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荣荣

[摘要]实行精英主义是“新加坡之谜”的关键所在。精英主义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判断谁是精英。在新加坡获得精英身份的途径就是由资深精英予以认可。李光耀认为，政治精英主要包含了“品性”、“动机”、“人格”和“意识”等内在要素。这些内在之物需要通过对善治有共同信念、价值观的精英之间的持续对话才能深入了解和把握。人民行动党已经形成了一套运作有效的精英选拔制度，其核心精神就是对话，这一角度有助于重新认识“新加坡之谜”。

[关键词]对话；新加坡之谜；政治精英；精英选拔；精英主义

中图分类号：D73/7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10X（2016）05004506

近年来，被学界热议的“新加坡之谜”是新加坡成功发展之谜，也是人民行动党成功执政之谜。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经验是，执政的人民行动党政府一贯倡导“精英治国”的理念，推行“精英主义”，选拔吸纳最优秀的人来治理国家。一国吸纳精英的有效程度直接决定了其政治体制的运行好坏，也是精英更替的出口和关键所在，政治精英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如何判断谁是精英？如何寻找社会上属于精英的那极少数人？本文将从哲学视角来剖析新加坡精英选拔的内理，探讨对话在新加坡精英选拔中的作用，从一个新的视角审视“新加坡之谜”。

一、李光耀的精英治国论及精英界定

（一）李光耀的精英治国论

李光耀塑造了人民行动党，这一点毫无疑问。李光耀坚持精英主义，也型塑了人民行动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李光耀的这一理念既有对后发国家实际的深入思考，又带有鲜明的传统精英主义论色彩。

一方面，其理念带有鲜明的传统精英主义论色彩。李光耀指出，在人类所有的社会里，总有较为聪明和较不聪明的人。这与传统的精英主义理论不谋而合。精英主义者一般认为，任何社会都可以被区分为掌握了统治权力的少数和被统治的多数，任何社会真正进行统治的永远是少数人，即使在民主社会也是如此。同时他们也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有新的精英集团在原有的统治精英之外产生，精英的这种交替带来了社会的逐步发展，即精英循环。以贵族政治为例，贵族阶级只有通过不断地自我更新，并且吸收最突出的个人进入自己的行列，才能保持自身的统治地位，否则就会迅速衰落。这一事实对整个社会的进步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1]（P523）。马克斯·韦伯也指出，在现代科层制的社会中，直接民主在实践中具有不可操作性，政治组织必然由对政治管理感兴趣的人来管理，而管理需要具备相当的才能，所以政治是精英的一项事业。只有一种政治，那就是职业政治家的政治[2]。

另一方面，这种带有其独特色彩的思考是基于后发国家的实际。李光耀认为，实际上，人类生来不平等。有些人能力强，有些人天生可以奉献更多给国家社会。我们如何能预测这种事？为什么经常办不到？亚洲各国的疑难在于：“如何建立一套能源源不断网罗才德之士的制度。”[3]（P100）李光耀这一观点似乎该是所有政府的首要考量。在自由派的思想家眼里，在各种观念自由竞争、百家争鸣的环境里，人民透过公平自由的选举，会养成区分优劣的能力，最后必由最好的获胜。所有重要的机构、法律与大众媒体都应支持这套系统。但这套想法在现实中不容易行得通。事实上，在李光耀眼中，很多情况下结果是带来灾难。20世纪40年代与50年代许多新独立的国家，接二连三地陷入斗争与混乱，对他造成莫大的冲击。

基于以上认识，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将精英选拔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认准网罗优秀领袖乃是好政府的当务之急后，接下来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界定和辩识精英。

（二）精英的界定

如何判断和界定精英？关于这一点历来的政治哲学论著几乎都对此略而不谈，这是精英主义面临的最大问题。李光耀治国历程的起点，以网罗精英为第一要务，他曾经在不同场合、情景下谈到对精英的界定。

