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五卅罢工中上海女工的历史考察

2016-05-14张静

山东青年 2016年7期

关键词：运动

张静

摘要：一九二五年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这一由运动冲破了当时笼罩全国的沉闷气氛，极大地促进了群众的觉醒。尤为瞩目的是当时上海女工的罢工斗争，上海妇联等组织的成立，这标志着下层妇女的觉醒，既是近代我国女权觉醒和妇女解放的重要课题，也是研究上海工运史的重要一环。本文以此为视角，对五卅运动时期的上海女工的活动及斗争进行简要论述和探究。

关键词：“五卅”运动；上海女工；罢工

矗立于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记载了近代中国百余年的奋斗史，而曾经矗立于上海方家木桥的五卅烈士纪念碑＼+①镌刻着“来者勿忘”四个大字；纪念碑的树立时刻警示着生活在当今时代的青年重温九十多年前五卅运动时期青年学生、商人、工人的抗争和不屈，更深切地感受祖国所经历的沧桑，从而倍加珍惜当前的生活，为祖国在新世纪的复兴之路努力奋斗。因此，对一九二五年上海女工进行考察，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关怀。

一、由受压迫者转变为反帝斗士

近代上海产业女工是我国工人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长期深受族权、夫权以及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主义和资本家等多重压迫和经济剥削，上海女工本身具有较强的革命性和反抗性。

上海作为我国较早的开放口岸，因受资本主义因素的冲击，其经济发展较快，极大地促进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相应地，生产关系亦随之变革，由于近代上海发展较快的行业多为纺织业、烟草业、食品业和印刷业等轻工业；而女工本身的生理特点，使她们较为适合一些需要较多耐心而耗费体力不多的轻工业部门的工作。由此可知，客观条件和女工自身的特点，加之家庭经济所迫等因素一起促成了上海女工的出现，这有其历史必然性，也符合我国近代的国情和经济发展的规律，上海产业女工的数量也随着其城市经济的发展而逐渐壮大。

作为近代中国最大的移民城市，上海女工来源地就出身地区属性而言，主要包括都市和乡村。1940年，上海劳工状况调查委员会搜集的资料表明：“61位女工中，都市出身的33人，占女工總数的54%；农村出身的24人，占女工总数的40%，不明的4人。”＼+②从女工籍贯所属的省份来看，上海女工主要来自周边的江苏、浙江、安徽，以及山东和广东等省。此外，由于绝大多数工人入厂打工都需要同乡亲友介绍，使得地缘关系在上海产业女工的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上海的劳动者，各地人都有，而各地人的同乡习惯很深，各地人都含有地方特色。”＼+③关于地缘因素在工人政治中的重要作用，裴宜理女士在其著作《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研究》的论点“不同的工人有不同的政治”＼+④即是最好的佐证。

近代上海女工的生存状况极其悲惨。由于恶劣的工作环境、频繁的工伤事故和职业病的威胁等因素，使得上海女工的工作状况苦不堪言。此外，工作时间长、劳动强度大、待遇差，以及毫无人身自由和尊严可言厂规和工头的严格管控，也使女工们的日常生活异常艰难，一直在生存线上挣扎。当最基本的生存无法维持时，罢工便是不可避免的了。早在19世纪末，我国已经有较为详细的关于女工罢工的记载：“18941——1917年间，上海一地的女工罢工就有29次。”＼+⑤究其罢工原因，多为工资、工时等经济性问题；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领导组织和生活所迫，女工们最初不够团结，罢工也多以失败告终：“众女工以彼等破坏团体，欲向为难，以致该女工等狼狈逃归。”＼+⑥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女工的觉醒，五四运动后的上海女工逐渐走向联合，罢工的次数增多、规模增大，反对帝国主义压迫的政治倾向也逐渐增强。“五卅”运动期间，约有10万女工参与上海罢工，有力地促进了“三罢”的实现：“五月三十一日，千余女工、学生到南京路散发罢工传单，那时大雨滂沱，且南京路形势严峻。然女工、学生仍奔走呼号，毫无所惧。”＼+⑦这表明上海女工已经将斗争矛头指向帝国主义且成为反帝宣传和斗争的重要力量。

