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小茗

【摘 要】习仲勋作为陕甘宁边区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提出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严格抵制国民党反动派的分裂活动；积极调整土地政策，保证边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激发了广大农民保卫边区、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在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向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扩展的过程中，他团结各方力量，成功化解接管城市与新区工作中的遗留问题，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关键词】习仲勋；统一战线；陕甘宁地区；土地改革

陕甘宁革命根据地在中国革命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陕甘宁边区之所以成为全国抗日根据地的中心，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以此为原点，成功建立起一面抗战大旗。习仲勋同志在陕甘宁边区，曾任关中地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职。为抗日战争、全国解放战争与边区的各项建设事业尤其是党的统战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提出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策略

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全面抗日战争的爆发，共产党内曾出现过新的右倾投降主义倾向。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共产党在延安举行了扩大的六中全会，全会纠正了这种错误倾向，提出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重申共产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要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这就为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奠定了基础。从1939年5月起，国民党顽固派在边区周围修筑五道封锁线，西起宁夏，南经泾水，东至黄河，绵延千里。12月，胡宗南部袭占了边区的淳化、旬邑、正宁、宁县、镇原五座县城。同月，中共中央在《对时局指示》中指出：“凡遇军事进攻，应“在有理又有利的条件下坚决反抗之。”①

这一时期，关中分区的环境也日趋恶化，1940年1月21日，习仲勋在给边区政府的关于关中分区的反摩擦问题的报告中，分析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形势及策略方针。关于顽固派的军事部署，习仲勋认为：封锁陕甘宁边区南线的国民党部队，除原驻淳化、旬邑县城及职田、马栏镇等地，又在周围其他地方增加了许多新的队伍。陕西第七行政督察区保安队所编成的第四保安支队1000余人，已分驻乾县、永寿、彬县，长武及更接近边区的永洛（一个中队），张拱（一个中队）、师店（一个中队）等镇，正宁（山河）城内集中了200余名保安队和保甲人员。除军队增强调动外，顽固派军队还大肆构筑工事、修补城垛，严酷训练壮丁，勒逼民众稍富者或种地够50亩者，购买枪支。为配合军事行动，还刺探边区情报、制造谣言，瓦解我方组织与部队、甚至直接从事挑衅与破坏活

动。②而此时，由于顽固派的军事部署还未就绪，仅以目前兵力尚不足以“荡平”关中分区，特务工作还未有根深蒂固的基础，加上本身存在有如士兵逃跑等不可克服的困难。还没有来得及对关中分区进行大举进攻。但随着形势的发展，顽固派很可能会向关中分区发动突然袭击。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的摩擦活动，习仲勋提出了反摩擦的策略：第一，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统一战线。因为坚持反摩擦斗争的目的，就是扩大和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到最后胜利。第二，反摩擦斗争，目前是以政治进攻为主。准备战争是在自卫的原则下进行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原则，仍应当做基本准绳。第三，此次顽固派的进攻是有整个计划与组织的，因此，不能简单地与过去论比。如对方突然袭击，或占我某一地区，我则一定要派出兵力深入到其后有利地区活动，打垮其反动基础与扶植进步力量，以达到保卫关中与边区的目的。据此，习仲勋提出关中分区当时的中心工作应当是动员与发动群众，巩固与扩大自己的力量，如做好扩兵、征粮工作，尽一切可能争取同情者，扩大统一战线。同时加强锄奸保卫工作，巩固内部组织，摧毁特务工作的基础。

1940年5月8日，习仲勋在给边区政府的报告中进一步提出了关中分区反摩擦斗争的总策略。他指出，“顽固派虽然在今天对边区是以军事进攻为主，边区在军事上要加强准备，采取坚决的自卫立场。但是，我们必须从政治上考虑问题，这个政治就是团结进步，坚持抗战。我们在自卫原则下的反摩擦的军事斗争仍是服从于这个政治目的。”①所以，我们必须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深入进行反对公开的汪精卫及暗藏的汪精卫的宣传，揭露顽固派的欺骗宣传，争取广大群众及进步人士围绕在我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口号周围，使其现在能间接帮助我们，于某种情况下可直接帮助我们。对于其中的观望者、怀疑者、动摇者，争取之，帮助之，教育之，至少使其守善意的中立。同时要利用顽固派内部存在的矛盾，促其行动难于一致。

事实证明，习仲勋关于反摩擦斗争的论述，完全符合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于关中分区的反摩擦斗争有着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关中分区正是贯彻了习仲勋提出的策略原则，从而保证了反摩擦斗争的胜利，坚持了统一战线，坚持了抗战。

二、横山起义的成功是统一战线的重大胜利

1946年4月12日，根据国际国内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在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工作中，全党都要做统战工作。要争取一切可能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的人，孤立好战分子。毛泽东还亲自对当时任中央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指示，要求加强陕甘宁边区的北线工作，目标是解放榆林、横山一带，为自卫战争取得更大的回旋余地。

