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20世纪70年代初台大师生的“民主抗争”运动

2016-05-16刘玉山

关键词:言论自由问政运动

刘玉山

(龙岩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福建龙岩 364000)



20世纪70年代初台大师生的“民主抗争”运动

刘玉山

(龙岩学院教育科学学院,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20世纪70年代初,一批左翼的台大师生掀起了“民主抗争”运动,他们通过组织座谈会,如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应否改选等对当时台大乃至台湾的言论自由、政治体制等问题进行了“问政”热潮;他们还对台湾左翼思想进行了追寻,最终为台湾当局所镇压,以“台大哲学系事件”而告终,但却为未来台湾岛内的“统派”组织作了思想和行动上的先试。

关键词:台大师生;“民主抗争”运动;言论自由;问政

一、选题的初起

笔者在治台湾保钓运动史研究的过程中,发现20世纪70年代初发生在台大,围绕保钓运动、继而由学生社团主导下召开的一系列争取校园民主的座谈会、再到由这些师生共参襄的座谈会而引发的一系列论战,其背后深刻的台湾当局背景及其大时代世界左翼思潮的影响等衬托在一起,更由于台大在当时整个台湾教育思想界的地位,围绕台大而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就具有整个台湾史的意义,因此厘清这一段历史对窥探当时台湾党外运动兴起前台湾思想界的状况就非常具有启示意义。恰巧,当年台大民主抗争的几个风云人物都出版了类似回忆录的书籍,如洪三雄《烽火杜鹃城》、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王复苏《傅钟下的沉思》,洪三雄、陈玲玉伉俪甚至2015年又出版了《也追忆似水年华:永不中断的追寻 从台大到台湾》,可见这段历史的确对他们的人生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学界目前对这段历史有较深研究的有韩毅勇《〈大学杂志〉与台湾20世纪70年代初的革新与偏安之争》(《台湾研究集刊》2015年第2期),但他将研究的视角落实在“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上陈鼓应提倡的“开放学生运动”与“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论战上,韩认为“论争实际上是台湾社会各群体在时代转捩点上对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关系的一次思想交锋”,笔者不敢苟同。从韩文所占有的资料来看,尚不够完整,从所论述的取向看,仅仅选取了整个校园民主抗争的一个片段,更没有从整个大的时代背景来看待这一系列的校园民主抗争,因而论证的过程和结论都是有待进一步商榷的。目前笔者掌握的史料已经可以对此一事件作出全面的论析。为进一步厘清事实真相,本文将整个20世纪70年代初台大青年这段校园民主抗争做了系统分析,不足之处尚祈方家指教!

二、“民主抗争”运动发生的时代背景

(一)20世纪60年代世界左翼思潮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各国共产党人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制度,如何看待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对于世界战争与和平以及如何处理党与党、国与国等问题出现了分歧,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争论也公开化。鉴于苏联共产党政策和性质变化的认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认为,世界革命领导者的责任已经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面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和革命运动,毛泽东频繁接见亚非拉各国来访的朋友,并不断对亚非拉革命发表声明表示支持。与此同时,60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一批不满苏共对外与美国既妥协又争霸,不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国内政策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在党与党的关系上盛气凌人,以“老子党”自居指手画脚的共产党人,他们虔诚地拥护毛泽东思想,形成“毛派”或其他激进的左翼派别,他们对60年代西方各国学生运动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产生了影响。

196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爆发,它以“反修防修”、“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和“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目标展开。在中国大、中学生中组织了红卫兵。“文革”的革命理论对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不满于教育制度和资产阶级文化和制度的学生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一种情绪的共鸣,加速了毛泽东“小红书”和毛泽东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一些西方国家的学生,在学生运动中举起了马克思、列宁和毛泽东画像,中国红卫兵小报上和满街张贴的那种木刻的戴军帽的毛泽东头像,也出现在西方学生组织和左翼政党发行的刊物上。[1]而且随着中国原子弹、氢弹、地下核子、大气核子的试爆成功,中国的国际威望也空前提高。这些对台湾的青年学子都具有深刻的影响。以同一时期美国的台湾保钓留学生为例,胡卜凯形容自己所在的天普大学有如陷入国际共产主义的阵营中,既紧张又好奇。[2]花俊雄认为他所就读的匹兹堡大学算是比较保守的,但学生宿舍还可以看见毛泽东像的大Poster,这让他感觉到“文革”后中国的地位提升了。[3]

台湾的威权体制与世界的左翼思潮格格不入,但这很像心理学中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效应”,即外在的压力越大,越会让人产生反弹,越对被压制的事物感兴趣。被列为禁书的左翼文学作品如鲁迅、巴金的作品,以至台湾本土反映日据时期杨逵的《送报夫》、反映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转型时期陈映真的《我的弟弟康雄》等作品都给当时年轻人以深刻影响。翻检当代台湾作家、海外保钓运动中的左派,他们很多都有在台北牯岭街淘“禁书”、在被窝里偷偷阅读的经历,参加“校园民主抗争”的这部分人也不例外。他们中有些人开始用“第三世界VS帝国主义”的观点来解释中国近现代史和台湾的处境。“对我们是一种全新而令人震撼的视野……这个新视野很快让我们超越了诸如‘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或‘台湾人要独立建国’这类观念。”[4]127-128

