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本期“西部中国小说联展”选择的两位作家，张存学祖籍甘肃靖远，王族祖籍天水。很多人提到甘肃，头脑里都会有两个词蹦出来，一个是“贫穷”，一个是“缺水”。上世纪八十年代，绿皮火车途经河西走廊停下，铁轨两侧都有提着大小暖瓶茶壶卖水的老乡，踮着脚尖接过窗口递出的水杯，一杯五毛。女性的脸上都有两团“红晕”，手臂挎的篮子里，有煮熟的土豆。如今，高铁从乌鲁木齐十个小时直达兰州，真是今非昔比了。两位作家说说你们的家乡吧，以及家乡给你们的文学带来了什么。

张存学：我出生在甘南藏族自治州，祖籍是甘肃靖远县。甘南藏族自治州地处青藏高原的东部，属高寒地区，我在那里生活工作了二十年。靖远县在甘肃的中北部，属于黄土高原，我在那里也生活工作了近十年。这么说，我对我的出生地和祖籍地都有一定的感知。现在，我又生活工作在兰州，我一直没有离开过甘肃。我是甘肃人是一种命定的前提，是一种命运，这种命运无可选择。从命运的角度说，作为甘肃人必然要与周围一切发生关联，甚至被周围的一切所决定。而从事文学创作是我个人的选择，这种选择意味着能够摆脱环境对一个人的决定作用，也就是说，能够从淹没一个人的环境中跳出来向更高更远处眺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选择文学创作就是选择了对地域的超越，从而能够在世界文学的层面观照自己的文学见识和文学创作。所谓西部作家和甘肃作家这种划定对我没有意义，就我的阅读和创作而言，我始终是将目光投向世界的。但这种超越不是将泥土抖落的超越，它还是要基于一个人天命性的土壤的，这样说，他不管眺望多高多远，仍然与他生养的土壤有关联。我在甘南藏区生活多年，我选择写作与在那里的生活有关系。高原的神性给予我一种认知自身和认知真相的动力，同时也给予人生命层面上的创造力。写作是一种创造，是一种造形的过程，我感谢甘南那片土地，感谢它与整个青藏大地息息相通的博大与深远。我的老家靖远的大片土地属于甘肃中部的干旱地区，我祖母的娘家在甘肃会宁。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靖远生活时恰逢十年大旱，成群的逃荒者向东向西一路讨要而去。这些逃荒者中有我的亲戚，我深知他们的困苦。像你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铁路上跑的都是绿皮火车，我在八十年代初的求学路上经常乘绿皮火车，而且是慢车。那时候乘火车不断看到列车员对一路扒上火车的沿途村民的污辱性行为。这些村民大多是妇女和孩子，他们背着土特产，背着化肥去到陕西换取有限的粮食。列车员手持短棍像赶畜生一样将他们赶到车厢的一角进行查票。他们随意拿起妇女篮子中的鸡蛋砸向没有票的孩子，顷刻间孩子脸上的蛋液像瀑布一样向下流淌。在陕西咸阳，我看到过一个卖炒葵花子的女人劝路人不要买旁边一个小贩的葵花子，她对路人说：“那是甘肃人。”在她的口气中，“甘肃人”是不齿的人，是低下的人。甘肃贫穷的农村使甘肃的农民在生存层面上处于艰难状态，生存的艰难上升到生命层面上使得甘肃农民在苦熬与逃离中选择，要么苦熬下去，要么逃离。这种生命状态对于这片地域上的写作者来说是疼痛的，他必须在达及真相中写作，在命运感中写作。上述甘肃两个地方对我写作的滋养是不同的，它们从不同层面给予我写作的动力和生活的经验。

王族：甘肃和新疆一样，世人对其了解得并不深，甚至因多年固有概念生出不少偏执臆想。甘肃有其宏大和辽阔的一面，河西走廊历史沉淀深厚；穿越兰州而过的黄河，有无可比拟的赤野气势。对于写作者而言，无论从现实角度和精神层面认知一个地方，我想都应该冷眼旁观。

我出生于天水，1991年底当兵到了新疆，当时只想走得更远一些。天水人性情温和，但内心坚执，人人都有高古之气，用“身穿长工衣，怀揣地主心”这句话概括天水人再合适不过。我想，是天水的冷峻支撑我有了出远门的勇气，让我对陌生地域充满想象与热望。记得我曾问别人有没有比新疆更远的地方，别人回答我再远就到了俄罗斯。我在新疆生活这么多年，于天水而言却未写一字，但我一直在等待，在等待中感觉越来越清晰，并趋于透明。我想，有一天当我在新疆停顿下来，天水会成为我恰到好处的安歇与环顾。新疆辽远，天水细致，二者会对我构成互补。