习仲勋分析了榆林、横山地区国民党军队的情形，认为：这些军队大部分是国民党的杂牌部队，封建意识很浓厚，我们的工作必须做到超出这个封建关系，才能取得成果。并确定工作的重点是胡景铎。胡景铎青年时期就与我党有过密切往来，思想较进步。1937年以后在山西中条山同日军作战，非常英勇。1944年春任国民党军第十七军二五二团团长，驻防固原，因对其师长忠实执行顽固派封锁边区的政策不满，告假还乡。在陕西富平重新组织部队，于1945年到陕北，任国民党陕北保安部队副指挥等职。抗战胜利后，他眼见国民党积极发动内战与缩减杂牌军，逐步意识到跟国民党走，只能充当炮灰，或者被缩减掉。于是，西北局派绥德地委统战部副部长师源到横山波罗堡与胡景铎会晤。胡表示愿跟共产党走，把部队拉到解放区。为了加快工作，西北局先后给胡部派去王玉等30余名干部帮助开展工作。吸收胡景铎、保九团团副兼一大队长张亚雄、保九团一大队机枪连长许秀歧、扩编十一旅骑兵团少校连长杨汉三、扩编十一旅参谋主任李根华等为中共党员。

1946年7月1日，习仲勋主持召开了中央西北局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分析了组织横山起义的主客观条件。会议认为，国民党反动派发动的全面内战，虽然暂时占有军事上的优势，但政治上是不得人心的。从军事上看，洛川以胡宗南大军盘踞，随时可以进攻延安；北边榆横二十二军和保安团队，虽然力量薄弱，但为配合行动，也可对我后方造成威胁。特别是横山境内的石湾、高镇、武镇三地，直插边区，不仅平时阻我绥德通往三边要道，到战时部队缺少回旋余地，所以必须拔除这个钉子。从成功的把握上分析，会议认为，参加起义的以胡景铎为首的广大官兵，已具备了起义的思想与工作基础。加之胡景铎在陕北国民党部队中有一定的特殊关系，不易引起怀疑，能使起义的准备工作得以顺利进行，成功的希望很大。会议决定组织横山起义。并决定派西北局白区工作处处长范明具体组织起义。临行前习仲勋多次找范明谈话，并写信给胡景铎。范明会见胡景铎时，面交了习仲勋的亲笔信，并与胡景铎研究了具体的起义计划。

1946年10月13日，以胡景铎将军为首的国民党驻横山部队5000余人举行起义，由于起义准备充分，部署安排周密，未放一枪一弹，未伤一兵一卒，解放了无定河以南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14万余人口和30多个城镇，这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又一胜利。

三、土地改革中的统一战线思想逐步成熟

抗战胜利后，随着国民党独裁内战政策的升级，为进一步动员群众，满足广大农民对于土地的迫切要求，随时准备进行自卫战争，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布了《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在全面分析当前阶级矛盾的基础上，及时调整土地政策，将抗日战争时期的“减租减息”政策改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1947年10月10日又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宣布“废除封建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于是土地改革政策在各解放区全面掀起。到1948年底，在老区半老区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在1.5亿人口的地区使约1亿农民获得了土地。从而加强了工农联盟，巩固了解放区，激发了农民生产、支援与参加全国解放战争的积极性。但在土地改革初期，曾发生过“左”的错误倾向。1947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杨家沟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中，必须注意满足贫农雇农的要求和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利益的两条基本原则，纠正左倾的错误 倾向。”①

中央西北局于1947年11月在绥德县义合镇召开了陕甘宁边区干部会议，部署了土地改革工作，随后，边区土地改革开展起来了。但会议对边区土地问题缺乏具体分析，从而未能制订出具体的方针，造成土地改革中发生了“左”的偏向，如片面强调“贫雇农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拷、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的现象，佳县的几个村庄连贫、中农的东西一律没收，有的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也有自杀的。机关学校中也发生此种“左”的事件。面对这种情况，时任西北局书记的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19日和2月8日，先后三次报告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了土地改革中若干方针政策方面的一些意见，受到党中央和毛主席的重视，毛泽东同志在1月9日复电中指出：“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②1月20日，毛泽东在转发习仲勋19日来电时批示：“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必须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③

