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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看待“相如与文君的故事”

2016-05-14刘婉晴

关键词:卓文君司马相如

刘婉晴

摘 要:自《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将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而后“夜奔”之事载入历史叙事后,从古至今,不同读者对其有不同的解读,甚至呈现出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点:一、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二、劫财劫色的精心预谋。要评价这一经典故事,首先需要了解其在当时条件下何以进入史册,才能从不同的读者的立足点出发,去探索其不同的文学理念,进而找出对文学本质的追求,是对历史事实“真”的侧重还是对文学作品中“善”与“美”的追求?进而对不同观点略作点评,引出自己的见解。

关键词:司马相如;卓文君;琴挑;文学本质;生命追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5-0151-03

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专家考证此记载取材于司马相如的自传。虽历经时代变迁与名家解析,后世对其仍持有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其一,体现了对自由浪漫爱情的追求及自我追求不畏世俗的勇气;其二,“琴挑”与“夜奔”是一场由司马相如的好友王吉主导的劫色劫财的阴谋。这两种观点虽立足于同样素材,由于角度与侧重点的不同形成了完全不同的解读,原因在于不同读者的关注点不同,是对历史事实的侧重还是对文学价值文学追求的侧重有所不同。

一、“相如琴挑文君”何以进入历史叙事?

首先,在探讨这是一段才子佳人的故事还是一场婚姻与财产的精心预谋之前,首先要了解该爱情故事为何能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载入史册,并为后世广为传颂。据专家考证,《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取材于司马相如《自叙》[1],是司马迁进行了适当的增删与加工后,记入《史记》的。汉景帝时期其实并未太重视文学方面,司马迁“会景帝不好辞赋”便足以辅政;然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故事竟能以爱情主题在当时环境下进入历史记载,并经后世流传成为《史记》中最精彩的片段,成为中罕见的经典,成为其中文学性最强的一部分而备受关注与讨论。在我们看来,司马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而且是将一个爱情故事放入历史记载,似乎是不太合乎事宜。据史料,汉代已经强调“妇人因媒而嫁”[2],而卓文君当时“新寡”又因相如琴挑而“夜奔”的事迹确实应该遭到传统礼教与社会习俗的质疑与批判,但是此时司马迁又为何将其载入历史叙事呢?

据查证,姚苎田在《史记菁华录》中对此做了详尽而精彩的分析,此文摘录了一小段:“于是相如往,舍都亭。临邛令缪为恭敬,如往朝相如。胸中有一段事在。相如初尚见之,后称病,使从者谢吉,吉愈益恭敬。从此以下,是相如之谋,直叙得妙!”姚直面叙述相如的“谋”,并未有任何遮掩之意,“繆”字也未被刻意隐去,而是直接指出“腹中有一段事在”,进而引人细看下文。“酒酣,临邛令前奏琴曰:‘窃闻长卿好之,愿以自娱。相如辞焉。为鼓一再行。极意作态,憨韵俱有。是时卓王孙有女文君新寡,好音,故相如缪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倒转前“缪为恭敬”句,可知此番作用,本出相如主谋。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前既以琴心感文君,又补此句,不过以车骑动富人也。笔极周匝。及饮卓氏,弄琴,文君窃从户窥之,心悦而好之,恐不得当也。写文君心曲,妙!既罢,相如乃使重赐文君侍者通殷勤。至此即不复用缪态矣。文君夜亡奔相如,真乃雄警女子,非可妄訾。相如乃与驰归。”[3]从其大篇幅的描述与详尽的分析、解说中,处处可见赞赏与认同之意。姚苎田非但承认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故事确实是“计划”之事,更是大加褒奖,姚认为司马相如以文君“好音”为入手点,以一种高雅而贴切的途径赢得美人心。以《凤求凰》打动其心,是以对方的兴趣及标准打动对方,是对之最大的尊重,是对生命价值的最大重视,是对其情感与生活意义的认可与赞赏。或许,这也是司马迁能于众多历史叙事中选录这个爱情故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吧。

从道德层面看,司马迁编写史记既不否认事实也不夸大现实是符合道德规范的,司马相如“琴挑”的方式也是合乎理性道德的,尽管与当时社会条件的要求有所出入,但把握了更为重要的东西“对自由爱情的追求与对世俗反叛的勇气”。从文学层面看,文学的本质总是归于生命的价值与意义追求,都需要读者从作品中获得光明,对人生有所领悟,司马迁如此,历代作家作者对该故事的高度重视与大力颂扬中更为明显。因此,无论从道德层面还是文学的角度来看,选此素材进入历史叙事都是情理之中的。

二、劫色劫财的阴谋还是追求爱情的勇敢与自由?

