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窗户税是17世纪英国政府临时开征的一项税收，后作为一项固定的直接税长期存在，最终于1851年被废除。窗户税之所以被废除，与公共卫生改革运动不无关系。正是在卫生改革的推动下，窗户税问题才受到广泛的关注，议会也因此围绕窗户税的存废问题展开激烈的讨论。窗户税的废除是英国卫生改革的需要，而这一时期政府的社会政策、卫生改革者的观念和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均是将窗户税问题带入卫生改革领域的重要因素。从公共卫生史视角探究该问题，有助于揭示19世纪英国税制变迁与社会变革、政府社会政策间的关系。

关键词窗户税，公共卫生改革，议会讨论，社会政策，健康意识

中图分类号K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7-6241（2016）16-0066-07

窗户税是17世纪英国政府临时开征的一项税收，后经多次修改，成为一项固定的国家税收来源，后于1851年被废除。对于英国窗户税问题，学界讨论不多。一些国外学者或基于经济学的研究方法证实窗户税的不合理性，①或从政治史的角度，考察十七八世纪英国政府对窗户税的管理，②也有学者分析窗户税对国家财政和房屋建筑的影响。③尽管国外对窗户税问题有所关注，但较少在公共卫生改革的视阈下考察其废除问题，国内学者对此更是探讨较少。因此，本文拟在英国公共卫生改革运动的背景下，梳理英国政府废除窗户税的过程，分析该税被废除的主要原因，以期对英国的窗户税政策有更全面的认识，继而阐释英国税制变迁与社会变革、政府社会政策之间的关系。

一、窗户税的征收及其影响

17世纪末，为应对财政问题，英政府开征窗户税。光荣革命后，频繁的国外战争令英国国库不支和国内货币贬值，国家财政压力严峻。为缓解财政危机，1697年英国政府颁布《解决削边钱币不足值法案》（Act of Making Good the Deficiency of the Clipped Money），开征窗户税。免交济贫税和教区税的贫穷村舍不需要缴纳该税。最初，窗户税与房屋税一并征收，住户除每年缴纳2先令的房屋税外，仍需按照房屋的窗户数缴税，拥有10至20扇窗户的房子额外征缴4先令，20扇窗以上的另缴8先令。④大多数学者认为，窗户税是英国炉税的延续，唯有不同的是，在征收窗户税过程中，征税员不必进入民宅，只需从屋外清点窗户数，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征税行为与民众注重隐私的习惯发生冲突。在随后的时间里，这项临时性的税收非但没被取消，反而屡次修改，成为英国国库收入的来源之一。

18世纪至19世纪初，为支付高昂的战争费用和缓解严重的财政赤字，英政府不断以各种方式提高窗户税的税额。1747年，英国政府调整征收方式，不再按照窗户的数量段征收一定额度的税，而是以每扇窗为单位，向不同数量段的窗户征收不同的税。譬如窗户数为10至14扇的住房，每扇窗户征收6便士，15至19扇窗的，每扇缴纳9便士，20或20扇以上的，每扇征缴1先令。①伴随这一税收方法的调整，住户需要缴纳比以往更多的税额。通过比较可知，1697年16扇窗的屋主只需交6先令，1747年则要多缴8先令，而20扇的屋主比以往多付14先令。仅1747年，英国窗户税的税额增加了7.1万英镑，至1753年，窗户税的税收总额高达20万英镑。②此外，政府降低窗户数量的起征点，由最初起征的10扇调至6扇，税收总额也随之由1753年的20万英镑增加至1815年的200万英镑。从一份1784年的新旧窗户税税额对照表来看，该年拥有10扇窗的住户比往年多缴1先令8便士，44扇窗被多征19先令。③至1808年，该年的税额与1784年相比，10扇窗的税额增加了2英镑3先令，44扇窗的税额则上涨了23英镑7先令6便士。

为规避不断上涨的窗户税，大部分普通住户往往封堵大量或所有的窗户，一些富裕者，则选择重建装有少量窗户的住房，将原来带有大量窗户的房屋高价出租给工人。为减轻经济负担，工人们同样会毫不犹豫地封堵所有窗户。众所周知，充足的阳光和清洁的空气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然而，因规避窗户税而封堵窗户的行为导致屋内漆黑阴冷，空气污浊，加上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屋内更加潮湿，疾病更易滋生，住户的身体健康遭受极大的损害，甚至精神状态也萎靡不振，窗户税的征收间接危害了民众的身心健康。

面对因封堵窗户而减少的税收，英国政府采取更为严苛的方式征税。据统计，1726至1732年间，窗户税的税收总额为10万英镑，远不及1703到1709年间的税额。④为阻止这一趋势的蔓延，英国政府向地方征税员施加压力。早在1718年，财政部就已察觉到窗户税总额的减少，却将其归咎于地方征税员的懒散与无能。为此，财政部责令征税员重新核实征税结果，于1720年委任税收委员会调查征税员，然后依据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一批征税员被免职，另一些被给予警告。⑤除了监督征税员，政府还处罚那些在征税后重开窗户的住户。英国政府严厉的监察行为，为地方征税员的严苛执法推波助澜。因窗户税的相关政策中一直未明确说明“窗户”的式样和大小，所以，征税员将凡是能透过光线的洞或缝隙，如地窖的门、因砖脱落的墙洞等都视为窗户征税，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住户的税收负担，使窗户税问题进一步恶化。