习仲勋在上述报告中，重点阐述了边区土地改革中关于如何对待中农、富农的问题，这实际上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他认为，边区农村的特点是分三类地区，一类是延安、三边、陇东、绥德及关中部分地区的老区，农民的土地问题早在苏维埃时期已基本解决，仅有一些漏网的地主、富农和个别原来的地主富农非法收回土地的现象，少数地方也有分地不彻底的情况。这些老区，中农多，贫雇农少，有些乡村无一地主和旧富农存在。如果老区也像新区一样，按8%左右的农户订地主与富农，就可能把新升富农订为旧富农，把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当真转化，并参加劳动最少在8年以上的，又订成地主、富农，把富裕一点的农民及在我方任职的公教人员因家庭缺乏劳动力者，也订成地主、富农。这样在实际上是在动已分得土地的贫农，因为许多中农及新富农是贫雇农发展起来的。二类是绥德分区及延属分区富县一部分的半老区，已经过清算、征购地主土地，土地已大体分配。习仲勋批评了绥德分区一些地方普遍的冷淡中农，斗争地主不让中农参加等现象。认为这不是坚决联合中农，而是给中农以精神上的很大威胁的“左”的情绪。三类是榆林地区，解放较迟，但与半老区大体相同。鉴于上述情况，习仲勋提出边区的土地改革不能再按人口平均分配，必须是一般地采取“抽补调剂”的方针进行工作。此外，他还提出，在边区土地改革中，对过去订的地主、旧式富农等“坏人”，十年以来，他们确实诚心改过，党的政策就应该是在政治上不管重大或轻微的旧账，都一概不纠，只对那些至今还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严厉镇压。否则，如果把旧账一齐翻起，会降低党在群众中的威信，引起社会上极大动荡，影响传播出去，更对我不利。

由于边区土地改革的方针正确，从而保证边区土地改革工作的顺利进行，激发了广大农民生产和保卫边区、支援解放战争的热情。

四、解决接管城市与新区工作中的遗留问题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军，陕甘宁边区管辖的范围向关中乃至西北地区扩展，尤其是接收了许多原国统区大城市。习仲勋在部署和制定新区及接管城市工作的各项策略当中，很多地方都闪烁着马克思主义统战思想的光芒。

关于新区的工作，他指出：“我们一到新区，必须掌稳工作的方针政策和步骤。第一步不是不适当地、过早地去进行这样或那样的社会改革，这样做，就会脱离实际，增加自己的困难。而是首先大力求大部分的地区迅速稳定下来，以安定人心，团结群众，支援战争。然后再稳当地迈出第二步第三步。”①这主要是考虑到两个因素，一是广大群众的组织和觉悟没有达到一定的程度；二是我们的干部力量还不足。在反对恶霸、反对土匪、反对特务的斗争中，习仲勋提出：必须组成“农村中广泛的统一战线，依靠贫雇农、团结全体中农，争取和中立一切可能争取和中立的社会力量，有步骤、有秩序、有领导地开展这一斗争”。“应当把那些政治上坚决依附国民党特务，积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分子，和那些愿意向人民低头的分子区别开来。”②

习仲勋认为，在入城之初，主要有三大工作，即接收、建立秩序、发动与组织群众。对于反动政治机构，必须彻底粉碎，代之以人民的政治机构。但其设备要保护和保存，接收过来其人员除首恶分子、破坏分子必须惩办外，对于一般旧的公务员不是一律排斥，经过必要的改造后，酌量使用，叫做“拆散机构，利用材料”。对于统治阶级的文化教育组织制度，加以适当改组使之适合于人民的需要。对和人民生产生活息息相关的银行、邮电、铁路、医院、工厂等机构，不但要充分利用其设备，还要对内部的职工进行思想和阶级改造。对于官僚资本的经济机构，要让它继续生产，防止盲目打乱与改组，更不能全面粉碎。官僚资本企业，由人民政府接收。对于（含有资本主义成分）企业内的组织及制度，不合理、不合时宜之处要平缓推进，积极改革。但不能着急，慎重行事，在全面了解、熟悉和掌握情况之后，再根据现实条件，有计划有步骤地整改。对于国民党员私人经营的工商业，除重要反动首领经西北局或前委批准后再没收其财产外，其余不要没收充公，允许和保护其既得利益和所有权。对于含有官僚资本股份的企业，在承认私人股本的所有权的基础上，将部分官股成分划拨人民政府。同时，在这些企业接收之初，不要提出减少工时而增加工人工资，更不能降低现有工资水平，要保留原有企业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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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有利的一切奖励制度，劳动保险制度等，不得以

公有之名侵占职工合法收益。上述要求对于私营企业同样适用。另外，他还提出在西北地区工作中要注意少数民族问题，严格尊重其风俗习惯，保护清真寺、喇嘛寺等等。

五、结语

总之，在建国前的西北时期，习仲勋同志以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对边区土改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实地向党中央反映，使我党能够及时矫正“左”倾偏差，进而保证统一战线政策在土改运动中的严肃性和协调性，使土改运动在陕甘宁边区顺利进行发挥了重要作用。习仲勋在陕甘宁边区的统一战线思想与实践，体现了调查研究的严谨与实事求是的作风，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的新境界。而他分析问题的立场、观点与方法，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当下，依然诠释着历史的厚重与时代观照。

（作者单位：武警吉林白山公安边防支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