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习惯于说“中国的藏族”，现今颠倒过来说“藏族之中国”，意义有相通之处，但也大有不同。藏汉文明有自身的观念体系，双方有着长久和紧密的接触、交往、互渗因而是“你来我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历史，这是我们梳理出“藏文明之中国”这一谱系的基石。

西方的主权藏学[1]为了塑造一个统一的Tibet，竭力运用现代西方的“国家”（state）概念，将藏文明区域塑造为由某个中心区域统一的、同质化的中央集权统治，并投射到历史上，但相当费劲，且并不具有说服力。这一基于民族--国家话语的书写范式，当世界各地学界都在反思类似话语的时候，在藏区史志的书写方面却得到非常有限的反思。其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书写的藏区史志，是多区域历史共存并述，其关于西藏自治区史志的部分，主要是拉萨中心观的体现，其余区域则另书。最明显的便是大陆民族学界于1950年代末开始准备编纂，到1980年代印行的《藏族简志》。[2]这多少体现历史和现实本身，为我们从人类学、民族学角度梳理“藏文明之中国”谱系埋下伏笔[3]。

藏文化中“域”的观念与拉萨中心观

藏文化中对天下的理解，是以“域”为代表的。这个概念小可以到几户人的聚落，大可以到整个天下。“域”这个词在藏文中也是相当灵活、活跃的。其所指地域如：沛域（Bal-Yul，尼泊尔）;甲纳域（Rgya-Nag-gi-Yul，中国内地）;甲域（Rgya-Yul，中国内地，也指印度）;芒域（Mang-Yul，与阿里普兰、昂仁和吉隆等县一带与尼泊尔接近的区域）;博域（Bod-Yul，拉萨一带）;哲域（Vbras-Yul，锡金）;洛域（Glo-Yul，尼泊尔木斯塘区）;门域（Mon-Yul，包括今西藏自治区门隅，以及印占部分）;工域（Kong-Yul，今工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