近日重看《百家讲坛》,张立群教授于2007年3月21日的栏目中,解读了“司马相如琴挑文君”的故事,在阐述历史事实后,提出是司马相如与王吉共同设计的“劫色劫财的阴谋”这样的观点,其论证点:1.“繆”者,虚假、欺骗也[4]。张立群指出,文中两次用此例子,“临邛令繆为恭”,“故相如繆与令相重”。这两句话一前一后相互呼应,司马相如琴挑文君是二人事先经过严密的预谋,按其周密计划展开,最终达到财色双丰收的结局。探寻将“繆”解释为“欺骗”始于宋代,最早提出的是苏轼,他在《东坡全集》中将“相如琴挑文君”的浪漫爱情故事首次确定为“窃妻之逃”[5]。2.司马相如曾“以赀为郎”,而琴挑赢得美人归后,“令文君当垆”自己“涤器于市中”是为了从卓王孙那里劫财。司马相如买官说明其并非不慕名利,夜奔之后继续计谋使卓王孙难堪,只能与之“僮百人,钱百万。”指出,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预谋。但是,班固对此事却是照录不误地记入《汉书》,尽管东汉明帝圣谕说司马相如“污行无节”[6](这里的“污行无节”当指“琴挑”、“夜奔”之事,是历史上“最高指示”中对司马相如最早也是最为严厉的批评。)可见,张立群对于司马相如的关注点在于其缜密的预谋与对财色的追求中;而班固则对司马相如的美好品格做了分析与褒扬。

再看嵇康与阮籍二人对相如与文君的爱情故事的评价。嵇康对司马相如的评价算是见诸记载的最高评价第一人,其大赞:“长卿慢世,越礼自放。犊鼻居市,不耻其状。拖疾避官,蔑此卿相,乃赋《大人》,超然莫尚”[7],嵇康对司马相如的的评价是因为侧重于对其才华与蔑视世俗权贵,通过“琴挑”“夜奔”等具体事例说明相如的慢世、越礼与自放;而相如能在当时的社会中当垆卖酒,追求自由与生命的意义。而钱钟书在解说阮籍《猕猴赋》中说:“取相如好色拟猴之淫欲,当指此事。”阮籍认为,放纵欲望是滋生一切社会罪恶的渊源,认为司马相如这样的做法不合乎自然,不符合人是生命本质的状态[8]。从本质上看,嵇康与阮籍在看待事物上并没有太大差异,对于相如文君的故事只是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两者不同价值观而已。

是爱情阴谋还是才子佳人的故事,最有话语权的应该是卓文君本人。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著作,应该从以下几方面来看:

首先,从卓文君的角度出发。卓文君知司马相如是从其琴声而起,“故相如繆与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而后才是见到相如玉树临风的英俊模样“相如之临邛,从车骑,雍容闲雅甚都。”因此,相如与文君的爱情不可否认的含有“计划”的因素,但是其二人的情感并非不真,至少卓文君对于司马相如确实是有爱慕之心的。

其次,从司马相如的角度。他选择以文君的“好音”方面赢得起芳心,说明其对卓文君的了解,更是对她的尊重与欣赏。倘若可以以《凤求凰》勾起彼此的情意自是甚好。但是,如果不能,司马相如亦有很多其他的办法来虏获芳心,赢得美人归。古人常言“知音难遇”,琴声更甚,司马相如这善举乃是一种比常人更高的行为,是对生命的尊重与对生命意义的追求。

