的改革与转化。邱导在该类电影中所进行的一系列探讨和实践试图证明旁观者或者边缘人与事件的参与者（或者事件的主体）之间互相认同与交流的可行性。鉴于这类实践与以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电影在追求目标上的迥异，那么，二者在进行交流与接纳时势必有一方在某方面做出让步，力求在言志与商业利益上达到最佳的平衡。

[关键词]中国独立电影；文化实践；大众传播

邱礼涛把独立电影的商业属性进行了置换，使得运作和包装不再是出于迎合大众的目的，而是为了将自己的研究成果以更可被接受的方式传播给更多的人，从而更大程度地改变现状。

一、独立剧情电影与文化研究的调和

1997年，香港回归，这是举世瞩目的事件，也是令全世界华人无比振奋的事件。但是，香港回归之后面临的诸多问题亟待解决——法律的接轨，回归之前的一些法律案件如何裁决，等等。尤其是如何处理一些未成年人实施的犯罪的案件，一些电影人就把这类问题搬上了银幕，引起了公众与媒体的关注，同时也促进了基于现实的文化研究与大众传媒的交流。导演邱礼涛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试图通过电影这种媒介挑战香港曾经在法律上存在的漏洞。电影《等候董建华发落》就是这样的一部电影。

电影是以现实案件为文本资料的，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案例。电影讲述的是二十几个香港少年重刑犯的故事。他们犯罪时尚未成年，因此不能被判死刑，只能被冠以等候英国最高统治者裁决的荒唐判决，这无异于将这二十几个未成年人无限期关押。这种所谓的等候，就是在等候当时的香港总督的行政处罚命令，等到什么时候也没有确定的时间，而且按照当时香港的法律，一旦香港总督的行政处罚命令下达之后，罪犯是无权上诉的。这种裁决，势必导致这些少年犯心理扭曲、躁动，无法安心服刑。法律上的漏洞，造成了成年人与未成年人在法律上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也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甚至是社会的动荡。邱礼涛以他敏锐的视角，将这一问题以电影为媒介，交于公众进行讨论。

在此之前，大家有一个共识，那就是香港是一个法制完备的社会，法律制度健全，然而现实并非如此，邱导演正是用电影颠覆了大家的这种共识，这无疑是对当时香港文化与法律的一种批判和反思。其实，并没有任何一样事物可以做到完美，追求完美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止的过程，缺陷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认知上的不足。

影片的主要人物誉玲了解了其中的一个张姓案犯的现实境遇之后，决心通过自己的努力找寻当时法律体系存在的严重缺陷。作为一个旁观者，为了给这些未成年的少年犯法律上的公正和应得的权利，她和其他素不相识的好心人开始了一段在绝望中寻找希望的艰辛历程。电影将最富有人情味的一幕作为结局——少年犯得到了受害家属的原谅。这种极富人性色彩的镜头升华了电影的主题思想，完成了对人性回归的呼唤。换言之，国产独立电影也是通过对故事的讲述来履行“调和”社会矛盾的责任的。

就此类电影而言，这种对待文化和现实的态度，表现了作者一种勇于反思和批判现实的精神，这是对文化的思考，是对社会问题的再拷问。这样一种对香港现实本原的探究和法律缺陷的质疑，所针对的目标不是少年犯本人，而是当时的整个香港社会的现状；也不是针对事件本身，而是针对发生事件的社会背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以及所带来的社会后果是什么？无疑，作为电影人，有如此敏锐的视角对当时的香港社会现状提出质疑，足见导演的社会责任感。正如导演本人在谈到电影的拍摄动机时所说，当时“真的有过质疑的念头与冲动”“确确实实想为这些未成年的违法者呼吁——唤回社会的公正、唤醒人性的回归，让这个社会更加公平、更有人情味”。对香港的法律现状这个问题，我们是无畏地反思和批判，还是姑且纵容？电影通过人物的语言和内心世界巧妙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总之，导演用电影这种媒介完成了作为旁观者对社会、对法律的洞察，用自己独到的视角和思想审视了社会的不足，回击了所谓社会的主流意识。

当然，影片中没有过多的情节穿插与铺排，没有复杂的艺术表现手段，而是采取了极为简单的单线式叙述方式，这使得情节更为集中，更能够吸引观众的目光，更能引发大众的思考。影片没有过多的场景进行渲染，只是运用凝练简洁的叙事方式对故事进行处理——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社会问题的深度引发大众的热议——这当然也是对文化基因和社会现实的反思。应该说，导演颇具思想的艺术表现形式以及由此带来的公众反响，为导演赢得了赞誉，也完成了导演的创作初衷。

二、独立喜剧电影与文化研究的磨合

香港回归之后，社会底层中一些以提供性服务为职业的社会群体的生活境遇受到了大众的广泛关注。其实在以前的一些影片中，反映香港此类社会群体的作品不在少数，在一些影片中，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一群体的面孔。与这些影片的导演不同，《十日谈》的执导者邱礼涛却从全新的角度展示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他的影片中，这一群体同其他的产业工人一样，有着自己独立的人格和内心世界。由这部电影我们不难看出导演的创作初衷——他想为这一群体赢得做人的基本尊严——他们作为社会人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拥有做人的基本权利；他们也是为生活所迫，社会不应抛弃他们，人们也没有歧视他们的理由！

因为导演是想展示香港这一群体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在叙事结构和叙事线索上有了很大的变化——不再采用那种简单的单线式叙事结构，而是采用了把不同的时间、地点、事件、感受集中在同一部电影中的较为复杂的“片段连缀式”叙事方式。在这种叙事结构中，每一个故事都是相对独立的，有着独立的叙事线索，这些故事几乎没有交集，而且几乎各自封闭，所以，在这样的影片中我们很难看到情节冲突最为激烈的高潮。事实上，20世纪中后期，在香港以喜剧为题材的电影中就有运用这种“片段连缀式”的先例。这种叙事结构的优点是故事各自独立，不必考虑故事之间的联系，也不必顾忌故事的相互关联。正因如此，这种叙事结构的缺点也暴露无遗——缺乏整体连贯性。

