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宏伟 张化民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成立85周年，它是中共山西特委在陕北特委的配合下，组织领导创建的西北地区第一支有正式番号的中国工农红军队伍，第一支打出中国工农红军旗帜的队伍，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创建作出了重要贡献。

红军晋西游击队的创建

1930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在天津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的局面，在山西尽快组织工农红军，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于当月派刘天章任山西省委书记。1930年底，山西省委改为山西特委，刘天章任特委书记。1930年冬至1931年春，刘天章和山西特委从驻平定高桂滋部中的中共地下党和骨干分子中抽调了杨重远、拓克宽、吴岱峰、胡廷俊、周维仁、李成兰、田有莘等一批有军事作战经验的同志，陆续派往吕梁山区，开展筹备建立红军游击队的工作。陕北特委（书记赵伯平）谢子长也派阎红彦、白锡林到山西开展改造土客（即保镖武装），创建红军游击队的工作。此外，刘天章和山西特委又从太原兵工厂抽调了马佩勋、尹子安、阎茂林、安世仁等一批工人地下党员和骨干分子，先后派往吕梁山区进行建立晋西红军游击队的工作。经过周密的部署和准备，1931年春夏之交（5月8日前后），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第一大队（以下简称晋西游击队）在隰县辛庄（今属交口县）宣告正式成立。大队长拓克宽，政委黄子文（北方局所派），副大队长阎红彦、吴岱峰，总支书记杨重远。大队辖两个中队：第一中队队长阎红彦（兼），第二中队队长白锡林。从此，我国北方地区第一支工农红军队伍诞生了。部队成立后，连打胜仗，很快发展到100多人，声势浩大，威震晋西，吕梁山地区各县政府纷纷向省里告急。

吴岱峰

1931年农历七月间，山西省主席商震下台后，徐永昌成为山西省主席，各派军阀矛盾暂时缓和，形成了一致反共的局面。不久，徐永昌派敌军1个师、1个炮兵团和地方武装共万余人，对晋西游击队进行围剿。

晋西游击队队委会根据山西特委的预案，在同强大的敌人进行了积极的抵抗后，最后突出重围，不愿意离开家乡的本地人转为地下工作，留下30名共产党员，每人挑选好2支枪，于9月2日西渡黄河，转入陕北。

在中共陕北特委领导下开展游击战争

陕北是中共建党较早的地区。在大革命时期，党组织领导的兵运、学生运动、农民运动蓬勃兴起，党在敌人部队中的工作也不断发展。大革命失败后，陕北的党组织始终领导人民在坚持斗争，唐澍、李象九、谢子长、白明善等领导清涧起义，打响了我国北方武装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起义虽然失败，但对陕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群众基础很好。

红军晋西游击队1931年在山西西宋住址

晋西游击队渡过黄河后，寻找谢子长、刘志丹和陕北特委。9月4日在安定县（今子长县）南沟岔附近遇到一班敌人，拓克宽、黄子文因为认识敌班长，放走了敌人。队员们有意见，要求开会，重新选举了负责人。会上，阎红彦被推选为大队长，杨重远任政委，吴岱峰仍为副大队长，下辖李成兰、胡廷俊、马佩勋、周维仁4个班。在安定西区的枣树坪找到了地下党员谢德惠（谢子长的长兄），得知谢子长在甘肃活动的消息。并通过谢德惠找到了中共陕北特委委员、安定县委书记马文瑞。马文瑞一面派人向陕北特委报告，一面组织动员党团员和青年农民马云泽、强龙光、强世卿、侯奉孝、侯奉来、侯奉高、郭立本、赵福祥、惠怀玉、李维俊、惠泽仁、阎宝忠、路文昌、陈志刚、姬升元、阎保忠、郭万芝、王得民、白雪山等党员和一批革命青年参加游击队，部队发展到近百人。从此，部队士气更加旺盛，战斗力也大大加强。

