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长权

基层治理的新悖论

中国的后发外生型现代化道路，经过一百来年的发酵和实践，终于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得以总爆发，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画卷得以展开。

就农村而言，1980年代以来，随着集体农业和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市场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长驱直入，传统具有一定封闭性和共同体性质的村庄门户大开，海量青壮年劳动力长期流动于城乡之间，通过东部沿海的制造工厂，中国最基层的农村家庭彻底裹挟到了全球化的潮流之中。这一系列的巨变，对中国基层长期存续的基本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都产生了巨大冲击。

与村庄社会结构和价值观念变化相伴随，国家的农村治理体制也在短期内发生了革命性的翻转。1980年代的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发展，带来了农村的短期繁荣，但在1980年中后期，农民负担问题就开始凸显出来。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一方面导致了地方财政收支缺口的扩大，财政支出压力剧增，财政压力层层向下传递，最终传导到了农民身上;另一方面，分税制也深层调整了基层政府和乡镇企业的关系，切除了二者的直接利益连带，基层政府纷纷抛弃乡镇企业，进一步导致了地方财政和经济活力的萎缩。这“一增一减”，直接导致了农民负担骤增，农村经济陷入了破产边缘，国家与农民关系也异常紧张。进入新世纪，这种体制终于无法持续，国家决绝地取消了农业税并进行了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乡村基层政权被彻底削弱，基层政权日益悬浮于乡土社会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