(二)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湾社会的政治环境

国民党败退台湾后颁布《惩治叛乱条例》和《戡乱时期检肃匪谍条例》,对台湾实行军事管制,严禁一切威胁其统治地位的言论、罢工和游行等活动,人民的结社和言论自由也受到限制。在戒严体制下,国民党不能容忍任何反对国民党和蒋氏王朝的行为、言论和思想,把在大陆实行过的白色恐怖移植到台湾。50年代人们绝口不谈国事,视政治为畏途。创刊之初受到蒋介石支持的《自由中国》以1960年发行人雷震的被捕而告终,继之而起的《文星》也以李敖1971年3月的下狱而消声,“台湾唯一象征民主政治和自由文化的两支民间舆论相继沦亡,怎不益发令人心惊胆战、噤若寒蝉?其实,这就是知识分子‘恐惧感’的由来”[5]5。

到了60年代末,国际局势发生变化,美国出于拉拢中国对抗苏联的目的,逐渐缓和与中国的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进入联合国亦是时间问题。台湾当局内部,蒋介石已然老迈,蒋经国“要用这个体制外的、年轻一代的力量,来冲击老的一代的势力”[6]。于是鼓励年轻人关心国是,提拔青年才俊,“年轻人要讲话,年轻人对‘国家’没有希望,就是‘国家’没有希望”。在王晓波看来,因为蒋经国要接班,才形成了政治上的空隙[6],才有后来一系列校园民主抗争,如保钓运动,“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改选”、民族主义座谈会等。

可以说,台大师生“民主抗争”运动发生的大背景是在50年代以来台湾威权体制下,自由民主思想噤声,恰到了60年代末,台湾“外交”顿挫,蒋经国接班,但蒋经国对知识分子处于既想拉拢,同时又心里没底的矛盾之中。但当蒋经国势力稳固以后,又要强调秩序,因此又要加强对教育界的思想控制,以王昇为首的政工系统介入以台大为首的高等教育界就不足为奇了。

(三)20世纪50年代以来台大的传统

从1949年1月到1950年12月傅斯年执掌台大,作为自由派知识群体的一员,傅斯年以其自由主义教育观,深刻影响了台大的教育转型[7],为台大树立了“敦品励学、爱国爱人”的自由民主校风。作为台湾地区的文化、学术最高学府,台大在社会中居于学术与社会思潮的引领地位,台大人也以继承北大遗风自许,“北大所表现的自由学风、学术研究及富有朝气的学生课外活动,都在台大植根,而成为台大传统的一部分”[8]。

与此同时,1949年以后不少原北大等著名高校教师受聘于台大,台大因而成为流亡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最为集中的地方,最为典型的是台大哲学系教授殷海光。作为《自由中国》的主要撰稿人,他用自己的自由主义理想来反抗国民党的专制统治,深刻影响了同一时代台湾年轻人的思想。他的学生李敖、韦政通、张灏、陈鼓应、王晓波等就深受其影响,张、陈二人多年后就殷海光对台大学生影响的评价几近一致:张灏认为殷是台大校园里的“一块精神磁石”,他对学生的吸引力不仅限于教室,在教室以外,仍然有一群学生环绕着他,和他聊天,与他交游。[9]陈鼓应也说:“殷先生的孤傲之中有一份关怀现实的激情,这份激情,吸引着学生走近他。殷先生让我们感觉到,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都要坚持原则。因此,在台湾知识界中,实际上是殷海光取代了胡适的影响和地位。”[10]郑鸿生也说:“殷海光为年轻人提供了独立思考、不盲从于既定秩序与主流价值的一个大丈夫威武不屈的精神典范。”[4]10李敖可以说在《自由中国》湮没之后,继承了殷海光的批判思想,利用《文星》杂志发起“中西文化论战”,在当年的台大学生看来,“他不从政治层面,而从在文化与个体的层次来进攻威权体制,结果更有利地撼动了它的整个精神梁柱”[4]11。陈鼓应、王晓波在70年代初台大师生的“民主抗争”中贵为急先锋,最终引发“台大哲学系事件”。可以说,作为当时台大思想中心所在地的哲学系,由于其过浓的自由主义色彩,引起台湾当局的注意也在情理之中。

除了台大哲学系的自由主义色彩,台大学生的反思与批判精神也颇值得关注。1963年因“前驻德大使”俞叔平和一个曾在台湾留学的外国人狄仁华写文章认为台湾人没有公德心,激起了台大学生的反省,“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自私的一代”成为口号,台大学生“自觉运动”随即展开。为“自觉运动”专门开办的学生刊物《新希望》也成为台大学生宣传社会公德与责任的平台,后因“自觉运动”逐渐对全台大中专院校产生了影响而受到台大官方的压制而烟消。历史吊诡的是,参加“自觉运动”已经从心理系毕业的邓维桢将母亲给他创业的钱在1968年创办了《大学杂志》,《大学杂志》对70年代中前期台湾思想界的启蒙作用自不待言,这也算是“自觉运动”一个意外的“副产品”吧。不仅如此,八年后全球华人保钓运动的积极推动者中有很大部分是参加过“自觉运动”的干将,如刘容生、王晓波、刘源俊、张系国、林孝信、杨国枢、胡卜凯等。“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自私的一代”又成为保钓运动期间的响亮口号。可以说,70年代初台大师生的“民主抗争”在台大的思想谱系上是有其源头的。

