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娜

摘 要

不同的地区在不同的时期都有它独特的艺术发展，而台湾这个地方在日据时代的美术发展也是有着特别之处的。台湾本土的原住民美术与西化的日本美术碰撞出了激烈的火花。

【关键词】台湾；日据时代；原住民；美术

台湾被誉为“宝岛”，这里有大历史的痕迹，这里有温良恭俭让的人民，这里保留了许多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许多我们的未来。

日据时代一共才短短的五十年，台湾岛上一共有日本人、从大陆过去的所谓的“外省人”和原住民。我是主要探究台湾原住民的艺术，十九世纪末西方艺术界正兴起“原始艺术”的浪潮，这波浪潮传至东方，影响了精力明治维新且正陶醉在全盘西化中的日本。一八九五年日本统治台湾后，这片殖民地上的异文化正好引起日本政府与学者莫大的兴趣。

原住民图像指的是描绘原住民衣、食、住、行、育、乐等各种生活方式的各种图像，其角度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以殖民者、侵略者的角度看待原住民，这批人自认为文化水准高于原住民，常常将原住民视为“藩”。另一种是原住民对于本族所做的观察，基于信仰，以朴实的手法所做出来的创作，装饰于原住民家、器物或服饰之中。第三种即是文化观察者的角度，虽然本身亦属于殖民者或是侵略者，但对于原住民采取记录、研究与观察的角度，以人类学家、艺术家较多。

日据时期台湾美术绘画中描绘原住民的画家，在角色上虽然属于殖民者或侵略者，但他们在艺术创作上都受到原住民艺术的影响。所谓的“原始艺术”，并非指“原始民族”所创作的艺术，也非永远停留在“原始”形态，而是指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审美方式、文化价值与美学思想的新形式艺术风格。而日据时代美术绘画中原住民图像，比较具体的定义是：受原住民影响或描写原住民的艺术形态。

一八九五年台湾割让给日本，日本政府为了“理藩”，开始接触台湾原住民，虽然一开始日本政府的考量是以政治居多，但由于执行“理藩”政策的有部分是随军摄影，以及调查学者。例如：当时的台湾总督以大规模军队武力讨伐原住民，随军摄影师在拍摄军事战果的同时，也透过“写真贴”把原住民影像介绍到台湾平地与日本。1915年3月13日，日本殖民政府于台北厅舍，举行官办摄影展览会，揭开了台湾原住民神秘的面纱。无论如何，无论是台湾或是日本的艺术家都可以借由照片的影像及博物馆的藏品去认识台湾原住民了。

许多日本学者多以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的角度参与调查活动，因此许多图像也就因文章或图像的发表广为人所接触。所不同的是十九世纪由于摄影技术的发明，大量招片取代了绘画，图像变得更科学，这些摄影图像成为当代主流，取代风俗记录绘画，绘画变成记录的而辅助品，但是大量写实的照片却震撼了当代人的眼睛，也开始为接受新式教育的台湾艺术家所注意，如台湾首位获得“帝展”的雕塑家黄土水便借用过日本摄影家的摄影标本，做为创作之用。

1894年志贺重昂出版《日本风景论》一书，造成当时日本一股登山的热潮。大众登山热潮，是促成日本山岳绘画题材成立的条件，日本青年借由透过对山的体悟与征服，磨炼人的意志与耐力。1920年的台湾，随着日本政府“理藩”政策的成功，不再将山视为恐怖、不可亲近的，登山在当时也随着政府、学校、媒体等大力提倡，渐渐普及为国民运动。山地绘画中的原住民图像，原本只是高山绘画之一，但是对于日本画家而言，却是充满了异域风情。

当时受当代欧美艺术，包括野兽派、表面主义、巴黎画派、达达主义等西潮，加上留学生的传播，新的美术思潮带给年轻画家极大的影响，整个画坛弥漫着自由主义的创作思想。对于当时的日本画家与台籍画家而言，外光派已经不再是唯一的选择。这也使得原住民图像更有机会成为时代风格。值得注意的是，受新式教育的台籍画家，也醉心于原住民图像的创作，这些画家在日本将西洋的美术观念带到台湾，虽然这是经由日本人之手，但对于美术荒漠的台湾已经是弥足珍贵。此外日据时代的台籍画家已有四人留学法国，虽然台籍画家留学欧洲，足足比日本晚了六十年，但这也显示西方文化传达的管道更为直接。这些画家中又以颜水龙与原住民绘画渊源最深，颜水龙曾受教于野兽派大师梵邓肯，而且还多次参观于巴黎展出的“世界殖民地未开化民族生活作品展”，法国殖民地异民族文化的展览增强他对台湾原住民文化的好奇与研究的决心。在此之前，他虽明白台湾也有山地部落，但读完此展的说明资料后，才真正领悟台湾原住民的朴素美感及生命力。自欧洲留学归国，又因为接受当时日本政府的委托调查台湾工艺，使他有实际的机会了解到原住民文化真正的精髓所在。在绘画方面，西方的潮流正在感染着日据时代的台湾。

在日据时代原住民的地位是十分低下的，汉人虽然受日本政府的统治，可是心态上依然瞧不起原住民，例如称呼原住民为“藩”，台籍画家会注意到原住民，应该是受日本人的影响，这种影响有部分是来自日本官方的鼓励。一九二七年，“台湾美术展览会”成立，官办美展的成立，也改变台湾绘画风格。画家们全力以赴，希望能够入展博取美名。“台展”、“府展”的竞争结果显示，殖民政府借由美展的方式呈现他们对被殖民者要求的“学习方向”。因此关系着台湾绘画风格的演变。当第一回“台展”开办时，日本殖民者皆希望画家能表现台湾本岛特异的自然景致及南方天候颜色所呈现之特有的色彩，发展独特地方艺术，不需要与日本内地的官设展览同调，这是鼓励台湾艺术发挥地域绘画色彩。“地方色彩”俨然成为美术展览会的指导原则。加上1920年，黄土水“藩童”一作，以台湾第一人入选“帝展”开始，更加鼓励画家朝此路线努力。台、府展评审在太评审期间也都曾以台湾原住民为描绘对象。描绘原住民最多的台籍画家颜水龙也曾表示“台湾画家要有台湾画家的个性”。

胶彩画家陈进，任屏东女高时期，就利用机会完成排湾族原住民生活题材的巨幅作品《山地门之女》一画，并且获得日本“新文展”的殊荣；1938年又以《杵歌》参加台湾第一回府展。西洋画方面颜水龙以作品《汐波》、《红头屿之娘》展出第九回台展，第十回展出《大南社之娘》等等许多台籍画家以台湾原住民为题材参与到各大展览当中去。可见在日据时代，不论对日本人或是台湾本地人而言，原住民的形象似乎是“台湾特有的鲜明标志”，这显示日本对原住民题材的肯定，并且也可发现原住民生活所具有的原始淳朴的特质深深吸引了画家。

美术文物是历史文化最好的证据，日据时期的台湾原住民图像之绘画，可以视为反映当时环境与时代的产物。一个历史的文化演进，造就出共同性的时代文化，十九世纪的西方殖民主义，虽然具有侵略性，但也意外的使西方认识到原始艺术之美，造成二十世纪艺术的蓬勃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