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淑霞

摘 要：日军侵占赤峰地区后，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给赤峰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然而，不屈的赤峰人民，不甘心受帝国主义的奴役，纷纷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展开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打击日伪侵略者，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赤峰地区；殖民统治；人民群众；抗日斗争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7-0049-04

1931年日本侵略者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1933年1月日军又染指热河省（赤峰地区当时隶属热河省），3月1日，赤峰地区沦陷。

日军侵占赤峰地区后，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方面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民族灾难。然而，不屈的赤峰人民，不甘心受帝国主义的奴役，纷纷拿起武器，与日本侵略者作了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游击队与人民群众紧密配合，创建抗日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为中国人民最终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一、日本帝国主义对赤峰地区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于包括赤峰在内的东蒙地区的统治，其目的是要制造一个和伪“满洲国”一模一样的直接殖民地。为此，日军在占领赤峰地区后，便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诸方面对这一地区实行了残暴的殖民统治。

（一）政治方面

日寇把内蒙古东部民族聚居的区域划分为兴安东、南、西、北4省，受设在王爷庙的兴安总省统辖。赤峰地区北部则划归兴安西省（后改为兴安总省西部行政区）。任命蒙奸巴布托布的儿子甘珠尔扎布为兴安西省军区的少将司令官，企图借蒙奸之手，镇压蒙汉各族人民群众的反抗。

为了加强其殖民统治，日寇除了在内蒙古东部的所谓“满洲国国防西南边界”大量驻扎日伪军外，还在各地屯驻宪兵，建立伪“守备队”“讨伐队”等等。在各旗县设立警察系统，作为直接镇压人民的工具。

为了勾结和利用蒙古族王公贵族统治蒙汉群众，日寇又强行废除蒙旗扎萨克制度，改行旗长制，旗长由日伪政权任命的效忠于日寇的王公贵族担任，而实权则完全控制在日本人的参事官手中。这样，封建王公一下子变成官吏，成为公开的日伪爪牙。

为了强化他们的统治，日伪反复地实施“治安肃整”运动，实行法西斯的保甲制度，而在八路军和游击队活动的地区，则实行“集家并村”，制造“无人区”的残酷政策，企图消灭抗日爱国军民的生存条件。日伪当局及其汉奸走狗动辄以“反满抗日”“思想犯”“经济犯”“国事犯”等罪名残害群众，把大批爱国人士和无辜民众投入监狱或所谓的“反省院”“矫正辅导院”等。为了统治他们眼中的“性悍野”“与汉族是世仇”又“与外蒙古有亲戚血缘关系”的蒙古族群众，他们一方面挑拨蒙族群众和其他民族群众的关系，另一方面又推行“愚民政策”，以抑制蒙古族群众的反抗精神。

（二）经济方面

日本帝国主义要把内蒙古东部地区纳入“满洲国”的经济体系之内，“在满蒙之间完成一种绝对不可分割的经济关系”。为此，他们在蒙疆设立伪中央银行分行，使满币在蒙古族聚居区内流通，实行金融统治与掠夺的目的。

为了控制占领区的经济命脉，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从1941年起，伪“满洲国”颁布了《经济统制法》，统制粮食、煤油、五金、皮革等重要物资和生活用品，对居民只供应低标准的高粱米，大米和白面根本看不到，谁有谁就是经济犯。

人力资源也是经济统制的重要内容，1938年，伪“满洲国”颁布《国兵法》，规定20—23岁的男子服兵役3年。受训、维护治安和修工事，每年都要征兵一次。稍后又公布《勤劳奉公法》，对适合国兵年龄而未合格的青年则要按大队、中队编成勤劳奉公队，去各地挖沟渠，开水田、修道路。尔后，又制定了《劳动统制法》，规定凡是25—50岁的男子，都分批强制征集，实行奴役劳动。再以后就是“抓劳工”了。“大约在这个时期，日伪在赤峰县抽去两批农民，移民黑龙江……很明显，日寇把这些人弄到那里的目的，是开荒、种地，为他们多多地出荷粮食”[1]。

日伪经济掠夺的重要手段是苛捐杂税。伪满中期设立新税制，税收范围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分收益税、消费税和流通税三大类。除税以外，还有巧立名目的各种“捐”，到伪满末期，仅列名的捐税就达30多种。

在农村，日本侵略者制造了一个“蒙古民族尚无土地所有权”的谬论，强迫蒙古王公向日伪“奉上”土地。为此，他们于1938年召集东蒙地区18名王公“代表”开了一个“座谈会”，强制东蒙地区各盟旗的王公贵族把自己管辖范围的土地，全部“奉送”给日伪当局，废除王公世袭土地的特权，土地全归伪“满洲国”所占有，从此，土地资源全部落入日本帝国主义者手中。