从总体上说,一直到70年代初前后,台大学生经常在学生刊物如《大学新闻》《大学论坛》《台大青年》《台大法言》《代联会讯》《毕联会讯》等撰文,针对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留学潮等话题展开讨论与反思,比如批判台大人失去了以北大精神继承者自居的传统,认为今日的台大人“从台大到美国”已经成为一贯大道,自私、不讲公德心等,似乎“自觉运动”的余绪荡然无存。在当时比较有影响的一篇文章是《大学新闻》的“社论”《台大人的十字架》,文章直指台大人应该肩负关心、同情和奋起的十字架[11],接纳身外的广阔天地,除了奖学金、成绩单之外,看看所处的世界。后来《大学新闻》将相关的议题合集出版,书名就叫《台大人的十字架》,亦可见台大学生对自身所应肩负历史责任的思考。

三、“民主抗争”运动发生的直接背景

(一)1970—1972年美国及台湾地区保钓运动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全球华人保钓运动全面发起,活动开展得如火如荼的是美国台湾留美学生为主体的保钓群体。他们在1971年上半年发动了一系列的示威游行,全美华人科技文教界500余人致信尼克松总统,呼吁尊重和维护中国钓鱼岛的领土主权,还尽自己所能进行了“参议院游说运动”*关于美国保钓运动的来龙去脉可以参看笔者的系列研究论文:《中国留美学生保钓统一运动几个问题再探讨》(《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2年第1期)、《试析19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参加保钓运动的原因与影响》(《大家》2012年第18期)、《试论1970年代中国留美学生的保钓运动》(《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学报》2012年第4期)、《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群体研究》(《当代青年研究》2013年第1期)、《试论20世纪70年代海外保钓人士对两岸关系的贡献》(《台湾研究集刊》2013年第5期)、《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中国统一运动”研究——以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资料为中心》(《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3年第6期)、《论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运动发生的国际背景》(《抗日战争研究》2013年第3期)、《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保钓统一运动刊物的出版与发行》(《现代出版》2014年第1期)、《论20世纪70年代保钓运动对参加者个人的影响》(《大连海事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20世纪70年代台湾保钓运动研究》(《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3期)、《1970年代海内外“学术保钓”活动述评》(《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5期)、《充分发挥台湾老保钓在两岸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湖北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中国民间保钓运动研究的学术史回顾及前瞻》(《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4年第11期)、《再论1970年代“保钓统一运动”中留学生编印的刊物》(《攀枝花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台湾留美学生的“保沙运动”》(《晋中学院学报》2015年第4期)、《20世纪70年代台湾留美学生的政治文化——以海外保钓运动为例》(《西南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4期)、《20世纪70年代初台湾当局与美国政府就钓鱼岛问题的交涉》(《南昌航空大学学报:社科版》2015年第3期)等。。相较而言,台湾的保钓运动要稍微晚一些开展,但激发起美国台湾留学生义愤的是时任台大哲学系研究生的王晓波以及台大政治所研究生王顺合写的发表在1970年11月号《中华杂志》上的《保卫钓鱼台!》,从这个意义上说,打起全球华人保钓第一枪的还要算在台大人的头上。

从学缘来看,台湾留美学生基本上都是台湾的大学本科毕业,前往美国攻读硕、博士学位,很多留美学生在台湾读本科期间即是校园的风云人物,如刘大任、郭松棻等,本科时期即以文学知名,拥有不少读者。[4]127恰巧他们也都是台大本科毕业,他们在参加70年代初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这拨师弟师妹眼中都是叱咤风云的英雄。比如美国保钓如火如荼之时,台北的“《中央日报》”以匪来称呼李我焱、刘大任、郭松棻、董叙霖等保钓干将,而且在他们的名字中间用“×”来表示,在郑鸿生看来,“这些原来熟悉的名字被如此打了叉,对我们却是一种强烈的暗示,暗示着一种企图改变现状的旗帜在远方揭竿而起了”[4]127。虽然台湾当时仍然处于戒严状态,但美国保钓的讯息和左翼书刊如《寂静的春天》《马克思传》《矛盾论》《实践论》《毛语录》《新民主主义》等还是通过师兄弟关系从美国传到台湾,“它带给我们的兴奋紧张远超过以前读过的禁书,有着近乎偷情的快感”[4]131。

在美国保钓的带动下,台大的侨生率先“揭竿而起”,随即1971年4月20日台大成立了保钓会,但相较于美国宽松的政治环境,台大保钓会步履维艰,但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组织了“六·一七”大游行,是为台大保钓的高潮,鉴于台大的学术地位及影响力,也可以说这次示威游行是20世纪70年代台湾地区保钓运动的高潮。此后保钓的声浪渐少,“因为这时台湾整个社会条件、政治需求与历史进程都不能配合这一运动的进一步发展”[4]90。但保钓“一下子鼓动了久蛰的人心,把学生活动的参与热潮激荡了起来。学生社团的活动自此推陈出新、蓬勃生动,社团负责人的宝座也引起热烈的问鼎争霸,这都是立竿见影的效应”[5]53。保钓运动作为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前身,它直接影响到了后来台大校园一系列的民主抗争活动。

