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东金

9月2日，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卡里莫夫去世，没有留下任何明确的接班人选。由于缺乏制度化的权力交接安排，这个中亚国家进入了强人政治最危险的时刻。在中亚五国中，乌兹别克斯坦战略地位攸关，历史上曾长期据有中亚地区主导权，堪称区域枢纽型国家，在俄国和中国的战略筹划中，乌兹别克斯坦都占有重要位置。这个绝非边缘的国家是挺过危机，实现最高权力有序过渡，还是交接失败，陷入乱局，进而引发连锁效应——这些问题引发了诸多关注。

一些外界观察者曾担忧，进入后卡里莫夫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在没有继承人的情况下突然陷入政治真空，精英集团内部斗争加剧，如果精英集团无法迅速就继承人和权力分配达成共识，在第一时间消除不确定因素，政局很有可能陷入不稳定。此外，精英集团内部分裂，其中的某一派转而寻求大众支持，权力斗争公开化，从而开启一个叫作民主化的进程。对这一局面，利益攸关者无法抱以乐观。

9月以来的事态发展表明，最坏的情形并未发生，相反，权力交接相对平稳而有序。在可能的继承人名单中排位靠前的乌兹别克总理米尔济约耶夫担任了治丧委员会主席，几日后即正式就任总统。而另一位实权派人物，国家安全局长伊诺亚托夫据信在幕后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在未来继续扮演举足轻重的地位。显然，乌兹别克斯坦的精英集团对后卡里莫夫时代预先有所准备，并在接班人问题上保持着团结。

坊间普遍认为，领导人交接和随后必然的人事更迭不会导致该国内政外交的大变化。这个诞生于25年前苏联解体废墟上的新国家尽管仍面临着诸多困难，但在内部治理和外交捭阖上，尚可称得上稳健成熟。卡里莫夫在独立、建国之初订立的五项原则——摆脱意识形态教条、国家是主导性改革者、法律主宰所有生活领域、强有力的社会政策、分阶段转向市场关系——大体仍指导着该国的发展。

权力交接初步完成，但乌兹别克斯坦下一阶段的政治走向，仍有待观察。对于该国会再次出现一个类似卡里莫夫式的强人，还是逐步走向寡头精英主导的集体领导，我们不得而知。按照熊彼特的定义，民主是由数人头代替传统的砍人头来决定最高领导权。就其本质，不过是精英集团竞争领导权的副产品。而在中亚国家，领导人的产生并非单由选举民主来决定。选举更像是对领导人选的事后追认，是一种加持。2015年7月，学者艾萨克斯（Rico Isaacs）在《国家与社会转型研究》（Studies of Transition States and Societies）杂志撰文，以《卡里斯玛权威的制度化与后卡里斯玛时代的权力继承困境：以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例》（Charismatic Routinization and Problems of Post-charisma Succession in Kazakhstan， Turkmenistan and Uzbekistan）为题，指出中亚领导人本身，无一例外是卡里斯玛型的（当然混合着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在韦伯的类型说中，这一权威最大的问题在于如何实现继承，或者说例行化。

韦伯认为有五种卡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方式。其中的两种，启示和选拔，并不适用于分析中亚政治。作为第一种方案的启示，即使在宗教组织内，也只发生于类似千年至福类型的极端运动中。在奉行世俗主义的中亚，绝无可能。选拔这一机制若奏效，有赖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或者法律机构，来考察并决定接班人选的产生。而除了家族、部落这类传统结构，公众化的正式机构在后苏维埃时代的乌兹别克斯坦并不存在，在整个中亚也不存在。

剩下的三种方式，即指定、世袭和制度化，中亚国家都试验过，但迄今为止失败的居多。

指定是第一种方案。指定或者由在任者生前做出，或者是在其身后，由精英集团内部博弈达成共识做出。经验证明，提前指定接班人通常很危险。一来现任领导很容易成为“跛鸭”，二来精英集团内部产生分裂，遂生乱源。原苏东地区，如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轮番上演颜色革命，其肇因都在领导人试图指定接班人，事败后引发不可控的危机。