为了控制农村经济，日伪在占领区各地普遍建立了政企一体的垄断组织——兴农合作社。总部设在伪都长春，各旗县设立分支机构，各街村设立分社。由这种兴农合作社控制农村从生产到销售的一切经济活动。通过这个机构，农村牧区的一切经济活动就都抓到了日伪手中。

日寇还强迫农牧民按伪政府规定的“官价”（低价）交售农牧产品给敌伪机构，称为“出荷”。凡地方农副产品皆有“出荷”。如“粮食出荷”“棉花出荷”“大豆出荷”“油类出荷”等。此外，还有巧取豪夺的种种花样翻新的“出荷”，如“报国出荷”“民主出荷”“部落出荷”等，在蒙古族聚集的牧区，则有“牲畜出荷”。这样的勒索，造成农牧民生活饥寒交迫，生产也逐年下降。

为了搜刮扩大侵略战争经费，日本帝国主义在占领区，特别是在热河地区，极力强制农民大量种植鸦片，用生产和销售鸦片来搜刮中国人民的财产，毒害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早在占领热河前的1932年9月，日伪当局就成立了鸦片专卖筹备委员会，同年11月，公布《鸦片法》，次年成立了鸦片专卖公署，下设分署。在奉天（即沈阳）设立鸦片膏制造厂和大满、大东号两个专卖公司。通过这些机构进行鸦片交易，低价收购、高价出卖，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1932年鸦片岁入为19409637元，到1936年，增至37962641元，1940年增至1.26亿，1944年徒增至3亿元[2]，12年间猛增15倍。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和物质财富都受到了巨大的损害。

（三）文化方面

日寇在其占领区实行殖民主义的奴化教育政策。1938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满洲国”推行“新学制”。伪民生部在推行“新学制”的训令中说，“新学制”的任务主要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3]。这里日伪所说的“忠良国民”，就是殖民统治下的忠顺奴仆。在培养奴才的宗旨下，各级各类学校的学生都必须“虔心诚意”地崇拜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必须赞成“日满亲善”“五族协和”的“王道乐土”精神，必须竭尽心意地拥护“大东亚圣战”等等。日伪教育部门规定各级学校都必须把日语作为主课，从小就必须学习。废止全部中国教材，出版奴化教育的新教材。到1935年伪满新出版的新教材已达到22种39册[4]。同时还要求师生必须熟练背诵“满洲国”皇帝的“即位诏书”“时局诏书”“访日回銮训民诏书”等等。每周一上课前的“朝会”，师生都必须向“建国神社”“新京帝宫”和东京日本天皇“遥拜”，唱日本和“满洲国”“国歌”，违者即遭毒打。1942年以后，还专门设立了宣扬效忠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建国精神”课。伪满教育部门在关于设立“建国精神”课的训令中说：“设立这门课是为了从低年级起，即选择亲近日本之感情的材料，渐次趋向日本之国体精神。”[5]为达此目的，课程中的全部内容都充斥着“日满一德一心”“日本亲邦”“大东亚共存共荣”和崇拜“天照大神”等反动材料。学校取消了反映中华民族思想文化传统的历史课和地理课，妄图以此来消灭中国人民的精神与感情，甚至不让小学生知道“中国”这个概念。在成年妇女教育方面兴办“道德会”，对女子进行所谓“妇道女德”教育，让妇女学习封建的“三从四德”等伦理思想，背诵《女子箴规》《妇女家训》《孝经》等，利用这些清规戒律约束妇女，做一个封建主义的贤妻良母。

（四）军事方面

热河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赤峰地区就划入伪“满洲国”的兴安总省，成为伪满的西南大门，被日本帝国主义称为“国防第一线”，故日伪在这里驻扎了大批军队。为了加强军事指挥，日伪还在这里专门设立了西南防卫司令部。每个旗县都设立了伪宪兵队、警察署，还网罗土匪、兵痞组成讨伐队等，对各族群众的抗日言行进行猖狂的镇压。为了切断民众与游击队的联系，日寇采用“集家并村”的办法，把散居于山区的各族群众强制集中到大村镇来，四周修上深沟、高墙和碉堡，四门设岗，群众出入要看验“良民证”，集家并村中，群众的粮食和财物一律不准带走，日伪军警把群众留下来的物品和牛羊猪狗鸡鸭等全部吃光，好一点的衣物被抢走。抢不走的房屋、碾磨等全部砸碎烧毁，水井投入毒药，群众一经进入被称之为“人圈”的集家部落，即不准回原地种庄稼。日伪军在“无人区”内发现有人活动，立即开枪射杀。“人圈”之内，由于脏乱，传染病不断发生，群众无辜死亡者无数。日寇在热河所制造的“无人区”，东西长700里，（从绥中到滦平），南北宽250里（从长城到锦承路北）。面积17万5千平方里，包括8个县地区，热河省四百万人口中，有105万人被驱入“人圈”[6]。