游击队转战安塞、保安、靖边、横山后返回安定，一路连战连捷，先后击溃敌人高玉亭营、万宝山营及地方民团的联合袭击，俘获数十名敌兵和大量枪支弹药，还成立了骑兵队。

10月4日至7日，先后有土客武装肖永胜、杨琪、杨鼎、杨桐、师储杰等3部200余人要求与游击队联合行动。队委会（游击队党委会）经过讨论，并与马文瑞共同商议后决定，在他们接受3个条件（1、听从队委领导;2、不抢穷人东西;3、不强奸妇女）的前提下，同意他们同红军联合行动，但是暂不正式编入红军游击队。为了改造这支武装，游击队给土客各小队派出了指导员，雷恩俊、李宗白、白雪山、惠泽仁、陈玉清5人先后派到师储杰部任指导员，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又由各队抽调人、枪组成一个执法队（队长雷恩俊，副队长白崇发）。因没有接到上级关于改编番号的指示，队委会决定继续沿用“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这个名称，番号不变。对杨琪、师储杰部的土客，因成分比较复杂，不能直接改编为红军，为便于统一指挥，暂编为陕北游击支队（一说晋西游击队和土客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支队），队长师储杰。队委会会议结束后，派慕嘉绩前去传达了这个决定。

安定县委派地下党员任志贞送来情报，游击队在玉家湾全歼敌崇宝卿团的王牌军1个加强骑兵排，并乘胜打进了有3道城墙的陕北重镇瓦窑堡内城，震动了全陕北，敌人纠集各县敌军和民团向我军进攻。

游击队在安定县凉水湾时接到了安定县委转来的特委指示：游击队应避开敌人主力，可转到甘肃去开展游击战争。并通知中共陕西省委，游击队西向甘肃陇东去了，可派人接洽。晋西游击队南下，在永宁山渡洛河，经北沙川、瓦子川，到甘肃合水县平正川、葫芦河。这时，另一路师储杰部也经十里长岭、金堂、平正川，到了葫芦河，两路队伍会合。晋西游击队和联合行动的土客会合后，共有步骑兵约300余人。

组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

70年代的瓦窑堡

1931年9月，多次兵变失败的刘志丹、马锡五进入南梁地区，并和当地民间武装（杆子）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取得联系，准备开展新的武装斗争。

10月，红军晋西游击队经过大小60多次战斗后，转战到甘肃合水县的南梁堡寻找刘志丹，曾经长期和刘志丹一起搞兵运的马云泽从老乡处打听到刘志丹带二三十人驻在南边不远的地方，队委会派马云泽带了20多名骑兵去接刘志丹。马云泽在南梁堡以南的一个向阳的山湾找到了刘志丹。根据马云泽建议，刘志丹派所带的人去召集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的队伍到阎家洼子一带集中。刘志丹随同马云泽一起回到了南梁堡，晋西游击队队委会成员和刘志丹会合后，大家都很兴奋，互相通报了各自的情况，阎红彦还把自己一支心爱的驳壳枪送给了刘志丹。

红军晋西游击队来到南梁和刘志丹会合后，刘志丹把赵连璧、贾生财和杨培胜的3股队伍共200多人集合起来（一说刘志丹在9月将赵连璧、杨培胜、贾生财3部在杨培胜部驻地倒水湾集合改编）。10月30日，谢子长和省委交通员高岗由陕西省委派遣来到南梁，由谢子长总负责部队工作。而此时，军阀陈珪璋也派人到南梁来收编队伍。为此，谢子长主持召开了党员干部会议。会议传达了陕西省委组建红军游击队的指示，总结了晋西游击队的工作;研究了整顿部队的事宜;讨论了“打红旗”还是归陈珪璋收编的问题。会上成立了新的队委会，由谢子长、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等组成，谢子长任书记。进行了临时编队（整个部队没有称号）：晋西游击队和陕北支队编为第一支队，支队长师储杰;刘志丹召集的民间武装编为第二支队，支队长刘志丹兼。各支队下辖3个大队（大队内部暂维持原建制），队委会为全军最高领导机关。队委会认真讨论了省委指示，最后提出新的意见，经省委同意，先行整顿部队，纯洁内部，巩固团结。队委会还认为，南梁地区不能久留，宜向庆阳方向转移，一则解决全军的食宿和冬衣，二则摆脱土匪，为部队的整顿寻求适宜的环境。行动方针确定后，11月7日部队开拔;9日到达庆阳东北三十里之新堡，定此为临时防地。

