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君之

摘 要：杜甫和庾信都是集大成的作家，处在历史的关口，饱尝时代苦难，具有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多数纪实之作具有史诗特性，二人又都有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在题材主题方面有明显的承传关系，对此加以深入探讨，可从文学传统上揭示出杜诗“尽得古今之体势”的原因。

关键词：杜诗；庾信；题材主题

中图分类号：I207.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54-02

杜诗浑涵汪茫，千汇万状，主题丰富，内涵深广，极少重复自己，在诗歌题材和主题方面具有重大的开拓创新。打开杜甫诗集，宛如进入一个全新的艺术世界，给人以强烈的审美冲击。杜甫能够取得这样高度的成就，有其深厚的历史原因，更离不开主观上的善于学习与创新。同样，庾信作为一位集南北朝文学之大成的作家，幼而俊迈，聪敏绝伦，博览群书，尤善《春秋左氏传》，初步融合南北诗风，创造出众多优秀的作品，“为梁之冠冕，启唐之先鞭”[1]，给唐人以多方面的启发，和初盛唐诗的渊源关系尤为明显、直接。“启唐”主要体现在诗赋题材和主题上对唐代诗人尤其是初盛唐诗人的启发和引领上，杜甫就是其中表现突出的一位。

接受美学理论家姚斯指出，文学文本是面向历史敞开的意向性存在，读者也存在于一定的历史境遇之中，文学本文的真正意义和理解者一起处于不断生成的运动过程中，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连续性事件，文学史是一个审美接受和审美生产的过程[2]。研读杜甫和庾信这种集大成的创作，我们不难发现两者的内在渊源。杜甫处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关口，饱尝时代苦难，晚年又贫困交加，这与庾信的后半期在战乱中被俘，被迫出仕北周的身世背景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相似的生活经历和时代背景促成了杜甫对前辈惺惺相惜的英雄感怀。这种同情心和仰慕感，反映在作品题材主题方面，体现为明显的继承性。两人在“史诗”性的纪实创作、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等几个方面都有明显的表征。

首先是“史诗”纪实性创作方面的传承性。庾信和杜甫一生都饱经忧患、颠沛流离。庾信现存的诗大部分为后期创作。他后期留北仕周，官至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地位虽高，但这种行为却常被人指责为“无耻”和“叛变”，除乡关之思以外，还有不能尽忠于国的内心痛苦。发而为诗，表现为复杂的情感内涵、苍凉的风格意境，所作既能反映社会的动荡不安，也表达了对故国和家乡的思念之情以及身为羁旅之臣的深刻的内心悲凉苦楚。而杜诗遭“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3]，在身心上都和庾信多有契合。相似的生活体验让杜甫在读到庾信作品时的心境与他自身的期待视野达到了高度统一，从而产生一种审美愉悦，自身创作亦受其影响。尤其是在安史乱后，用诗歌反映民生疾苦成了贯穿杜甫创作的一根主线。

庾信《哀江南赋》就是一篇史实性的杰作，主旨是“哀梁亡也”。赋中不仅总结了梁亡的惨痛教训，更宣泄了他留北仕周时的乡关之思与苦闷之情。“宰衡以干戈为儿戏，缙绅以清谈为庙略；乘渍水以胶船，驭奔驹以朽索。小人则将及水火，君子则方成猿鹤”，“晋郑靡依，鲁卫不睦，竟动无关，争回天轴”，“既言多于忌刻，实志勇而形残，但坐观于时变，本无情于急难”[4]……这些都是对梁武帝君臣不顾社稷安危，自相争斗，猜忌残害的形象描述。庾信通过凝练的文字展现出梁朝由官员腐败、内部争乱到外敌入侵、被迫覆亡的历史画面。还通过自身悲惨遭遇表现出人民因此所受的疾苦。