日寇在“无人区”内残杀群众和抗日人员，据统计：到1945年止，日伪在热河地区的“讨伐”中，共屠杀1500多人，放火烧房屋2600多间，捕人一万多，其中被杀者达1800多人，投狱者4千多人[7]。日寇企图用血腥屠杀、野蛮监禁和彻底破坏群众生存条件等惨无人道的手段来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运动，但富有革命传统的东蒙地区的蒙汉各族群众和全国人民一样，以更坚决、更顽强的战斗来回答他们。

二、赤峰各族人民的抗日斗争

（一）对各路抗日队伍的支援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蒋介石采取“不抵抗主义”，致使国民党正规军在热辽边界迅速溃逃，同时国民党政府对义勇军的抗日活动也极尽破坏瓦解。由于义勇军无力独立支撑东北抗战的局面，便纷纷向边界撤退。吉林义勇军冯占海、黑龙江义勇军邓文、李海吉等部和辽南义勇军李春华等部，先后退入热河省的昭乌达盟和卓索图盟地区。这些数万人的队伍，突然集中在这里，不仅军需粮草全靠人民群众提供，而且“有的义勇军还要按户搜枪要马，派粮草、拉壮丁，人民既有政府纳不完的荷税，又要负担义勇军的摊派，苦不可言”[8]。热东蒙汉群众在生活十分困苦的情况下，负担大批队伍的供给，也是人民群众对抗日作出的巨大贡献。

1933年2月23日，日本关东军在通辽下达了进攻赤峰的命令，日军在毫无抵抗的情况下向热河腹地赤峰挺进。3月1日到达赤峰东郊。东北军四十一军孙殿英部奉命在赤峰阻击日军，双方展开了激烈的阵地争夺战，战斗持续了两天一夜。孙军受到日军优势兵力的压迫，被迫率部移到猴头沟新阵地，利用山岳地带的复杂地形，继续与日军周旋，最后日军将四十一军截成数段，分段包围，孙带着随从突围而出，绕道北山大庙一带返回围场孤守，后在日军进逼下撤往沽源沙城一带。孙殿英部队在赤峰和猴头沟抗战的日子里，赤峰人民动员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冒着严寒送粮送水，救护伤员，支持孙部为正义而战。人民群众抗战的热烈情绪，深深感动了孙殿英，他说：“友军不友，义军不义，都不及赤峰人民。”[9]这是赤峰人民对抗战作出的又一贡献。

（二）赤峰民间组织的抗日活动

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不断入侵，再加上连年的军阀混战的劫掠和由北而引起的土匪四起，使东北三省和内蒙古东部地区各族人民的生产和生活都无法得到保证，于是群众便纷纷组织起各种形式的团体练武保家。红、黄、黑枪会等各种枪会组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传入赤峰地区的。其中，宁城县周围的枪会势力最大。

枪会的主要成员是劳动的基本群众。日军劫掠家园，杀戮同胞的行径，激发他们把保家和保国联系到了一起，于是当侵略者的铁蹄逼近自己的家园时，他们便自发地组织起来，同敌人作斗争。1933年初，日寇入侵赤峰地区时，与抗日救国军有联系的红、黄枪会领导人陈国均、田峻崎等人便率庞大的会众，从宁城县西部、中部和南部集中聚拢起来，东进抗日，去攻打驻扎在天义镇以东的新地伪“治安军”。由于日伪用新式步枪、机枪和火炮进行远距离射击，会众则使用扎枪、大刀等原始武器，因而伤亡很大，不得不退出战斗。这次进攻行动虽然遭到了失败，却表现了宁城人民英勇抗战的精神，也给了日本侵略者以很大的震惊。这次失败，红、黄枪会的抗日决心并没有动摇，次年2月，抗日救国军的李青山、李翠等人，与宁城县红、黑枪会联络，攻打头道营子日伪据点，打死伪治安军十六、七个，取得了民众自发抗敌的重大胜利。1940年后，枪会曾多次配合八路军游击队攻打敌伪据点，取得了多次胜利。