尽管这种叙事结构的缺点非常明显，但是邱导这一别出心裁的“招数”让它发挥了应有的作用，并充分展示出这一社会群体的生活境遇。可以说，正是这一叙事结构，才给当时香港社会一个全方位的写照——这是其他叙事结构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这种“片段连缀式”结构，让我们清晰地看到并了解到这一社会群体的现状、组成、文化层次、家庭背景、生活境遇以及人际交往等。通过对他们生活的展示，导演让观众看到的并不是社会对他们的不屑、轻视、遗弃，而是一群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与其他社会人并无二致的群体。通过这样的描述，我们感到了他们遭受的生活的逼迫、选择的无奈以及悲惨的境遇，透过这些生活场景，我们也似乎听到了导演的声音和对社会底层这一群体的关注——他们同样也需要温暖，需要尊重，需要社会的保护！

与前一部电影一样，该部电影导演说出了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引发观众对文化、对现实深刻的反省。导演选取剧中的人物Elsie作为反思与反省社会的主体，并成为导演自身的代言人，Elsie作为一个旁观者，她觉得应该呼吁社会赋予她这一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一样，共同享有宪法赋予的权利，逐渐弱化社会对她们的偏见与歧视，改善其社会地位。可是让我们感到遗憾的是，剧中的人物Elsie向她这一群体人群讲述自己的想法时，得到的不是这些人的响应和赞誉，而是她们的冷漠对待，甚至是反对。有的人认为Elise的言论只是一种说教，难以实现；她的描述只是带有理想色彩的空中楼阁，完全没有顾及冷酷的现实，也没有考虑到现实强加给她们的自甘颓废、自甘堕落的因素。Elsie和这一群体的其他人认知上的差异揭示了社会的偏见与冷酷；也表明了美好的个人动机与残酷的社会现实之间有着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理想与现实的差距。Elsie的想法难以得到其他人的响应，导演用人物的活动背景给予了暗示——Elsie总是用高高在上的姿态面对她所在的群体，这一动作我们可以看作是一个心理暗示，Elsie把自己当成救星或者救世主出现在这些群体人的面前，这一姿态也充分说明她自身都无法越过现实这道鸿沟！

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以喜剧为题材的电影，对于文化成果的传承大有益处，但片面追求电影的商业利益对文化的传承也同样起了破坏作用——文化的功能会被大大削弱甚至边缘化。当然，如果一味地追求文化因素，也许会破坏影片的喜剧效果，导致影片结构失衡，这也就是说，追求二者的和谐统一存在着很大的困难。以这部影片为例，剧中用夸张这一艺术手段安排情节，试图达到导演预想的场景的喜剧色彩。事实的效果却是，情节和场景具备了喜剧效果，得到了观众对喜剧的认可，但是这样的效果追求大大弱化了这一群体人们生活的痛苦和悲惨的遭遇，弱化了影片的主题——本打算引起观众对现实的反思，然而适得其反！有评论人士认为，香港的导演在拍摄喜剧题材的影片时，能够自如地在松散的结构与集中的主题二者间找到可以协调的杠杆，使二者达到效果的均衡，有人认为这种平衡的杠杆就是两大法宝：相应的情境、集中的主题。如果二者运用得当，就能相得益彰，实现文化研究与戏剧效果的均衡，可是，在这些影片中，我们很难见到这种平衡，也很难见到这两大法宝应用其中。以《十日谈》为例，电影的执导者追求最多的是真实再现社会底层某一群体人的本来面目以及个性。这样一来，仅仅为了追求真实再现和个性的存在，忽略了整个群体共通的系统的语言，难怪观众不买账，也难怪观众会有这样的疑问：导演拍摄这部影片的出发点是什么？反思点又在哪里？可见，两件法宝并没有被有效地运用，也没有达到导演想要的效果。

不过，我们还是能发现导演试图通过喜剧这种艺术表现，通过故事的包装带来他所想表达的内涵，虽然能够赢得观众的心理认同、情感共鸣，但其表现手法对文化传承和反思社会带来不同程度的损伤，追求文化探索与追求电影的商业价值之间出现了难以调和的矛盾。文化探索边缘人以自己独到的、个性的目光对抗社会的主流思想，但同时追求较大商业利益也必须要考虑社会大众的口味，在这二者之间很难找到一种平衡，即使能有一种相对的平衡，也要求其中的一方以妥协为代价，否则我们看到的将是不伦不类的、不能被称为艺术的“四不像”。

三、结语

邱礼涛试图在探索如何能让电影的商业利益和文化探寻二者之间同时兼得。就文本而言，他企图用商业手段为文化探索张目，用文化探索的结果获得预期的商业利益。此种运营模式的表现方式是：第一，为边缘人呼告，唤起社会对边缘人的关注，达到颠覆社会主流意识的目的；第二，丰富电影的艺术表现手段，以个人的标新立异为电影行业探索更多更广的出路。这种新的探索，虽然对电影文化产业是一种新的尝试和想法，也让观众对于影片的认识及拍摄手法感到耳目一新，但不可否认，他的探索并不成功，弥合商业利益与文化探寻的鸿沟，这样的想法很难实现，甚至有些异想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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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鲍丹（1981—），女，湖北十堰人，硕士，湖北医药学院外语教研室讲师。主要研究方向：英美文学、中西方文化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