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小莲

匈牙利导演伊斯特凡·萨博（Istvan Szabo 1938.2 -）2002年根据真实人物和历史事件拍摄了影片《指挥家的抉择》，影片讲述的是：二战期间，几乎是上世纪国际上最优秀的指挥家、柏林爱乐乐团艺术总监威廉·福特威林，因为种种原因，在战争期间担任了纳粹文化部门的职务。战后，美国对福特威林在二战中的行为进行调查，力图在他的身上找到纳粹思想和行为痕迹……影片以英语拍摄完成。

导演伊斯特凡·萨博是上世纪中后期仅有的五位享有国际盛名的东欧导演之一，并为西方极其关注。萨博是几近完美的匈牙利导演，他成功跨越国界文化，又保持着自己的文化身份。多年来，世界各地的观众完全接受他的影片。萨博从1980年开始，和一个有着20多年经验的“玛电影”公司，也是匈牙利政府的电影公司，合作拍摄了他的第一个中欧三部曲。第一部影片《摩菲斯特》与柏林的曼扉雷德公司联合制作；接着又合拍了《雷德尔上校》以及《汉德森》。《摩菲斯特》荣获了1982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91年开始，萨博拍摄了他第一部纯粹的英语电影《遇见维纳斯》，这是一部在布达佩斯城市拍摄制作的外语片，最后由伦敦的英格玛公司发行。

萨博不同于其他四位在西方有着深远影响的东欧导演，比如塔可夫斯基， 苏联导演，移民瑞典；波兰斯基，波兰导演，移民英国；弗尔曼，捷克导演，移民美国；基耶斯洛夫斯基，波兰导演，移民法国。而萨博始终居住在自己的国家，他接受任何采访的时候，都表示从来没有打算移民。就是这样一位纯粹的匈牙利导演，根植于自己的土地上，但是他拍摄的影片却是世界性的。他用德语完成了中欧三部曲，又继续用英语拍摄了《指挥家的抉择》；他更多是用匈牙利语在祖国本土拍摄。萨博的电影主题，几乎都是在思考着犹太人的问题，以及二战对人类的摧残。

萨博从来不掩饰和回避自己的犹太人身份，但是他对二战的思考却不是狭隘的。特别是在《指挥家的抉择》里，我们看见了萨博对文化、对人性复杂的思考——

当负责审查的美军少校斯蒂夫·阿诺德，用他的“正义”对待指挥家时，萨博让他的助手表达了对狭隘“正义”的批判。

为了保证这个审查的公正，美方选择了一个毫无音乐知识的史蒂夫，战前是卖保险的少校，有善于追踪的精神，或许有助于调查。助手，威尔斯中尉，他是德国犹太人，战前父母把他送往美国，父母却来不及逃离德国，最后被纳粹杀害。快速记录员艾米·斯特劳普，她不是犹太人，却在集中营关押了三个月，因为她的父亲是德国著名的反希特勒知识分子，最后被纳粹枪杀。选择这样一个纯粹的组合，清查指挥家威廉·福特威林的案子，将会使得审查确保立场，为人类伸张人道和正义！

导演为了表达这个“公正”的组合，首先让斯蒂夫看到纳粹在集中营犯下罪行的纪录片，他被眼前悲惨的视觉记录震惊了，由此他怀着惩治罪恶的责任心，承担起这项调查。每当被调查的人员坐在他们简陋的办公室里，艾米在自我介绍说出家族的姓氏时，每一个人都会问道：你和斯特劳普是什么关系？艾米总是简单地回答道：我的父亲。而每一次听见这样的回答，提问者都会站立起来，对艾米表达出他们对她父亲的敬意！

而在并列镜头里的是指挥家福特威林，他乘上公车的时候，人们会不自觉地站立起来，请他入座。他平和地谢绝了。周边的年轻人，都对指挥家投去崇拜的目光！而斯蒂夫却在办公室看着16毫米机器放映的纪录片，你会看见疯狂的德国人在向希特勒欢呼、致敬；当飞机轰炸着大地时，城市被毁灭；在集中营里，一辆推土机，将一堆一堆的尸骨铲起，推向深坑。谁都知道，这些尸骨，都是无辜的平民百姓，德国的犹太人。

所有的镜头并列，快速地把人物和事件推上银幕，任何一个观众对希特勒的仇恨已经不可能降温。斯蒂夫看完那些焚尸的场面和镜头，彻夜难眠，他在噩梦中惊醒。这个来自美国，一个从来提倡人生而平等的国度的军人，完全被这样残酷的现实所窒息。他无法容忍福特威林担任纳粹文化部门的职务这一事实，努力揭露出在他身上的纳粹精神。可是，福特威林一直和希特勒、纳粹保持着距离，在他看来，政治和艺术是水火不相融的。每一个人都记得，在他演出结束的时候，所有的人都向希特勒举手致敬，但是福特威林没有，他说：他是拿指挥棒的手，是不能那样随便把那只手举起来的。这惊人的伟大独立精神，让爱乐乐团的每一个成员都记忆犹新。可是，斯蒂夫不能认可，他觉得如果你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家，你就应该像艾米的父亲那样，站出来和希特勒战斗。

斯蒂夫到处在搜查福特威林的证据，他甚至编造出，福特威林在希特勒生日的时候，给他发去贺电，想以此试探真假。福特威林惊讶于这样荒谬的想象。他拿出自己在战争结束的最后时刻，逃亡奥地利的日记，他念给调查组听：“我是音乐家，我信仰音乐；我是艺术家，我信仰艺术。总的来说，尤其是音乐，给了我神秘的力量，满足人类的精神需要。然而，我必须承认，我是非常天真的，多年来一直坚信，音乐和政治是必须分开的，我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音乐上，因为我想，我能通过音乐做一些实事。”在他大篇宣读完以后，斯蒂夫不解地问道：“什么意思啊？”福特威林说：“保持自由、人性和公正！”