(二)台大学生社团组织为“民主抗争”运动作了组织上的准备

这里所说的学生社团既包括各种学生会组织,也包括出版的各种学生刊物以及围绕在社团、刊物周围的编辑成员、撰稿人等形成的较为广泛的群体。联系到台大,台大的学生会组织有全校学生范围性质的“代联会”(学生代表联合会的简称),也有次一级的毕业生群体的“毕联会”,有全校性质的学生刊物《大学新闻》,刚才提到的“代联会”也有它的刊物《代联会讯》,“毕联会”也有《毕联会讯》。各个院系也有学生会组织,这跟今天高校的大学生组织架构并无二致,如台大法学院有“法代会”(法学院学生代表联合会的简称),它有所属的刊物《台大法言》。工学院“工代会”有《工代会务》,理学院“理代会”有《理代会讯》等。甚至连大一新生也有“一代会”及其所属刊物《一代会讯》,各个院系围绕自己学科的各类研究兴趣团体根据笔者在台大图书馆所查询的不下于三四十个,当然它们大部分都有所属刊物,更有不涉及学科性质在学生中有广泛影响的《大学论坛》等。

事实上,这些台大学生除了学生会组织、社团以及刊物的联系网外,它们很多早在高中时代即有参编刊物的经验,如郑鸿生在台南一中即编辑过《南一中通讯》,钱永祥在台北建国中学编辑过著名的《建中青年》,甚至郑鸿生当时即拜读过钱的文章,对其甚为仰慕。郑鸿生等在台南一中即参加过“丹心会”这样的读书组织,钱永祥、郭誉孚等在高中时代即去台南与郑进行过会友。升入台大后,郑低钱一级在哲学系就读,当时钱是《大学论坛》社长,郑又与几个原台南一中同学(也入台大)加入该社。台大保钓中悬挂在农推馆墙壁上的著名横幅“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不可以低头”即出自钱永祥的策划。保钓高潮后,医学院三年级学生王复苏击败国民党支持的学生傅崐成(下文还会提到)荣登“代联会”主席,此时的“法代会”主席是洪三雄(其继任者为其爱人同志陈玲玉),他们一起演绎了70年代初的台大校园民主抗争,不仅在台湾教育史,而且在台湾争取民主的道路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骨干及相互间关系如图1所示。

图1 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骨干及相互间关系

四、台大“民主抗争”运动所关注的议题及台湾当局的因应

我们大略可以将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脉络分为激进派和温和派(具体见图2),参与者既有老师,也有学生,而且哲学系在整个抗争中处于相当显眼的位置。激进派又分为三支:第一支是哲学系教师的参与,主要就是陈鼓应和王晓波。第二支是洪三雄、陈玲玉为首的“法代会”和《台大法言》社,组织了“言论自由在台大”、“民主生活在台大”、“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等座谈会,这就对国民党所谓的“法统”提出了挑战,陈、王两位老师积极支持和参与。第三支是钱永祥、郑鸿生、黄道琳、郭誉孚等“左翼青年”的探寻,结局是钱、黄、郭被警局传唤,郭誉孚自杀明志未遂。事件远没有结束,抛开学生,有官方背景的哲学系新任主任孙智燊借着“民族主义座谈会”对陈、王两位老师不放,最终酿成多位教师被解聘,史称“台大哲学系事件”。此一事件在笔者看来是师生校园民主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此一事件本身也自有其脉络,当另文撰出。

除了激进派,还有温和派。温和派又有两支:一支是王复苏的“代联会”(也包括其后继者谢复生)所组织的社会服务运动、“百万小时奉献运动”等,另一支是江炯聪、林圣芬以服务孤儿院为宗旨的“慈幼会”。温和派也是对喑哑、苦闷威权时代的反抗,只不过其反抗采取的是较为温和的与政府合作的方式,选题也是政府免为接受的,“到民间去”、“拥抱斯土斯民”,深入到民间,对农村、都市贫民、警民关系、劳工问题等在实践中做出调查供政府参考。即便如此,本来社会服务团叫“服务军”,还是被校方改成了“服务团”,而且最终寒假期间的调查结果也没有对外正式公布。笔者在台大图书馆跟管理人员沟通,希望看到这部分调查报告,但他们也没有找到,倒是找到了1980年台大社会服务团的报告,有照片,有所做的事迹等,可见社会服务团作为一项学生社团传统,被沿袭了下来。限于篇幅和集中笔力,本文不对温和派的做法再做过多阐述,重点落在激进派的解析上。

图2 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脉络

保钓后台大校园民主抗争初试啼是“代联会”主席改选中“党外”学生王复苏以150比37票大败国民党支持的傅崐成,当时《大学新闻》用这样的标题来形容——“三雄火拼逐秦鹿,楚弓在握王复苏”,郑鸿生形容王的竞选策略、宣传造势等已如“当今(台湾)政治行销术的先行者,也成了此后台大学生政治选举的样板”[4]99-100。