所有社会都需要领袖。如何网罗人才呢？李光耀清醒地看到：在一个年幼的小孩身上，很难看出他将来能否做出超出寻常人的贡献；罗得斯奖学金得主（英国金融家罗得斯为增进英语国家间团结，于1902年在牛津大学设置的奖助金）都是学院里千中选一的人才，他们之中几乎也没有出现过杰出的国家领袖。因此，比较能力和性格，他重视的还是一个人的个性。“我们所要物色的人才，首先是品格好，其次是头脑好”；“我所谓的精英，不只是指学业成绩而已。你还得评估他的实事求是、想象力、领导能力、冲劲，但最重要的还是他的品德与动机，因为愈是聪明的人，对社会造成的损害可能愈大。” [3]（P95）

可以看出，在李光耀对精英的界定中，“品性”、“品行”、“动机”、“品格”、“人格”和“意识”是关键要素。

关于品性，李光耀指出，人类无法评估这种叫作“品性”的东西。可以评估一个人的智力，世界上那么多聪明的人，都对促进同胞的福利毫无贡献，真是不可思议。就是这种到目前为止还无法测量、称作“品性”的特质……这牵涉一种叫作“意志力”的东西[3]（P103）。

李光耀还认为，选拔精英时，最重要的是品行和动机。身为第一代反抗殖民霸权、争取国家独立的领袖，李光耀深知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背后的动机与力量。李光耀所说的品行与动机实际上就是指忠于人民、忠于理想和献身精神。他并不否认智力很重要，但从中只能看到一个面向：智商、勤勉、系统思考和逻辑能力，不能取代其他的要素。“到头来，你必须怀有成功不可或缺的理想主义，使人聚集在你周遭；你必须高瞻远瞩，能预见到大家协力追寻的彩虹彼端埋藏了什么实物，但你还是得脚踏实地，知道哪些预测乖离现实，对我们有害。” [3]（P105）

关于品格和人格，拉斯韦尔曾把人格作为精英的重要特征，并更多地以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式做分析。李光耀认为，才干与能力，不难通过学业成绩和事业成就准确评估，品格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衡量了。他认为确定一个人的人格，比确定才干和能力更重要。

至于意识，李光耀这一观点与拉斯韦尔的“态度”有共通之处。拉斯韦尔探讨了态度在政治学上的意义，特别是指精英的忠诚对象[4]（P135）。李光耀这里的意识主要是指对于国家而非部族的忠诚以及责任感。

李光耀强调，找领袖不能碰运气，政治领导人才犹如钻石，虽具一般矿石所无的特性，但非独具慧眼者是很难从外观上分辨出来的[5]。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以上这些品质、人格、动机的内在之物都需要通过对善治有共同信念、价值观和想法的精英之间的持续对话才能深入了解和把握，进而形成了一套特殊的制度以品鉴和选拔精英。

二、对话在形成精英选拔中的作用

为什么政治学教科书或一般媒体，对于争取优秀人才担任公职一事谈之甚少？国家如何能选拔国内最优秀、最聪明的人来管理政府？该吸引哪种人来领导国家？什么情形下，最能干且正直的人会挺身而出，为政府献身？有没有一种制度可以确保好人出头，而贪污舞弊、只图私利的人会被压抑？

从以上对精英内在要素的探析中不难发现，这些构成精英的品质和要素都是需要通过对话来辨识，进而选拔出精英的。人类生活的本质特征是其根本性的对话特征。从哲学上讲，只有通过一轮轮的、直达内里的深入对话，才能展示一个人的生存之维，完成旧精英对新精英的辨识。

（一）对话能把单向度的思维变为多向度的思维。人本身即是对话的存在，人类的本质即是一种对话关系，“生活就其本质来说是对话的。生活意味着参与对话：提问、聆听、应答、赞同等” [6]（P386）。对话使得思想的探索成为一个活的运动过程，就其实质而言，内在的发生