在《指挥家的抉择》里，一直强调的是，福特威林如何帮助那些犹太人艺术家逃离德国。可是在斯蒂夫看来，这更是他的罪名，他可以轻易拿起电话与戈林对话，让他放人。他与戈林之间有着亲密无间的联系。

福特威林更加义正言辞地告诉斯蒂夫：“奥地利的反纳粹文化委员会审判过我了，戈林的任命，我从来没用过那个头衔。”可是，斯蒂夫不肯放过指挥，他继续质问道：“那么多的德国艺术家，在战时和战争前都离开了德国，你为什么还留在这里？”

而福特威林说：“那些移民的艺术家都是犹太人，我不是。这是我的国家，我的文化，我的未来都在这里。”

斯蒂夫问他：为什么要给希特勒的生日演奏？

福特威林：在维也纳，他们绑架了我的女儿，我别无选择。

人，都是脆弱的。可是斯蒂夫就是要在福特威林身上榨出他的纳粹精神。

在这次调查审问之后，艾米开始整理自己的东西，她决定退出调查小组。斯蒂夫问她为什么，当艾米抬起头的时候，已经是泪流满面，她泣不成声地说道：“我必须离开，找别的活去，走！你不能这样做，我被盖世太保审讯过，他们对我的提问，就跟你刚才审问他一样。”斯蒂夫让艾米看那些谋杀犹太人的镜头和画面，说：“这是你的朋友，他却在给希特勒演奏音乐。”

在处理这个问题的同时，苏联方面不能插手对福特威林的调查，但是苏联方面派来调查艺术品审查的是迪米茨上校，这位列宁格勒艺术博物馆的首席艺术家，他大声地对斯蒂夫说：“希特勒喜欢福特威林，我们也喜欢福特威林！你把他给我，我给你一流的指挥家做交换，不够吗？我给你三四个！”

在越来越紧张的调查时，舒伯特的音乐响起来了，我们看见的是，在废墟的古堡里，一场公益演出，众多的观众中，福特威林也坐在其中，他已经不能上台指挥了。他热爱音乐，他只有从那里寻找心灵的知音。他显得那么孤独、绝望。音乐会结束时，迪米茨上校走向福特威林，希望他能去苏联担任首席指挥。福特威林什么都没有说，默默地走出人群。

我们从纪录片的截图里，可以清晰地看见希特勒举手向福特威林致意，但是福特威林将指挥棒换到左手，弯下腰与希特勒握手。他没有用希特勒的方式向他致敬！他努力保持自己作为艺术家的尊严。在事实面前，斯蒂夫有点恼羞成怒。但是福特威林还是告诉他：我一直很谨慎，我相信，我穿上礼服，创造出奇迹。你说的话，好像是在怪罪我，为什么没有被绞死？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取悦纳粹，作为一个音乐家，我更是一个公民，我是这个罪孽深重的国家的公民，我只是想挖掘出更多的天才。我知道，一个能创造巨作的人，比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的灵魂更伟大。

斯蒂夫不能不愤怒：4英里之外就能闻到烧死人的味道，你看见过毒气室吗？

可福特威林却告诉质疑他的斯蒂夫：你想要什么样的世界？你以为现实世界只有物质？那你就会一无所有，精神…….

斯蒂夫没有从福特威林身上扒出纳粹精神，他没有发现真正有力的证据，在愤怒之下他折断了福特威林的指挥棒。这里导演给了一个快速的特写镜头，你可以看见，那是多么脆弱的一根细细的小棍子，根本经不起任何人的摧毁。但是，就这个小动作，对福特威林有着致命的打击，他崩溃了，他努力要离开办公室，却在起身走路的时候，那么骄傲、强大的身体，重重地跌倒在地。艾米冲过去搀扶福特威林，他几乎是轻轻地、绝望地说了一声：不用了！

为了表示对福特威林的热爱，威尔斯中尉，打开留声机将福特威林指挥的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奏响了。音乐响彻整个大楼，斯蒂夫愤怒地让他关掉留声机，他正在打电话向上级汇报，但是威尔斯中尉置之不理。音乐越来越响，那著名的四个音符，一个音符象征着一下敲门声，然后是舒缓的旋律，福特威林正走下楼梯，他听见了音乐，自己的指挥作品，他抬头往发声处望去，复杂的表情和感受。

就是在这交响乐中，影片结束了，但是我们听到了斯蒂夫的画外音：我们把威廉·福特威林移交给了国民委员会，他们指控他为纳粹服务，推行纳粹文化控制，履行纳粹非官方功能，而且还出任了特别顾问。福特威林博士被剥夺职务。我没有钉死他，但我相信我们也没有赢得胜利。

我知道，世间自有公道。福特威林尚能从事音乐事业，但是他终身禁止在美国演出。1954年去世。

现实中，卡拉扬替代了福特威林德国爱乐乐团指挥的位置。但是人们都知道，卡拉扬在战争中是加入过纳粹军队，真正为他们服务过。只是，政治常常是不按事实出牌，他需要的是“利益”。

萨博导演用音乐控制了整部影片的氛围和节奏，虽然是一部纪实电影，却让我们深入到人物的内心深处，特别是导演对文化、艺术的理解和阐述，让我们对人性的复杂、艺术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任何物质的东西都无法替代精神的需要！很多伟大的艺术家，却在残酷的历史中，成为政治的牺牲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