（三）农民反日大起义

1939年夏天，驻赤峰市内的日伪当局向市郊街村派遣特务，以组织“天理会”为名进行特务活动，妄图扑灭群众的抗日烽火。被派到猴头沟一带活动的特务贾焕章、陈景州二人，依仗日伪势力大肆敲诈勒索，欺压群众，群众早已对其恨之入骨，酝酿着除掉这两个日本人的走狗。接受过八路军爱国教育的农民尹秀春与围场一带抗日组织进行联络，决定发动一场反抗日伪统治的群众大起义。同年6月16日，起义正式开始，群众捉住了贾焕章及其义子并处死了这两个作恶多端的特务。事发后，猴头沟警察署电话报告了赤峰伪警务科，随后赤峰派来了3车全副武装的军警前来镇压。经过激烈的战斗，终因起义队伍缺少弹药，又缺乏作战经验，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失败了。这次反日起义虽然被扑灭了，但它表现了赤峰劳动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也使特务警察的活动有所收敛。

在日寇殖民统治12年的赤峰各族人民，在异常艰苦的环境下，一直没有停止过斗争，但也遭到了日伪反动派的残酷报复和镇压。斗争越来越艰难，民众的抗日热情需要党组织去引导，使之成为扑不灭的火焰。

三、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争

赤峰人民自发的抗日斗争，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视和支持。1932年共产党员王逸伦受中共北方地区组织的派遣，回到赤峰开展地下工作，协助孙殿英部抗击日军的侵略，宣传抗日救国的主张，发展党员，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斗争。1933年春，冀东党组织又先后派韩子英、李青山、李景等到赤峰、宁城一带，以作生意为掩护，利用各种形式领导人民开展抗日斗争。

1940年冀东八路军派人来到承德、平泉、宁城一带开辟新区，他们争取了宁城头道营子喇嘛洞的红枪会李文彪、西泉范杖子黄枪会斐文和及会众组成了承平宁地区第一支游击队，斐文和任游击队长。在共产党和八路军的领导下，在当地开展游击战争，取得了许多胜利。

1942年4月，中共冀东区党委根据斗争形势和党中央关于“到敌后之敌后去”的方针，组建了承平宁抗日武装工作队，挺进热河伪满腹地—赤峰南部地区。武工队迅速打开了局面，在这里开展了开辟根据地、建立抗日政权等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斗争。

1942年11月，根据冀东地区和分区的指示，冀东主力部队计700人，在承、平、宁地区发动战役行动，围攻了宁城八里罕、黄土梁子、大营子、洼子店等敌伪据点。与此同时，武工队也打下了新开坝警察分驻所。这次军事行动，大大地震动了敌人，他们以为“延安触角已伸入热河”，急忙调动了1500多兵力围剿我抗日力量。敌人以为靠重兵，再加上风雪寒天一定会消灭我抗日武装。然而，抗日干部战士不但粉碎了敌人的扫荡围剿，冲破了敌人的重重包围，而且还打下了敌人的几个警察分驻所。既打击了敌人，又武装保存了自己，在斗争中壮大了队伍，扩大了游击区。

1943年5月，根据斗争的发展和工作的需要，冀东地分委决定撤销承平宁武装工作队，建立承平宁联合县，分别设立了工委和办事处。六月初，冀东军分区组建了第三区队，决定到赤峰南部地区进一步开展游击活动。6至9月，三区队在当地游击队和人民群众的支持下，接连袭击了宁城榆树林子警察分驻所、必斯营子兴农合作社、三座店大烟组合、山头卧龙泉子和驿马吐川谢杖子据点，缴获了大量物资，并击毙日军警备队长夏古、协会事务长仁科信夫，军备队长山本和东山岛。三区队抗日活动曾受到晋察冀军区的嘉奖，延安《解放日报》还发了消息。到1944年，基本开辟了东北到赤峰、西到喀喇沁旗、围场一带、东到建平一带的抗日根据地。

日本侵略者及伪满反动势力对这块在伪满洲国腹地建立和发展的抗日游击根据地和异常活跃的抗日武装非常仇视，拼命采取措施欲以扼杀，竭力进行围剿扫荡，并进一步强化集家并村政策，妄图割断抗日武装与百姓的联系，使抗日武装成为无源之水。三区队和具有高度革命精神和爱国热情的地方干部没有被敌人所吓倒，他们密切配合，在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下，前赴后继，机动灵活，频频给敌人以沉重打击，粉碎了敌人一个又一个的阴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直至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

——————————

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赤峰市红山区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辑出版《红山文史》第一集.1985.48—49.

〔2〕〔3〕〔4〕〔5〕〔7〕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425-426，451，450，452，204.

〔6〕刘白羽.创世纪—杨雨民访问记.赤峰党史资料，1987，（1）：22.

〔8〕赵毅.长城抗战前热河形势一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辑》第十四集.25.

〔9〕玛希.赤峰抗战中的孙殿英.赤峰党史资料，1989，（4）：11. （责任编辑 孙国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