绝不可能以独白的形式存在。对话体现同意/反对、肯定/补充、问/答等范畴之间的关系。在一轮轮的对话中，追问涉及人自身的时候，便表征着具有了主体双向交流的意义。存在着的人，思考着的主体，以对话的形式“在场”，充满了个人体验式的人与人之间的对话方式，体现了人的存在本质，构成了观点和评价形成的场所。

（二）对话是穷理，是对人命运的追问，能反映人的深层价值观。多向度的对话，势必带来一系列的追问，这就可以在道德两难与悖论的抉择中看出一个人的价值观。真正的对话是说话者参与到严肃而认真的问与答之中，对话主体以自身最切己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评判与他者进行交流。从对话角度思考存在，需要关注个体的生存环境、价值信仰和不同价值体系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人在语言的世界里对话，也在超语言的世界里对话。品性、品行、动机、人格和意识等内在因素，深层次地由一个人对周遭事物的认知水平和价值评判决定。因此，在同一客观条件下，对于同一个事物，由于人们的品性、品行、动机、人格和意识不同，主次、轻重的排列次序不同，就会产生不同的行为，直接决定了外在行为模式。

（三）通过精英之间的对话，以确定“同类”，形成精英间的相互认同。

对话其实是对话者之间在共同分享对生命的体验，产生相互的认同，彼此之间确定是可以接近的，由此成为彼此认同的一部分。对话可以测量人与人之间的价值高低和情感远近。一个人的身份、地位、理念以及与官方上层和民间底层的距离通过对话得以呈现与解释。任何个体都是在与他人的相互反映和相互接受中获得确认的。个体的欲望、意见、趣味、感觉和雄心壮志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是有意义的。通过对善治有共同信念、价值观和想法的精英之间的持续对话，使政治精英之间产生自身的团结纽带。

三、 基于“对话”的精英选拔制度

在精英选拔制度方面，李光耀有着独到的认识。这套精英选拔不同于简单地对面试的强调。与考试相比，面试更被认为是挑选政治精英的适切手段。如对英国殖民地治理起重要作用的英国卢加爵士（Lord Lugard）相信，考核申请人只能通过面试去选择，一些能够在泰山崩于面前而从容不迫的青年，才能有信心通过严格的职前及在职训练，让他们能有足够的技巧，面对危机。他反对以考试方式挑选政治精英，坚信只有透过细致的面试，观察考生表现，才能选拔最优良的人才[7]。人民行动党的精英选拔制度基于十分复杂的面试。它不同于简单的面试，因为面试的谈话也可能只是单向度的，而单向度的谈话很难刺穿一个人的“内心本质”，因此也就很难说能辨识真正的精英。人民行动党每一轮面试的核心精神是对话，即将对话贯穿融入每个环节之中。

李光耀认为，“我们展开了一种不寻常的，但幸好是成功的罗致人才的方法，把一些志同道合、具有相同动机的人招募入党。我们曾从党支部选拔人才，但却无法找到足够的人选。因此，我们从党外罗致人才” [8]（P79）。虽然新加坡的选才过程是秘密进行，但连向来批评政府者都同意整个过程是严格与系统化的。在选拔精英方面人民行动党通过一连串有系统的“茶会”（Tea Sessions），形成了一套俗称“喝茶”的制度。1984年，该党资料库存有两千名候选人的档案。新加坡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精英人才。如人民行动党在第12届国会的选举中推出的候选人队伍，就是在上届大选结束后的大约五年里，从260个被执政党请去“喝茶”的人当中，经过层层淘汰，精挑细选出来的24人，其素质之高当无异议[9]。人民行动党通过每一道程序，将带有个人体验式色彩的老精英对新精英的认证逐步制度化。

（一）选拔程序中的“对话”元素

人民行动党的精英选拔程序是十分复杂的，具体有七道程序。

1.候选人被邀请与人民行动党有关领导人饮茶，进行一次正式交谈。这样的谈话一般每三周进行一次，每次三小时。会谈的目的是对其进行观察，确定候选人是否具备当议员的素质。