指定若由精英集团集体做出，也是危险重重。这其中，最大的不可测因素是选举。在当代的政治环境下，被指定的继承人需要通过一场选举，完成一套合法化程序才能成功上位。选举通常是受到高度控制的，然而这一仪式性过程仍然会赋予被指定者极大的权威。在此情况下，被指定者有机会完成权威重构，巩固个人权力，并最终建立属于自身的卡里斯玛权威。也就是说，一个被广泛期待为弱势的新任领导人，很可能借由选举获得独立的合法性和权威，摆脱原有精英集团的盘算和控制，开启新一轮的个人集权。这就是2006年尼亚佐夫之后土库曼斯坦所发生的政治演变。这一变化不符合精英集团的原有期望和利益。当然，这一方案也有堪称成功的范例，那就是叶利钦挑选普京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不过，人们应该有所保留，因为这是叶利钦在类似的接班人计划几次失败之后，终于赌对了一把。

有土库曼斯坦不详的先例在先，卡里莫夫从未认真尝试过这一方案。反过来，哈萨克斯坦或许曾考虑过这一计划。自2005年起，该国的继承问题公开化，开启叶利钦模式提上了日程，抑或世袭。不过，在指定接班人计划流产引发一系列颜色革命之后，纳扎尔巴耶夫关闭了这一通道。

第二种可行选择是世袭，以王朝继承的方式，实现卡里斯玛权威的例行化。在中亚的政治文化中，家族/部落政治传统仍然强大且盛行。同属原苏联体系的阿塞拜疆，就是这一模式的早期成功者。卡里莫夫尝试过这一方案。由于没有男嗣，他培养大女儿古尔娜拉成为继承人。2012年后，卡里莫夫多次公开表达了这一政治意愿，试图开启世袭政治进程以解决继承危机。然而，接下来的两年里，乌兹别克斯坦政治上演的却是相反的剧目，国家安全局指控古尔娜拉贪腐，并曝光了证据，古尔娜拉的公众形象严重受损，其个人权力基础也动摇了。显然，精英集团不支持卡里莫夫的世袭安排，他们强烈抵制这一计划。“公主危机”的结果是，古尔娜拉被软禁，黯然出局，而卡里莫夫家族其他成员接班的可能性也被消除。事实上，总统家族成员大多明智地与古尔娜拉拉开了距离，只希望能够在未来的新政权下拥有豁免权。

卡里莫夫的王朝世袭计划以失败告终。在哈萨克斯坦，类似的计划同样进展不顺。比较之下，阿塞拜疆的权力交接能实现父死子继，关键因素是新君在等待继位和巩固权力的过程中，均得到了既有精英集团的支持。

第三种方案是制度化，将寄于个人的卡里斯玛权威转移至公共职位。这样一来，卡里斯玛就与特定的人身脱离，得以体现在制度化的实体中。卡里莫夫也尝试推进过这一计划。从2010年起，在卡里莫夫的认可下，乌兹别克斯坦数次修改宪法，将部分总统权力移交至总理、议会以及主要的官方政党。上述举措的初衷，无疑是要强化这些机构的政治地位，赋予其一定程度的独立性，适度与总统个人权威相分离。然而，实际效果却截然相反，改革后，总统的个人权力反而更加集中。事实证明，严重受控于总统个人的议会和政党根本不具备独立的决策能力，当它们稍微表现出独立行事，或者试图发展某种制度化制衡能力的时候，总统本人就会出面遏止。也许，对此最好的解释还是那句话，很少有人能抗拒权力诱惑，更不会在不受阻挡下主动放弃权力。

在哈萨克斯坦，也发生了类似的一幕。在中亚的诸多终身制总统中，纳扎尔巴耶夫可能是最关心自身遗产的一位。从2007年开始，他明确地启动了继承人计划，其中就包括在制度层面强化政府总理、议会和政党的地位。但是，他自始至终拥有对整个政治体系的超然权威。或许人们不应过分苛责总统本人恋栈。因为在事实上，卡里斯玛型强人已经成为维系局面的关键，整个系统若要平稳有效运行，有赖于此。没有人喜欢变化，尤其是在吉凶难测的情况下。既有体系需要，也拥抱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