二、共产党等工会组织对上海女工的关注

“五卅”运动前，中国共产党对上海女工尚未实施系统的领导。然而，早期的女权主义者和优秀共产党员向警予、杨之华等人对女工问题已经给予极大的关注，并在“五卅”惨案爆发后促成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简称“上海妇联”，首任主席杨之华，瞿秋白夫人）的建立，积极引导女工运动，并撰文颂扬。此后，中国共产党特别注意培养女工运动的干部，使不少女工成为中共党员。有了组织力量的支撑，女工们坚决表示：“工资不恢复到四角五分不上工，工作时间不恢复到十点钟不上工，不释放被捕姊妹不上工，不恢复我们的工会不上工”。＼+⑧在上海闸北区，上海纱厂女工协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起党的基层组织，“每个支部均有8至10名党员，如女工朱英如、徐大妹等”＼+⑨，这一时期，许多普通女工迅速成长为优秀的工厂党员，并成为“五卅”运动的中坚力量。

“五卅”运动还极大地促进了工会组织的发展和壮大。运动期间具体建立多少个基层工会，因资料所限尚无法查证。根据中共党员邓中夏的著文：“上海劳动运动最盛时代，要标一九二二年下季。那时浦东纺织工人组织了一万余人，烟草工组织了八千余人，华洋两界金银业组织了一千余人，但不久皆因罢工先后摧毁殆尽。”＼+⑩由此，前后关照、对比后可知，“五卅”运动期间的罢工不仅恢复了工会组织，而且使之获得新的发展。1925年7月底，上海总工会调查编制的所属公会资料表明：“‘五卅运动后已有117个基层工会”＼+B11会员约有21万余名。据此，可知“五卅”运动极大地促进了上海工会组织的发展，而且运动期间的那些基层工会组织已经具备一定的群众基础和较为完备、严密的组织机构，工人尤其是女工的罢工斗争在这次运动中也获得了提高，诚如时人评论所言：“（工人）因罢工而得成立工会，亦为工人胜利之一”＼+B12。

三、由自发斗争到自觉抗争

由前文可知，近代上海女工的社会化主要是通过参加工作和罢工等多种形式的社会活动实现的。女工们赚钱却没有完全的经济独立，从事薪资同样的工作却享有较差的待遇，以致工作、生活皆不自主，社会化程度极其有限。因此，在反帝爱国思潮的冲击和自身诉求得不到实现的情况下，她们开始加入罢工——这一“抗争”中来，并广泛参与各种社会活动。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上海女工的抗争逐渐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舆论支持。这种抗争最初多为自发性斗争，动机大多是改善自身的生存状况；民族危机的加重和女工们女权意识的觉醒，使得上海女工抗争的政治性愈发明显，“五卅”运动时期她们提出了明确的反帝目标，并意识到结盟、联合斗争和理论指导的重要性，随着其罢工规模的扩大和有效性增强，引起了中国共产党等党派的关注和社会人士的研究。因此，“五卅”运动时期是上海女工的斗争由自发阶段向自觉阶段过渡的显著时期，这表明了上海女工的抗争逐渐走向成熟，也显示了工人阶级中的女工的抗争也是近代中国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综而言之，近代上海女工是伴随着上海经济发展和广泛参与社会活动而逐渐成长起来的。“五卅”运动时期的上海女工数量多、就业范围广且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与传统的中国妇女相比，她们的出现和觉醒是社会的一大进步，这表现在她们在经济上开始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并要求摆脱家庭小圈子的羁绊，关心时事，积极参与罢工、抵制日货等活动。这些也代表了当时上海等较先开始现代化地区女性的发展趋势。然而，从妇女解放和女权意识的角度看，“五卅”运动时期的上海女工解放程度尚不尽人意，而大范围、真正意义上的妇女解放自此才刚刚开始，距其目标任重而道远，仍需人们的共同努力。

[注释]

①“五卅”纪念碑，民国十七年（1928）落成，民国二十六年（1937）为日寇所毁。1950、1964年先后发现残碑三块，现存于上海历史博物馆。

②《支那经济全书》第12辑，第40页。转引自《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1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77页。

③唐海《中国劳动问题》光华书局1926年版，第82页。

④（美）裴宜理著，刘平译：《上海罢工——中国工人的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⑤刘宁元：《中国女性史汇编》，第210页。

⑥《丝厂女工罢工风潮五志》，《时报》1991年8月11日。

⑦邓中夏：《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83-184页。

⑧《上海丝厂女工大罢工》，《向导》第71期。

⑨政协上海闸北区委员会，政协上海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选辑？闸北卷》，2004年第3期《峥嵘闸北》第164页。

⑩邓中夏《我们的力量》，《中国工人》第2期，1924年11月出版。

B11《民国日报》1925年8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