2.接受人民行动党秘书长第一助理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举行的进一步面试，进一步检验候选人的素质。

3.通过考察的候选人与数位人民行动党部长级高官组成的委员会进行下一轮的谈话，被问及的问题通常是“为什么投身政治、将为国家做出哪些贡献”等，即是在考察候选人的理想、人生观和国家观，确定其是否具有一个正确和远大的价值观。

4.人民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主持，召开一次对话会。对话会上，秘书阐述人民行动党未来的发展计划和说明这些未来接班人所扮演的角色，然后这些候选人将会获得一个机会，就是在未来的选举中代表人民行动党参加竞选，结果候选人态度不一，由此进一步细化和分辨出候选人从政的热情、根本的志向和信心是否坚定，进而淘汰一部分人。

5.与党的重量级人物见面，形式是讨论，议题十分广泛，首先要看对方是否健康和充满活力，对为社区服务是否充满了热忱和向往，他的感受怎样。

6.相当部分的考试问题通过面试、交谈、辩论等方式旨在考察候选人的特长和个性，确定候选人的价值观及他在不同领域的适应性和潜能，以判定候选人的情绪稳定性、正直性、诚实性和忠诚性等。他们当中有些会被问及非常私人的问题，如关于信仰和婚姻生活。他们也会被逼问，如果陷入道德两难的处境，个人坚守的价值观受到挑战时，他们会如何抉择。有位落选者透露，这场令人心情激荡的盘问“非常犀利直接”，事后他感觉自己仿佛“被剥得赤裸裸的”[10]（P90）。

7.与李光耀等最高领导层见面，回答一系列有关个人目标、价值及实际政策的问题，根据其回答确定是否录用。这个评估通过喝茶、讨论、聊天的方式，在比较放松的状态下，观察判断候选者的特质。除了李光耀，其继任者吴作栋也是亲自发掘和挑选候选人。此前经过了许多考验，最重要的是过李光耀这一关，这是一次很严谨的面试，由他本人亲自主持。“我的职责是评估人选，他们的动机和性格。” [11]（P511）

李光耀认为，高素质的部长领导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替代的。由人代笔的演讲词，不论多么冠冕堂皇，和一个对问题有深刻感应，以找出解决办法的部长发自内心的言语比较起来，总是缺乏那股信念和真诚的意味[11]（P460）。在这轮谈话中，李光耀会通过许多探索性的问题来摸清各个候选人的性格，“发自内心的言语”以及候选人在对话中展示的“信念和真诚”即是判断候选人特质的重要依据。

可以看出，从第一道每三周一次、每次三小时的选拔程序开始，甄选就十分注重漫长的对话，时间之长，谈话内容之丰富，使人民行动党得以更好地观察出候选人的内在素质。

（二）案例分析

人民行动党甄选精英的过程，每道程序都充满了对话，以此来考察其品质、人格、动机等需要通过深入对话才能了解和把握之物。有一连串令人吃不消的面谈，让人民行动党刺探候选人的“内心本质”。每个可能参选的人都必须经过多方面的评估，不一定是很正式的面试，有时是在活动中观察他们，在茶叙、午餐或在一些场合上评估他们的表现。在人民行动党近几十年的历史上，此种选拔精英的例子比比皆是。

第一个案例是吴作栋。吴作栋在出任国会议员之前，并没有加入人民行动党。以吴作栋在1976年获选为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面试为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光耀曾向吴作栋提出这样两个问题：谁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抱负？李光耀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吴作栋的动机和性格，也正是吴作栋为国家服务的献身精神和个性符合了李光耀的期待。这种老精英对新精英认证的有效性可以从之后吴作栋对李光耀政治理念的传承和发展的政治行为中看出来。以1991年、1997年、2001年三届大选为例，通过“空投”方式进入政坛的人民行动党议员，就有超过十位成为后来第三代领导。在吴作栋时代，基于人民行动党政治理念的精英选拔与重用形成的政治架构和氛围，强烈地反映出精英被推到至高的境界，远远超过了李光耀年代的规模。

