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刚 侯晓红

摘要：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关键词：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资本市场；终极控制权配置；制度环境

中图分类号：F83248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6）05002406

追溯到最终控制股东的控制权配置研究是分析股权集中环境下大股东与中小股东代理冲突的重要研究范式，而终极控制股东在我国资本市场更为普遍，规制上市公司终极控制股东行为已经成为我国资本市场“投资者保护”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制度环境的不同会导致公司行为的差异，也会形成公司终极控制权的不同特征。我国具有转轨经济和新兴市场经济特征，会有哪些独特的制度特征对上市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产生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