谢子长、刘志丹认真考虑了部队的处境和实际需要，认为可以利用敌人的矛盾，以济军需，生息力量。在经队委讨论后派出了马云泽（一支队）、刘约三（二支队）前往平凉同陈珪璋进行谈判。经过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谢子长、刘志丹暂时同意被收编为陇东暂编十三师警备骑兵第二旅;陈珪璋同意拨给游击队冬装1500套，军饷3000元，修械工具15驮，工人20余名，西药1驮，军医护士2名等。按协议，游击队方面决定以谢子长为旅长，刘志丹为副旅长兼参谋长，杨重远为参谋主任，马锡五为军需主任。以原第一支队组成第一团，团长师储杰。原第二支队组成第二团，团长刘志丹兼任。11月，部队补给换装，转入冬训。整训期间，陈珪璋并吞心切，一面派代表在上层谈判，纠缠不已;一面在基层拉扰串连。同时在驻地周围布防，准备如谈判不成，武力解决。在招收的杆子头、土客、镖头中，有一些人也想变草寇为军阀，而密谋投陈珪璋，有的则公开活动，形势比较复杂。鉴于形势的变故，队委会当即立断，决定即行转移，首先摆脱敌人。1932年1月8日部队从现住地出发，突破了敌军包围，9日到达合水县北柴桥村。

寺村塬革命委员会成立大会旧址

1931年12月中旬，陕西省委派省军委委员荣子卿、高岗等来到部队，再次传达省委关于整顿改编部队的指示，并对招收土匪（指土客和杆子）、接受陈珪璋改编等问题提出批评。队委会根据省委指示，考虑到一方面队委会关于整顿改编的认识尚未统一，另一方面部队成分不纯、纪律很差，故此提出，部队的改编不宜以红军命名。同时考虑到“九一八”事变后国内政治形势，决定暂定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并得到了省委的批准。

1932年1月上旬，在北柴桥村召开了改编大会，谢子长宣布了省委的改编命令，正式宣告“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以下简称反帝同盟军）成立。同盟军总指挥谢子长，副总指挥刘志丹，参谋长杨重远（兼），经济处主任马云泽，副官处主任杨琪，下辖两个支队，两个直属队（由晋西游击队组成：警卫队、骑兵队）。第一支队长师储杰，一大队长师储杰（兼）;二大队长阎红彦，副大队长吴岱峰;三大队长雷恩俊。第二支队长刘志丹（兼），参谋长朱理凯，军需马锡五。一大队长赵连璧，副大队长刘景范;二大队长杨培胜;三大队长贾生财;四大队长唐青山。直属警卫队长白锡林，直属骑兵队长强龙光。全军共计500多人，装备为现代武器和刀矛各半。部队编成后，随即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委员会（以下简称队党委），谢子长任党委书记，委员有刘志丹、阎红彦、杨重远等，各支队成立了党支部，一支队支书马云泽，二支队支书刘约三。根据省委指示，反帝同盟军成立后，转移到三嘉塬一带，开始按照建设红军的要求，在政治上和组织上进行了初步的整顿和训练。

红军陕甘游击队诞生

中共陕西省委根据中央六大解除和镇压地方土匪武装和首领的精神，分析了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组成成分，认为部队主要由三部分组成：晋西游击队是自己的同志;师储杰部土客（一支队）是土匪;刘志丹部地方武装（二支队）是土匪。决定解除所谓土匪武装，并派陕西省委常委、军委书记李杰夫作为巡视员去执行。

1932年1月中旬，李杰夫偕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来到部队，担任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队委会书记和政委。李杰夫向队委会传达了省委“纯洁队伍，整顿纪律，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红军”的指示，要求部队认真学习《古田会议决议》，并从速开赴农民斗争已经开展起来的渭北（三原、富平、旬邑）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渭北苏区。