《西部》：张存学写过很多农村题材的小说，深刻关注农村的社会现实；王族近年来则一直很关注动物，写了不少关于狼的小说和散文，近期还出版了长篇小说《狼苍穹》。你们如何看待小说题材的选取？谈谈你们对于小说的理解，以及小说的最高理想。

张存学：我写过一些农村题材的小说，这些小说是基于我在老家农村的生活经验的。同时，我也写过草原小镇题材的一些小说。2014年第六期的《十月·长篇小说》发表的长篇小说《白色庄窠》是写藏区人命运的。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题材的选取决定于生活经验本身的魅力，题材只是作品成形后一种符号式的指认，它其实与写作者对写作的要求没有多大关系。

我对小说的理解是，每一个写小说的人都有一个潜在的自我要求，即他所写的小说是给人看的，因此他在写小说时必须遵循小说的一般性常识。在此基础上，写作者听命于人的命运的召唤，听命于生命在幽暗深处的吁求。写作者在此境地中孤绝于一般价值性书写之上，他只服从于存在之道所给予他的职责。小说的现代性恰恰也在这个层次上，现代性的小说写作者是在人的命运之基坍塌处的守望者和痛切者，同时他又是[僚] [睛]望者。

王族：2012年底，突然产生写一部狼小说的想法。此前写过不少关于狼的文章，有不少狼故事被写进了散文，但我相信于小说而言，写过的狼故事仍不失为一种积累。

确定了书名《狼苍穹》后，经历了小说题材选取的波折。我起初将时代背景放到新疆解放初期，残匪乌斯满听说阿勒泰有一只白鬃狼，便想将其打死，剥狼皮取狼髀石，作为逃至苏联的见面礼。但我觉得战争的想象空间不大，遂决定放弃。之后我想把全国收缴猎枪、禁猎的那一年作为时代背景，但那件事只是小范围人群的命运变化，构不成小说所需的时代冲击，便再次放弃。后经过反复衡量，认为“文革”的冲击力最强，于是决定将“文革”作为小说背景。题材选取是小说的有力依靠，题材选好了，人物和故事便会变得坚实，不会站不稳而一头栽倒。

至于对小说的理解和小说的最高理想，我想其实是一个问题，一个作家对小说有了某种理解，其实已经开始了追求。换言之，也就是将其作为理想在追求。至于小说的最高理想是什么，我将作家在写作中展示出的“痛快地写了一次小说”的状态，视为最大快乐，亦可当作理想。

《西部》：当下很多人的生活是这样的：在微信中醒来，在微信中睡去，在微信中挤地铁、坐公共车、等红灯，在微信中工作，在微信中吃饭，在微信中旅行。像皇帝批阅奏折一样，舍不得错过每一条朋友圈的新鲜事儿，每一个社会话题或者明星八卦。微信原本是用来填补碎片时间的工具，到头来却无情地撕碎了我们的生活。微信也成了文学传播的重要载体，各种文学类的微信平台、公众号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两位作家怎么看自媒体时代的文学？

张存学：这个问题不好回答，我只能这么说，微信只是自媒形态的一种，说不定哪一天还会有新的自媒形态出现。自媒形态的普遍化背后是技术的无限扩张。技术早于科学而存在，它嵌于科学内核，借助科学的形而上学发展而发展。这里说的科学是与哲学同一概念的，它是西方意义上的。近代以来，西方思想中强化人的主体性的形而上学道路，使得科学被技术所驱使，并在一百多年时间内完成了对全球的覆盖。西方的形而上学全球化是人类面临的最大困境，它使人远离存在，而将人悬浮而起。就目前情况来看，人的这种状况会越来越严重，而技术又借助市场利润不断地占领人作为人的空间。反过来，当代人自身存在的荒芜感使得当代人不断想通过自媒这种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来抓住救命的一根稻草（以后还会不断地抓住另外一些形式的稻草），但是愈是想显示自己的存在愈是陷入被技术控制的陷阱中。技术控制的陷阱中，人的生活被撕碎，人本身成了信息的消费品，人被消费。人相互成为消费品后，人愈来愈平面化、空壳化。在此境况中，人更多地顺应技术而对技术的本质思之甚少。

文学的微信平台、公众号大部分是个人化的，也是一种要显示自己存在的方式。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是臆想权威化。当每个人都在臆想权威化时，权威化被消解。权威化被消解的结果是，信息平台中的文学大多成为廉价消费品，文学被淹没。但不管怎么样，人的精神层面上的事永远都是不能被消解掉的，在信息的汪洋大海中，孤绝者和他的作品会像岛屿一样存在。有品位的文学微信平台、公众号也是如此。

面对电子阅读最大的问题还是作为阅读主体的人的问题。面对技术扩张，是泰然处之还是甘愿顺应甘愿被控制被消费才是核心问题。面对文学类的微信平台及公众号也是如此。阅读内容的载体可以是纸质的也可以是屏幕，这要看阅读者的选择。

