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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兵制度与中国基层治理的演变,1949~1953

2016-05-14徐书鸣

文化纵横 2016年5期
关键词:基层制度

毛泽东时代的基层治理有何种基本特征,其独特的面向何在,一直以来都是学界关注的重点之一。20世纪80年代,政治学家Vivienne Shue和Jean Oi从国家和社会关系出发,认识到毛时代的中国虽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政治体系,但是政令在基层执行时,往往会和农民社区的利益、价值观产生碰撞,并形成折中的执行效果,他们将之称为“农民地方主义”和村民与干部之间的“庇护主义”,[1]这一视角主要着眼于非正式的社会制度如何影响了正式制度的运作。

本文则从另一个角度展开讨论:毛泽东时代民兵制度这一正式制度历经革命和建国时期的熏陶之后,如何给基层治理打下深深的烙印。民兵作为中共三级军事体系的底端,在为军队提供后备兵员的同时,因其所具有的强制权力,使之为基层社会的治理和动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资源。因此,对民兵制度和政策变迁的考察,有助于解释中共基层治理的生成机制及其演变逻辑,并进一步展示了毛泽东时代国家政权的某些结构特征。为了便于论述,本文借助建国初中共中央和华北局及其辖区(主要是山西、河北和平原三省)的相关材料,对上述问题进行剖析。

民兵与国家新秩序的建设

中国共产党的民兵武装起源于苏维埃时期的赤少队(赤卫队和少年先锋队)。抗日战争期间,在此基础上中共逐步发展起一套以民兵为基础的三级军事体系,[2]从而在敌我拉锯的环境下,为建设稳固的农村根据地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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