1971年10月,此时的“法代会”主席是陈玲玉,洪三雄转任《台大法言》社长。陈、洪和钱永祥找到陈鼓应希望在保钓低潮后做些事情,陈鼓应提议召开座谈会,为了避免当局的猜忌,题目带上“在台大”三字。所以才有1971年10月15日的“言论自由在台大”、11月25日的“民主生活在台大”,直至12月7日的“中央民意代表应否全面改选”座谈会。从主办者的用意来看,是有将论题逐步引向当时社会关切的政治问题的意图在里面,当然手段是带有试探性质的逐步推进。反观台湾当局当时蒋经国希望接班,但面临国民党内老人的一定阻力,此时他对青年学生是抱有复杂矛盾心理的,所以他也在公开场合呼吁“青年人有希望,‘国家’才有希望”、“青年人有前途,‘国家’才有前途”、“让青年人多说话”等。此时蒋经国身边也有宋时选、陈裕清等开明人士在蒋和学生之间斡旋。所以1971年暑假“国民党革命实践研究院”分别为大学和研究生代表举办了两期“国家建设研讨会”,请来“各部长”答复学生的问题,王晓波(当时哲学系研究生刚毕业)也在邀请之列。蒋经国也接见了学生代表,王晓波慷慨陈词,还为“安定中求进步”还是“进步中求安定”辩论起来。[12]1910月份蒋经国再次召见王晓波,王说:“我们青年人也许有些意见与政府不合,但是,我们的爱‘国’热忱也绝不亚于政府官员,为什么政府老是用怀疑的眼光来看待青年?”蒋经国告诉王,大家对政府有什么意见,可以写出来供政府参考。[12]19-20可以说1971年4月底发轫的保钓运动到10月,这一时期为台当局与学生的“蜜月期”,这段时间台湾当局与学生有互动。

1971年10月15日,“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邀请了金祖年、苏俊雄、杨国枢、王文兴、陈鼓应、王晓波、张德溥等教职工与会。除了几位教授对自由从学理角度阐述外,最主要的内容有两方面:一个是陈鼓应提议台大设立“民主墙”或“自由墙”,“如果觉得这个名称太惹目,就叫‘台大之音墙’。任何教职员和学生都可在这墙上将自己的意见张贴发表”[13]。另一个是围绕学校的审稿制度进行了抨击。作为被直接抨击的对象、台大审稿制度的直接负责人、政工工作者代训导长张德溥谈了八点,意在说审稿是规定,不是制度。在“国家”处于安危之际,文字易引起误解,校方审稿是免除审稿人事后的责任。张德溥向大家介绍了他8月20日组织《台大青年》《大学新闻》等负责人座谈审稿问题。9月3日又组织《台大法言》的洪三雄、哲学系的王晓波老师再度讨论,并将讨论所得请《台大青年》《大学论坛》《大学新闻》及《台大法言》四位负责人起草新的审稿办法,最后提交上级审核。而且,在张看来,目前台大的审稿范围放宽了,如新闻稿、科学性专案文章、放映电影的影评、音乐、美术、校内摄影及不含政治性的文学作品,都不送审。

实际上本次座谈会之前对于学生反映强烈的审稿问题,张德溥已经如上所述做了一些改观,这与张本人的秉性有很大关系。自保钓以来,张对学生活动抱着开明的态度,这也直接促成了保钓“六·一七”大游行。可以说这是继王复苏当选“代联会”主席后学生意志获得一定满足的又一次胜利,是“多年来台大学生首度公开而集体地站出来争取言论自由”。[4]105多年后陈鼓应也回忆道,“它不仅是台大,更是台湾划历史的创举。青年人从来没有发言权,也从来没有这样的一个发言机会,却在二十几个年头后的七十年代,经由台大法代会的努力而实现了”[14]。

“法代会”再接再厉,同年11月25日又组织了“民主生活在台大”座谈会,邀请了国民党知青党部书记马鹤凌(马英九的父亲)、张德溥以及陈鼓应、洪成完、林正弘等教师参加。会谈中林正弘认为台大自由虽很多,但民主则未必。马鹤凌提出希望,希望青年学生到渔港、山地、矿场、盐区去访问贫苦的民众,了解民间的疾苦和真相。陈鼓应提出开放学生运动,他认为学生运动是责任感和正义感的最高表现。会后陈鼓应将他的发言稿以《开放学生运动》为题发表在《大学杂志》第49期,更加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观点。他建议学校开辟操场为“民主广场”,让学生在升旗台上自由发言。[15]实际上“民主生活座谈会”还是对言论自由问题的更加深入的探讨,言论自由本身就是政治民主的表现,这两场座谈会可以说触及了台湾威权体制阴影的核心——思想钳制问题。而陈鼓应的言论从上一场的“民主墙”到这次的开放学生运动,在思想上也更进了一步,由“意见参与”上升到了“行动参与”层面。