第二个案例是吴俊刚。前人民行动党议员吴俊刚就是被“党找人才”而加入政坛的。吴俊刚本来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政治记者，1984年有一天被请去喝茶时，他心里完全没有任何预感，只当是普通的午餐会。吴俊刚描述了喝茶的情形，第一次，记得有三个人，大家见面只是客客气气地聊天，没有什么主题。不久，又来电邀请，这回是两个人，同样的，也只是聊天、吃饭。很快地，来了第三通电话，这回受邀的只有自己一人。开始觉得不对劲。果然，部长开门见山，道出用意：邀请你出来竞选。中央执委会连珠炮似地提出各种时事课题，要听你的意见，要知道你有什么解决方案。吴俊刚戏言自己就是这样通过被找去喝茶、谈话而被人民行动党“捉”了进去。

第三个案例是殷丹。殷丹也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两轮“茶会”的考验。当她应邀前去回教社会发展理事会同主管回教事务的环境及水源部长雅国博士和国会议员哈莉玛作小组茶叙时，原以为是两位马来族议员想多了解马来族专业人士对政府各项政策的看法，于是侃侃而谈。不久后，她又接到教育部长兼国防部第二部长黄永宏医生的邀约。当时她在国立教育学院担任助理教授，还以为有机会同教育部进行一些合作项目，因此欣然赴约。不料，当两人聊完教育相关课题后，黄医生也关心起她的家世背景和个人生活。这时她才发觉“事有蹊跷”。后来当部长进一步向她了解从政的意愿时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正在参与所听闻的人民行动党“茶会”。当时，殷丹已怀有七个月身孕。当她生产后一个多月，又接受了人民行动党另一轮的面试，最终经过考验，被推选为新候选人。

可见，很多候选人最初被请去喝茶是没有意识到的，这正显示了真实的对话场景。在不经意的闲聊环境中，在平等的毫无戒备的“侃侃而谈”的放松情景下展现出来的内心，更接近真实的存在，能让对方更好地了解到彼此的天性，把握彼此的真实想法和个人品质。这种对话方式，体现了人的存在本质。通过一系列的追问，使说话者展示了最终的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在新加坡获得精英身份需要由资深精英予以认可。只有通过这种持续对话，才能形成精英间的认同，打造精英共同体，完成对精英的辨识过程，即老精英对新精英的认证。

四、结 论

政治精英主要包含了“品性”、“品行”、“动机”、“品格”、“人格”和“意识”等内在要素。这些内在之物需要通过对善治有共同信念、理念、价值观的精英之间充满个人体验式的对话才能深入了解和把握。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经形成了一套运作有效的精英选拔制度，这套精英选拔不同于简单地对面试的强调，其核心精神是对话。对话能把单向度的思维变为多向度的思维；对话不仅是一种信息交换，也是一种价值交换，通过穷理能在道德两难中反映候选人最后的价值观，刺探他们的“内心本质”；通过精英之间的对话，以确定“同类”，在政治精英间产生相互认同。挖掘对话在精英选拔过程中的作用，对我们从一个新的视角认识“新加坡之谜”有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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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朗友兴.精英与民主：西方精英主义民主理论述评[J].浙江学刊，20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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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王慧麟. 殖民管治的教学笔记[N].明报，20150216.

[8]新明日报.从李光耀到吴作栋[M].新加坡：新明日报有限公司， 1991.

[9]品茶选贤的民主特色[N].联合早报， 20110421.

[10]韩福光.李光耀：新加坡赖以生存的硬道理[M].Singapore Straits Times Press， 2011.

[11]新加坡联合早报. 李光耀40年政论选[M]. 新加坡：新加坡报业控股华文报集团， 1994.

责任编辑：张新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