其三,从故事发展的情节与结局来看。倘若卓文君只是被司马相如等人的严密预谋而欺骗,当她看到“家贫徒四壁立”的时候仍旧有足够的时间与反悔的余地,也完全可以依靠其父亲的各大权来解决。可是她没有,在“久居”后还主动向司马相如提出“长卿第俱如临邛,从昆弟假贷犹足为生”,而后相如在临邛“买一酒舍酤酒,而令文君当垆”的时候,她也没有拒绝,说明其对司马相如是赞许的,至少是认可的,并没有丝毫的责怪之意,更不用说是怨恨了。

其四,从文学的实质,即文学作品的功用上看,司马迁笔下的这个故事能让世人争相传颂并加以引用,是因为其表达了对于自由爱情的追求,对生命意义的尊重与追求,对世俗权贵敢于说不,敢于创新冲破社会旧习的赞许与认可,是每一步作品对当时社会形态的反映与新的展望,是一种新的力量与希望!

三、对于文学作品,应该重于事实探究还是意义的追求?

文学是为了满足人类审美的精神追求而存在和发展的,生成于主体对人生的审美把握,它要求必须以想象而不是以摹写或者复制的方式把握社会生活,因此文学往往高于生活[9]。文学不应该仅是反映社会现实,更应该作为一盏具有温暖与照亮功能的灯,能够从社会现状的表面发现希望与光明,应该能提升到思想与精神的层面,进而了解生命的追求与意义,与生命的境界相呼应。重庆炳先生说“文学是审美的艺术”[10],审美除了源自生活经验与理论的感悟,更重要的是自己的心灵体验,对于文学,在还原或者尊重事实真相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到精神的境界,从而探索生命的价值与意义才是文学创作、欣赏与传播中最应该关注并达到的。

朱自清先生说“现代有人用“言志”和“载道”标明中国文学的主流,说这两个主流的起伏造成了中国文学史。”[11]文学作为承载情感与记录时代或者各种现实境况的载体,无疑是作者与读者相互交流进、产生共鸣进而存进思想与精神的交流的重要途径。当然,文学必须具备还原“真”的要求,但更需要有“善”“美”的追求。因此,在阅读中鉴别真实性、了解时代背景与写作境遇,遵从作者的真实情感是最为关键的要素;其次把握文章的主旨、情感与精神追求,善于提出不同观点;在此基础上进行考证,从而确立自己的立场,展开论述,进一步形成自己的观点。对于很多文学作品的鉴赏,以应试教育的模式,从固定的几个方面用模式语句进行分析,无非与文学的本质相违背。“如果从目的、方式和态度三方面来看,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表现为无功利性与功利性、形象性与理性、情感性与认识性的相互渗透状况。”[12]历代作家与文学研究者,对于文学的看法各不一致,则体现出完全不同的特征,就如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爱情故事,从不同的切入点来看,即便是同样的素材,得出的视角与解读也是完全不同的。因此,如何辨析文学的真实性,如何从不同角度展开分析,怎么选择自己的观点,从而以不同的证据论证才是最重要的。

文学没有所谓的对与否,只要你立足自己,通过各种论证与解析自圆其说,有足够的证据来论证自己,不冲突,不自相矛盾即可。但是,很多时候作者与读者往往追求标新立异而强辩,导致后续许多不良风气及错误观点的扩散,加大了阅读与思考论证的难度。因此,敏锐的洞察力与辨析能力是文学作品分析中最应该确定的因素,首先需明确自身立足点,才能在此基础上博闻而精品,才能于众多纷纭的观点中选择正确无误的例证。而对于最终的文学评价或者观点,还是更应该关心文学的价值,探寻其本质——对于生命价值的探索,对生命意义的追求,对世界真善美的弘扬与赞赏,这才是作品最应该具备的品质。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00-301.

〔2〕许杰.弹琴而感文君——司马相如“琴挑文君”说解[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34(5):118.

〔3〕姚苎田.史记菁华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卷五.

〔4〕〔5〕万光治.文君、相如故事的文化解读[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5):123-127, 124.

〔6〕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7〕严可均揖.全三国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卷五十二.

〔8〕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9.360.

〔9〕杨毓敏,李玉鸽.经典文学鉴赏[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6.6.

〔10〕〔12〕重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86,61.

〔11〕朱自清.诗言志辨序[M].北京:开明书局,国民三十六年八月(初版)8.

(责任编辑 王文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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