自从保钓以来,台大学生问政之风渐起,如果说审稿问题、学生的自由演讲问题等尚包罗在象牙塔内,那么对于一些时弊热点,学生在刊物里面也多有申发。比如“中央民意代表”问题。实际上国民政府1948年选出的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立法委员、监察委员等中央民意代表到1970年前后已经20多年没有改选,蒋介石也以“戡乱时期”为名盘踞“总统”经年,自然民意代表也成了“万年民代”。又是“法代会”11月25日发表社论指出:“现阶段最低限度应有的问题,当政者应该拿出大刀阔斧的精神,即刻召开‘国代’临时会,根本重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在‘光复大陆’之前,先在自由地区实践主义理想完成制宪目的而作一切锐意变革,毋庸老守不化制窠臼,方才不致宪法精神在政治招牌的掩饰下沦丧殆尽。”[16]270时为法律系学生的马英九也在11月29日《大学新闻》第356期第2版发表了《从法律观点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问题》。文章指出民意代表面临人数递减、年龄老迈、体力衰退等问题,增补选符合《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第5条的规定,问题的关键在于增补选的“方法”与“幅度”。而改选则找不到明文依据,但法律是人制定的,要改选先要修改上述第五条条款。[17]

12月7日,“法代会”组织了“中央民意代表应否改选”辩论会,邀请到了《大学杂志》社长陈少廷和文化学院政治系教授周道济展开辩论。陈少廷主张全面改选以推定政治的全面革新。周道济认为为了维护“法统”,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是渐进的,不能一下子就要全面改选,为此他提出六种增补选或遴选方式。[16]296-297事实上,“中央民意代表”问题直至1990年的“野百合学运”才最终迫使台当局修改“宪法”,于1991年将担任了43年的565位“国大代表”全数优遇退职,遴选新任国民大会代表。而这次座谈会前后台大学生对此问题的直刺时弊无疑具有“破冰”之功。

洪三雄、陈玲玉主导的上述一系列座谈会,会议虽然开得热烈,用他们的话说:“我们个个奋激昂扬,但回到家,内心又有几分莫名的紧张与焦虑,像惊弓之鸟般地等待着可能的事态的发生。”[14]他们的担心不是多余,半年后的1972年4月4日到9日,“《中央日报》”花了六天的时间开始连载署名“孤影”的文章《一个小市民的心声》,据说原文洋洋洒洒四万言,删减为两万言。比如该文认为,“我们千千万万小老百姓所追求所珍视的,就是安定安全的生活,一家老少团聚的温暖,工作余暇的小小娱乐……如此而已”[18]。从整个文章的行文笔力来看,一个“小市民”是不可能有这个能力的,其背后的台当局背景无疑。陈鼓应也立即应战,他利用《大学论坛》组织的“存在主义”演讲会、在《大学杂志》撰文《再论学生运动》(1971年5月第53期)进行反击。“法代会”也在5月2日邀请王文兴、黄默、陈鼓应、王晓波召开“对‘一个小市民的心声’的看法”演讲会,对“小市民的心声”的欺骗性进行了批判。事发突然的是一个叫冯沪祥的学生强行要求发言,对陈、王进行攻击。总体上说,除了赵少康的《毕联会讯》,其余的社团舆论都是支持和同情陈鼓应的,台大的民心向背可见一斑。“小市民”挑起的这个论战也引起了美国保钓人士的参与,如署名“石溪”在保钓刊物《西雅图通讯》发表《小市民的心声?权贵的心声?》认为:“孤影先生认为默默工作的大家比大声疾呼更有贡献,这正是当权者的愚民政策,希望人民只管自己的工作,不注意国家大事,对政治失掉兴趣,甚至恐惧,这样当权者就可以为所欲为,难道我们发现社会上的黑暗面后,应该置之不理而不该大声疾呼以引起大家的注意吗?”*石溪《小市民的心声?权贵的心声?》,《西雅图通讯》1972年第14期,第12-13页。文件编号:04-000-148,资料来源: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署名“明道”在保钓刊物《方向》第1期发表《瞻前顾后解决不了问题——“小市民的心声”读后》认为“小市民”是惰性行为作祟,且“乱戴帽子”。*明道《瞻前顾后解决不了问题——“小市民的心声”读后》,《方向》1972年第1期,第12页。文件编号:04-000-110,资料来源:北京清华大学图书馆“保钓资料收藏研究中心”。

《大学论坛》社这时已经由支持当局的孙庆余等接编,他们邀请了“海外工作会”主任陈裕清及一些自由派学者和陈鼓应在1972年12月4日召开“民族主义座谈会”。孙的意图很明显是想“围剿”陈鼓应,王晓波回忆道:“事前我们有消息,鼓应嫂反对出席,我也不赞成去,但鼓应坚持应战,我只好舍命陪君子。”[12]22在会议尾声的时候,又是冯沪祥站起来对陈鼓应进行攻击,钱永祥终于按捺不住,呵斥冯为“职业学生”。12月11日,冯向台大校长阎振兴告状,最后训导处以“言论荒谬,中伤同学”为由给钱永祥“记大过一次”。冯沪祥到底有没有当局的背景,据约20年后的1993年“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1993年,“立法院”翁金珠等多位委员向“行政院”质询,希望调查“台大哲学系事件”的来龙去脉。台大校务会议于1993年10月23日通过决议,决定调查“台大哲学系事件”,并成立由历史系李永炽、吴密察,外文系林耀福,经济系张清溪,中文系柯庆明,数学系杨维哲及法律系叶俊荣等七位校务会议代表组成的调查组。“台大哲学系事件”1997年获得平反,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等人或复职回到台大哲学系任教,或得到相应赔偿。的访谈,冯本人“承认其曾为王昇将军主持的‘心庐’撰稿,由此至少可以确定其于彼时并非一般单纯的学生”[19]219。