陕甘边革命根据地照金纪念馆

这时，军阀陈珪璋仍有收编同盟军的打算，在他看来，虽然收编整个部队不太可能，但是收编一部分是有可能的。陈部刘宝堂团团副史方成住在同盟军二支队指挥部到处活动，同时想接受军阀收编的师储杰、杨鼎、杨琪等部的哥老会活动很厉害，主张收编的一支队、二支队和反对收编的晋西游击队之间的矛盾日趋激烈。这对西北抗日反帝同盟军的生存和组建红军游击队造成了极大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军队委会（委员有李杰夫、谢子长、刘志丹、荣子卿、阎红彦、杨重远、吴岱峰、白锡林、胡廷俊等）连续召开了多次会议进行讨论，但是会议始终未能形成一致意见。一方面，刘志丹认为立即“打红旗”的条件还不成熟，建议先接受军阀陈珪璋的收编，等时机成熟再“打红旗”;另一方面，大多数人认为形势急迫，应尽快执行省委的决定“打红旗”，迅速组建一支正式的红军。会上始终争论不休，无法达成统一的意见。鉴于军阀收编活动的猖獗和内部争议分裂可能加剧，加上宜川县后九天山寨共产党员杨庚午部1000余人被军阀高双城收编后，主要领导人被枪杀，部队被吃掉;谢子长、刘志丹拉起的部队在三道川遭军阀张廷芝突然袭击被打散;阎红彦、白锡林在山西改造土客武装时，曾经被师治贵缴过枪等血的教训。另外，赵连璧部在从新堡到北柴桥村转移过程中，在任家堡“尽取堡内牛羊牲畜及群众衣物被褥，并杀死冯亮、刘凤礼、刘省娃、杨继学、段双城、赵长毛等20余人。”到三嘉塬也不时出现 “打、砸、抢，伤人、强奸妇女”，特别是腊月二十四抢了永和集，当地党组织和群众反映很大。省委代表和部队主要领导人召集队委会（没有通知刘志丹），会议研究分析，如果按照省委决定，对这几支部队一齐缴枪，师储杰部100多人，杨琪、杨鼎部100多人，刘志丹部200多人，晋西游击队只有90余人，力量不够。考虑到师储杰、杨棋、杨鼎等部本地人少，部队成分和纪律虽然也很坏，但比起刘志丹部的情况稍好一些，加上原来派了雷恩俊、马凤英、吴岱峰、陈玉卿、惠泽仁、白雪山、李来白等10多个党员去作骨干，有的还担任大队长、队长等职务，掌握了一部分力量，估计师储杰、杨琪、杨鼎等都不会马上出问题。而刘志丹部则多是本地人，土匪、民团、哥老会、大烟鬼较多，到处拉票抢人，纪律很坏，虽然有几个党员（如魏佑民、刘约三等），但是都没有实际权力。对这支部队，一点把握都没有。因此，决定立即执行省委的指示，先解决刘志丹部赵连璧、杨培胜等人的武装。决定在驻地三嘉塬以集合部队出发为名，出发前由总指挥谢子长讲话，讲话结束后立即缴刘志丹部的枪。

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成立大会遗址

按照队委会决定，2月6日（腊月二十八），部队召开全体指战员大会，总指挥谢子长宣布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又对烟贩宣布了几条纪律，接着宣布收缴二支队的枪，缴枪过程中，赵连璧拔枪反抗，被警卫队队长白锡林打死。有个姓许的战士误缴了刘志丹的枪，当时就被马云泽喝令退还。缴枪后，二支队不愿意留下的100多人被遣散，留下刘约三、魏佑民、王殿斌等愿意参加红军的50多人编了1个新兵连（一说打死赵连璧的是二大队长阎红彦，二支队全部被赶走，刘志丹被软禁;另一说打死赵连璧的是警卫队政委胡廷俊）。

“土客”出身的第一支队队长师储杰，早在1个月前就派土匪出身的亲信高平贵去西安，通过师储杰的侄子师作范与杨虎城部联络，准备相机投归杨部。2月7日，趁混乱之机，师储杰将部队拉走。

形势紧迫，斗争残酷，队委会一面加紧做好加强队伍的稳定工作，一方面加紧了筹备成立陕甘游击队的工作。这时，渭北地区党组织动员三原武字区和旬邑的农民100多人前来参军，编为补充队。

1932年2月12日（正月初六），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在正宁县三嘉塬细嘴子村正式宣布成立。总指挥谢子长，政委李杰夫兼队委会书记，参谋长杨重远，经济主任马云泽。下设两个步兵大队、一个骑兵大队和一个警卫大队。第一大队队长阎红彦，政委张赫，第二大队队长吴岱峰，政委高岗，骑兵大队队长强龙光，政委杨森，副大队长杨琪，警卫大队队长白锡林，政委胡廷俊，还有一个补充队，二支队留下人员编入4个大队，全队共400多人（一说360余人）。旬邑县特支书记第五伯昌代表省委给陕甘游击队授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西北黄土高原组建的第一支正规红军武装。从此，红军的大旗就在西北一直飘扬，再没有倒下。

对于“打红旗”的正确性一直没有争议，但对于谁做出缴枪决定及其对错，长期以来存在争议。中央1986年对此做过结论：“队伍成份不纯，作风、纪律不好，按照党的建军原则进行整顿是必要的。但是，在一般情况下，采取一部分缴另一部分人枪的办法，特别是在刘、谢两位主要领导人没有取得一致意见的情况下，采取缴枪的办法，甚至还打死了人，不论是谁的决定，都是不对的，更不能说是完全正确的。好在这支队伍中许多同志依大局为重，始终坚持革命，为西北革命和红军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刘志丹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