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程远　王衡　顾昕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深刻的转型过程，市场化重塑了社会价值观和政治价值观。中国民众的威权价值观在强度和广度上有所减弱，而自由民主价值观有所扩张。在这一过程中，互联网的接入和发展促进了民众的政治价值观转型，为群体性抗争事件及其他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平台，但这个网络抗争的限度何在？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网民的政治价值观深植于个人特质，同时也是营造网络文化的重要决定因素。既有研究表明互联网意见领袖和新媒体的作用都存在限度，抗争运动的关键不在于是否使用了互联网，而在于使用了怎样的策略，在价值观冲突所引发的意识形态争议中，个体的政治价值观形塑着人们使用互联网的方式，影响着人们的网络政治参与方式和强度，最终也决定着网络政治行为的效力。本文基于全国性的概率抽样调查数据，对政治价值观如何影响网络抗争行为的限度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政治价值观越倾向于民主，发生网络抗争行为的概率越高，但这种相关是非线性的，当个体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分值达到较高水平后，抗争行为的发生率则显著下降，甚至衰减为零，也就是说，政治价值观对网络抗争行为的影响存在阈值效应，除了数字不平等和外在的审查机制，网民在抗争过程中政治效能感的下降也可能是影响其政治行为的关键因素。因而，网络参与对实际政治行为存在“安全阀”和“高压锅”两种效应，当拥有高水平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民众不再满足于网络抗争的效果，他们很可能不再信任政府，造成政府合法性下降，或采取更加实际、激进的线下抗争行动，当其利益诉求转化为政治诉求，政治诉求因素的增长极有可能威胁政治稳定，而这一转化发生的条件，仍需更多的研究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