此时郑鸿生、黄道琳、瞿宛文、谢史朗等“左翼青年”发文反击,支持钱永祥及陈、王两位老师,黄道琳的《冷眼再看民族主义座谈会》、谢史朗的《反对污蔑王晓波》、郑鸿生的《民族主义的根基及其他》、瞿宛文的《义和团思想?——兼论贫血的台大人》等发表在《毕联会讯》《大学新闻》《台大法言》等刊物。在郑鸿生看来,这里的“左翼”包含了反美帝、反越战、反殖民主义、反资本主义、支持社会主义、同情社会主义中国、同情第三世界等意涵。[5]244而与“左翼”对立的则包括了亲美台独派、“自由民主”派、“党国”右翼分子等。从郑鸿生的回忆性著作《青春之歌》字里行间来看,郑本人似并不认为他们的“左翼”思想来源于陈鼓应、王晓波,郑由当时东海大学历史系就读的林载爵认识了日据时期坐过牢、以小说《送报夫》知名的左翼作家杨逵,当时他正在开垦东海大学对面荒地,自号“东海花园主人”。郑等人与杨逵多所来往,“在左翼传承几乎完全断裂的这时,杨逵的重现代表着与此传承重新接轨的一丝希望”[5]151。与郑鸿生等“左翼青年”交好的陈雪梨也在这时从美国寄来了一箱左翼书籍,殊不知正是这箱书籍让黄道琳、郭誉孚、钱永祥、宋秩铭、周一回等被警总抓捕,不几日在郭誉孚被释放后,郭来到台大门前自杀,血书“和平、统一、救中国”、“释放爱国学生钱永祥、周一回”,郑鸿生则侥幸得免。

与此同时,陈鼓应、王晓波也被警备司令部约谈,罪名基本上都是“手里有共产党的书籍”、“有共产党的宣传资料”[19]41。据当时台大校长阎振兴所说:“陈鼓应和王晓波被传讯,是由于‘职业学生’问题的处理使有关方面不满意所致。”[19]40随后秉承当局对哲学系进行整顿意旨的孙智燊继任哲学系主任,一直到1973年7月,先后有陈鼓应、王晓波、赵天仪、杨斐华等十三位哲学系教师被解聘,哲学系研究所停招一年,是为“台大哲学系事件”。但从解聘教师的处理来看,阎振兴还为陈鼓应找到政大国关中心的职位,王晓波因工作未落实而延聘一年,似乎又带有一点“人情味”,而其他解聘教师的“待遇”则没有那么好,“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对此问题也很纳闷,但也找不到任何直接证据。笔者在这里试作一推论,认为这与蒋经国有一定关系,因为保钓前后陈鼓应、王晓波与蒋经国有互动,而且气氛还算融洽,里面有没有“照顾”的因素亦未可知。不过,从民族主义座谈会到“台大哲学系事件”,其背后有政工的背景则是确凿无疑的。时任台大总教官的张德溥在接受“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访谈时就说:“蒋经国找他说‘台湾所有学校我都可以控制,但是只有台湾大学没有办法掌握。而台大自由色彩太浓,军人都没有地位,你去呢希望能打开一个局面’。”[19]24在张德溥担任总教官的两年多时间里,蒋经国接见他达47次之多,台大大小事情,蒋经国都知道。负责政工系统的掌门人王昇也曾找张德溥跟他说:“台湾思想界的混乱台大哲学系是根源,我是代替蒋经国来收复失土的。”[19]24据此,调查小组判定“台大哲学系事件也可以说是迫害殷海光的延伸!因为在政工的眼中,殷海光有三大门徒:李敖、陈鼓应及王晓波”[19]23,应该说是允当的。可以说,蒋经国一开始对青年学生是抱有拉拢意图的,所以才有对陈、王等青年学人的接见,但随着“左翼青年”洪三雄、陈玲玉主持的“法代会”一系列座谈会的召开,终于触怒了他,所以才有“小市民的心声”、民族主义座谈会、冯沪祥的搅局以及包括陈、王在内的多位“左翼青年”的被抓。当然,顺手借此整肃自由主义思想最浓的哲学系导致“哲学系事件”也就顺理成章了。

五、台大校园“民主抗争”运动的历史评价

现在再联系到本文开篇所谈“韩文”所认为的“法代会”一系列座谈会所引起的论争,实际上反映了台湾社会各群体对处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思想交锋,很明显,三者关系是就和平年代的合法政体下中央、地方或者团体个人对三者关系的看法与互动,在这个层面才可以说三者的关系。那么,威权体制下的台湾政体对台湾人民是不对称的,个人虽然可以鼓噪一些“声音”,但在威权体制下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这些异议都会毫无抵抗地归于被镇压,何谈“思想交锋”?而且,经过上文的爬梳可以发现,这些“左翼青年”的出发点也不是为了探讨改革、发展与稳定,他们受到70年代初台湾当局的“外交巨变”、保钓等事件的冲击,问政的思潮越来越浓,在本文介绍的国际大背景下,他们试探着做了由浅入深的努力,最终还是没有能够“越雷池半步”,那么是不是说这批台大师生的努力了无寸功,在台湾史上就没有意义了呢?下面简要就其历史意义做一评论。