赋者体物之体，其职能在于表现物象，而非人心。非比于诗，乃工于言情。庾信此赋成就不仅在于思想内涵深广，更在于措辞造语精炼，善于摹写风云月露等自然物象，并与人事相契合，又工于用典，炼句炼意，很多字词都含有不尽之意，这些写作特点，都特别契合杜甫的诗歌美学观念。对杜甫往后的许多纪实性创作都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其中部分词语都被杜甫广泛运用于诗歌创作，比如“生男埋没随百草”即源于此赋的“声明埋没”，“中原何墋黩”出自“茫茫惨黩”，“有少微星”出“少微真人，天山逸民”，“兵革身将老，关河信不通”出“提挈妻子，关河累年”，“青袍白马有何意”出“青袍如草，白马如练”，“寂寞云台仗”出“犹有云台之仗”，“锦缆牙樯起白鸥”出“铁轴牙樯”，“荆岑弹丸心未已”出“地犹黑子，域惟弹丸”[5]。细加体会这些词语，我们不难发现它们都是对生活的直接刻画，其中有对破旧山河的正面描写，有对惨败现实的真实记录，有对内心情感的实在表达，都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文学作品中，同一接受主体会随着人生经验的改变而转换审美期待视野，对同一接受对象的看法也会因时而异。在安史之乱给国家造成祸难之时，它给杜甫带来的流离转徙，更是加深了杜甫对庾信的身世之悲与思乡之情的体验。不过，出于传统儒家的积极入世精神，“其穷也，未尝无忘于国、于民。其达也，未尝不抗其易退之节。”（《庾溪诗话》仇注引）他仍然直面生活，创作出“三吏三别”等大量的纪实性作品。此外，庾信和杜甫还有不少借咏物抒怀之作，庾信《拟咏怀》（其二十六）即通过写萧肃而宏阔的北国风景而抒发沉闷而悲壮的愁思。杜甫《春望》通过写河山之变抒忧国之情，二者的艺术构思、意蕴脉络不无相近之处。

庾信作为政治上层的一员，难免有些歌功颂德的应酬之作。杜甫入蜀之前，也曾在朝任左拾遗，供职门下省，由于这样的生活经历，而有少量同类作品。也许是崇拜心理的驱使，同时也不排除观念相近，杜甫这方面的诗作对庾信也有继承。庾信入北以前生活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里，周旋于梁代王室集团之间。出于实际生活需要，作有奉和应酬、歌功颂德、宫体艳情诗。如郊庙歌辞《周祀宗庙歌》《皇夏》《昭夏》，写宗庙祭祀礼仪，虽然繁琐乏味，但因事情重要，自己又是随驾文臣，职责所在，不能不写。按照当时规矩，这些都采用乐府体式写成，歌功颂德为主，无实际内容，文学价值不高。同样，在杜甫前期创作中，亦不乏此类应酬无聊之作，如五排《赠特进汝阳王二十韵》《奉赠鲜于京兆二十韵》《奉赠太常张卿垍二十韵》《上韦左相二十韵》等。杜甫通过铺排写成五言长律，淋漓尽致地展现自己的才学，达到他歌功颂德的目的，有一定的功利性与时代性，这些都跟庾信相似。

杜甫对庾信的接受还包括有思乡怀友、记录生活之作。如“秋来相顾尚飘蓬”（《赠李白》）出庾信“秋来南向飞”（《重别周尚书》），“更寻嘉树传，不忘《角弓》诗”（《冬日有怀李白》）出庾信“更寻终不见”（《徐报使来丛得一相见》），都有托物传情的特色，都带比兴意味。杜甫《早秋苦热堆案相仍》中的“七月六日苦炎蒸”，《夏夜叹》中的“炎蒸毒我肠”，《陪章留后惠义寺钱嘉州崔都督赴州》中的“毕景遗炎蒸”皆出自庾信的《奉和夏日应令》“五月炎蒸气”，都是对炎热气候的描写。在此，我们也可以看到杜甫和庾信在怀念友人、记录生活的相似与继承性。

叶燮说：“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之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6]指出盛唐诗是和六朝诗的渊源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启发。杜甫和庾信，亦当作如是观。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种乐于、善于学习的作风，杜诗才能“尽得古今之体势”，为历代所推崇。

参考文献：

〔1〕杨慎，王大厚.升庵诗话新笺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赵炎秋.文学理论实践教程[M].长沙：中南大学出版社，2007.

〔3〕孟启，董希平.本事诗[M].北京：中华书局，2014.

〔4〕庾信，倪璠.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5〕杜甫，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6〕叶燮，原诗[M].霍松林等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责任编辑 徐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