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编纂不同于民法学教科书的编写，法典的质量取决于其将来具体规则的完备性、内部协调性、可适用性。学界普遍认为，民事法律规定“宜粗不宜细”的时代已经过去，对于民法典中的具体制度与规则的设计，能细则细，能在法律中规定，就不留给法律解释或司法解释，能在此次立法中完成，就不留给嗣后修法。全面与精细化的制度设计要求必然意味者对立法工作量与技术的高要求，加之紧迫的立法完成时间表（总则2017年完成、分则2020年完成），都迫使政府主导的民法典编纂工作只能主要委托给学术共同体以学术方式推动，从而强化了未来民法典的“学术性”与“裁判规范”品格：它将主要是法律职业共同体研读、适用与解释的法律语言体系，对于非经专门民法研习的普通民众来说，法典在很大程度上是“不必使知之、即可使由之”的背景性法制保障力量。但这也更加要求民法典编纂不能变成学者们之间迁延日久的学术纷争，更不能最终被写成了“天书”。学术共同体对法典设计与表达应搁置学术成见、偏见、门户之见，乃至借助法典编纂留名青史的虚荣心，尽力、尽快追求学术共识；对所涉及具体法律制度针对社会关系的经验状态与基于不同利益诉求的朴素民众认知、情感与价值观应体察入微，方有资格代表民意，用统一法律语言转述与整合民意；所采用法律语言应尽力通俗简练和本土化，防止人为的晦涩难懂、故弄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