首先,台大“校园民主抗争”的对象是台湾当局,是对1949年以来台湾“戒严”体制下蒋家独尊,行所谓“反攻大陆”政治欺骗,对海峡对岸中国大陆所取得的建设成就视而不见,对岛内人民行独裁、专断之实在台湾地区最高学府的一次反抗,是对20年来知识分子沉郁、压抑政治氛围的反抗,他们继承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的优良传统,以至于台湾80年代以后的学运的精神谱系都要从此时算起。

其次,当时台大的校内民主抗争与校园外的《大学杂志》等社会舆论针砭时弊,他们的很多议题如言论自由、民意代表等诉求直接为党外人士所继承,如民意代表问题最终到了台湾解严后的1990年才在学运的声浪中得以解决,当时的台大师生民主抗争可以说是台湾70年代末党外运动兴起前的“演习”,而且很多后来的党外运动人士也直接参与了这场校园抗争,如张俊宏、陈少廷等。

再次,难能可贵的是,当时的主要参与者如教师陈鼓应、王晓波,学生钱永祥、洪三雄、陈玲玉、郑鸿生、郭誉孚等,他们都不是为了个人私利在做事,而纯粹是以台湾人民为出发点,也没有为自己在国民党中谋得一官半职而丧失知识分子本应该有的操守,多年来言行一致,这是笔者多次采访王晓波时得到的非常深刻的印象,王晓波也经常说:“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后悔过。”这种坚持社会公平正义“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值得后辈学习!

最后,这场台大师生发起的校园抗争运动对台湾左翼运动具有重要的开启作用,当今台湾“统派”的骨干陈鼓应、王晓波、苏庆黎、林载爵、王津平、纪欣等都直接参与过这场抗争,我们或可说为台湾“统派”的形成作了干部上的集结和行动上的先行,直到今天台湾“统派”人士仍然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增进两岸青年文化交流进行着积极的努力!

参考文献:

[1]沈汉,黄凤祝.反叛的一代——20世纪60年代西方学生运动[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12-22.

[2]任孝琦.有爱无悔——保钓风云与爱盟故事[M].台北:风云时代出版股份有限公司,1997:12.

[3]王渝.保钓人士聚首话当年[M]//龚忠武.春雷之后(三).台北:人间出版社,2006:2439.

[4]郑鸿生.青春之歌——追忆1970年代台湾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华[M].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

[5]洪三雄.烽火杜鹃城[M].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

[6]郭纪舟.七〇年代台湾左翼运动[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419.

[7]黄新宪.傅斯年与台湾大学的转型[J].教育评论,2008(4):121.

[8]林圣芬.台大的传统与校风[M]//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一册/知识分子的觉醒).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2:182.

[9]张灏.殷海光与中国知识分子——纪念海光师逝世30周年[M]//张灏.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320-324.

[10]张弘.追忆雷震、殷海光与方东美——陈鼓应教授访谈录[J].社会科学论坛,2010(14):87.

[11]台湾大学学生.台大人的十字架[M].台北:台大大学新闻社,1972:6-7.

[12]王晓波.不要让历史批判我们是颓废自私的一代——从自觉运动到保钓运动的历史回顾[M]//春雷系列编辑委员会.峥嵘岁月·壮志未酬——保钓运动四十周年纪念专辑(下).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0.

[13]法代会.“言论自由在台大”座谈会记录(上)[M]//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四册/政治意识的觉醒(上)).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177-178.

[14]陈鼓应.序:民主、自由的先声——记七〇年代台大学生运动[M]//洪三雄.烽火杜鹃城.台北:自立晚报社文化出版部,1993:2.

[15]陈鼓应.开放学生运动[M]//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四册/政治意识的觉醒(上)).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20-21.

[16]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四册/政治意识的觉醒(上))[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

[17]马英九.从法律观点看中央民意代表的新陈代谢问题[M]//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四册/政治意识的觉醒(上)).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270.

[18]天一方.读《一个小市民的心声》——兼谈社会上的反应[M]//郑鸿生,王晓波.寻找风雷:一九七〇年代台大保钓学生运动史料汇编(第五册/政治意识的觉醒(下)).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13:20-21.

[19]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小组.台大哲学系事件调查报告[M].台北:台大出版中心,2013.

中图分类号:D432.85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7031(2016)02-0083-10

作者简介:刘玉山(1979-),男,博士,讲师;E-mail:liuyushan79@126.com

基金项目:福建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课题(FJJKCGZ15-001)

收稿日期:2015-12-13

猜你喜欢

言论自由问政运动
网络问政节目应为公众所期盼
不正经运动范
浅论公民言论自由的尺度
浅析我国网络言论自由的边界及其法律保障
西方又想用“言论自由”忽悠中国人
宗教式笃信“言论自由”挺吓人的(社评)
古代都做什么运动
疯狂的运动
『广场问政』应『去戏剧化』
人大代表电视问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