王族：媒体与文学截然不同。微信、微信平台和公众号是生活，而文学是精神，虽然前者会掠夺后者的阅读人群，但却不会改变其本质。自媒体给所有人的生活提供了展示自身趣味的可能，甚至让一些作家有笑傲江湖的自我满足感，但文学仍然保持着冷静。可以打个比方，网络比自媒体强大无数倍，甚至出现了幻影般的网络文学，但仍然没有改变真正的文学。自媒体出现的时间并不长，还不足以影响纯文学。

如果把自媒体视为一种工具，肯定其在文学传播方面的功能，便会心平气和。事实上，自媒体对文学的推介已起到惊人的作用，大家对此都深有体会。

《西部》：张存学长期在甘肃最大的文学期刊《飞天》工作，王族在出版社工作，对传统出版业都很了解。数字化新媒体的方兴未艾，却是文学期刊和图书出版行业的“冰河时代”。传统出版业如何才能摆脱困境、实现“突围”？

张存学：我在《飞天》编了十五年的小说和散文，2006年我调离了《飞天》。在我任职《飞天》期间，文学期刊的发行量已经处于不断下滑的态势中，文学期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小。我的感受是，文学期刊越来越不景气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文学期刊被阅读的份额被其他出现的媒体占去；另一方面，与迅速到来的全球化有关，全球化的覆盖使得人们更多地屈从于物质与技术的驱使，即使阅读也是浅阅读、消费性阅读。另外，国内文学期刊的体制也存在问题，重编轻发行是普遍现象。

在数字化快速发展的今天，文学期刊的诸多问题越来越明显，文学期刊本身面临的问题亟待解决，同时，主动融入数字化中立住脚不失为一种考虑。

王族：人类自从有了文字，就有了出版，最早的出版是“结绳记事”。古代的一个人在绳子上打三个结，托人带给一位朋友，那位朋友便明白他在三天后要过去做客。在数千年历史中，出版方式不断衍变，但出版的基本规律与人的生存物质紧密相连，人类离不开物质，所以出版便一直持续下来。即使在今天，信息化和数字化已充斥我们的生活，但我们并非离了信息和数字而别无选择。文学期刊和出版也一样，因为二者具有坚固的传统，以及纸质无可比拟的美感，所以传统出版还会持续下去。

仔细了解一下，数字化出版其实举步维艰，虽然已经提出并被叫喊多年，但实际上并未成熟，更没有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须。举个例子，十年前制作的电子书或数字出版物，因电脑终端变化，以及软件飞速更新，在十年后已无法打开或不能适应新的操作程序。言及这个话题，其实仍然存在如何区分传统的问题。电脑从出现到现在已有很多年，其实已经是一种传统工具。数字化出版因为太过于依赖电子信息形式，所以，数字化出版直至今日仍未形成体系，只是其自身领域的理论膨胀，其事实并不乐观。

《西部》：新疆和甘肃都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圈定的重要省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下，你们认为文学能做些什么？“西部文学”是否又进入了一个好的历史机遇期？

张存学：“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层面上的一种构想，甘肃和新疆又被划到“丝绸之路经济带”中，这个经济带的划分是基于向西看的，它基本上是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意图，文化只是它的附带品。过去，虽然也有西部大开发的举措，但它是对内的，而现在的“一带一路”的战略思维主要是向外的。这样无疑将新疆甘肃这样的西部省区推向前沿，西部的文学也可借此机会向西关联并造声势。

但我对集体性的行为不感兴趣。作为一个写作者，我还是持守个人的独立性和自由感。身在西部，被忽略、被边缘化以及由此带来的焦虑感对我来说都不成问题，我的问题是，我自身幽暗感有多深，我的孤独有多强大。

王族：“一带一路”是经济战略，文学在这一战略下会有何反应，有待观望。

“西部文学”在很多年前就已经被提出，于今天而言是过去的印记。如果我们总结西部在以往阶段的文学，或可总结出一些成绩。过去，“西部文学”和“西部作家”的概念根深蒂固，但是西部的地理存在遮蔽了历史文化存在，甚至远远大于西部的精神存在。很多作家围绕西部苦难和风光而写，至于西部的精神状态，则少有佳作。这也是“西部文学”流于符号化，并最终未能走远的原因。

目前的情况是，中国文学严重同质化，文学像那些急于被开发的地区一样，迅速变成了统一模式，而西部却仍然保持着坚固的文学生态。我有一次和小说家王十月聊天，他说他在编《作品》杂志时，新疆和西藏作家的小说总是让他感到新鲜。新疆作家笔下的绚烂，西藏作家笔下的神性，都有扑面而来的新鲜气息。王十月实际上说出了新疆和西藏小说的特质，对我启发很大。我想，有时候应该把遥远和缓慢视为其庞大内质的从容延续。对于写新疆，我抱以乐观态度，在近年会以长篇小说形式一直写下去。

栏目责编：孙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