二、卫生改革运动下窗户税

招致的反对

窗户税自开征以来，始终不得人心。当18世纪末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多次提高窗户税后，大多数住户用木板将窗户牢牢封堵，并在上面写道：“皮特，恳请你照亮我们的黑暗”的字样，⑥以示抗议。甚至有人形象地将窗户税称为“偷窃阳光者”（daylight robbery），社会中出现一些抨击窗户税的小册子。在一份名为《有关窗户税的布道》（A Sermon on Window Tax）的小册子中，作者用讽刺的笔调指出：“烛火之光无法照亮窗户税带来的黑暗”，阳光乃上帝之光，“它完美地集善良、智慧和力量于其中。世界失去它，也就无光辉美好可言”。⑦一些小册子甚至建议政府开征印花税以代替窗户税。⑧但是，这些声音仅零星的存在，直至英国卫生改革运动的来临，窗户税才被推到了风口浪尖处。

19世纪初，斑疹伤寒、霍乱、白喉、肺结核等疾病肆虐于英国各大城市，导致大量人口死亡。以霍乱为例，1831年10月，英国港口城市桑德兰（Sunderland）出现首例霍乱，随后该病迅速向英国其他地区蔓延。这种疾病的发病速度快、致死率高。1832年7月14日，普利茅斯死于霍乱的人数为35人，4日后，死亡人数上升到65人，8月18日骤升至537人。①据粗略估计，1831～1832年英国因霍乱死亡的人数为32000人。②为查明这些疾病的病因，詹姆斯·凯、索斯伍德·史密斯等医生分别对不同地区进行调查，发现疾病多发于环境糟糕的贫困地区。在这些医生的调查基础上，时任济贫委员会委员的查德威克提出“因病致贫”的观念，认为疾病是导致下层民众生活贫困的重要原因，需要通过改善生活环境以预防疾病。在阿什利勋爵、莫佩思勋爵等人的支持下，一场意义非凡的卫生改革运动兴起。

这场卫生改革以当时流行的“瘴气致病理论”（Miasma Theory）为主要的医学理论依据。该理论认为，疾病是由外界环境如沼泽、墓地、污水坑和下水道等处释放的毒气所致。“如果人们不断呼吸含有瘴气的污浊空气，便会导致肺痨、气管炎、发热、贫血、头疼、消极抑郁甚至死亡等结果。”③在该理论模式的影响下，卫生改革者们一致认为，糟糕的通风设施是导致室内有毒气体增多、人体极易感染疾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卫生调查人员的走访中，大多数穷人的窗户紧闭，屋内不仅拥挤狭小，漆黑一片，而且臭气熏天，住户身体羸弱、疾病缠身。在查德威克看来，“极差的通风条件令人染上难以治愈的斑疹伤寒。这种疾病主要在下层民众中出现，而那些处于较好阶层的人，由于注意清洁和通风，较少患此疾病”。④詹姆斯·凯医生同样指出，极差的通风条件、污浊的空气和肮脏的个人卫生是疾病迅速传播的主要原因。⑤同时，一些医学研究表明，居住在通风不畅和拥挤房屋内的人容易患上淋巴结核。在这些调查报告和医学研究的影响下，改革者认为保持房屋通风顺畅是改善卫生环境、预防疾病的重要保障，“门和窗户是保证建筑物通风顺畅的必要设施，它们能使空气自由流动和阳光进入室内”，⑥实现良好的通风环境是此时期卫生改革的核心内容之一。

在卫生改革的推动下，窗户税逐渐处于舆论的漩涡中。针对窗户税对健康的消极影响，一些医生、建筑师以及其他卫生改革者进行大量的调查，并不同程度指责窗户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窗户税让通道、地窖、厕所、厨房和顶楼这些需要通风的地方，都没有了窗户。”⑦据纽卡斯尔协会（the Newcastle Union）主席恩格迪沃的观察，“泰恩河畔纽卡斯尔的工人、劳动者和穷人一般租住单间或两间房……为规避窗户税，这些房间里的窗户都被牢牢关闭，屋内终日不见阳光，空气也无法流通”。⑧1844年，作为城镇健康协会（the Health of Towns Association）⑨的主要成员——索斯伍德医生进一步明确指出，对于目前民众遭受的健康威胁，政府开征的窗户税“难辞其咎”。因为人们为规避该税，建造带有少量窗户的房子或是堵住多余的窗户，促使有毒气体很难排出，新鲜空气难以进入，卫生环境令人担忧。⑩甚至当时著名的房屋建筑师亨利·罗伯茨（Henry Roberts）也认为：“政府开征的窗户税，导致原本拥挤的住房条件更加恶化，不利于住房环境的改善。倘若政府考虑到这一点，那么问题就能迎刃而解了。”{11}在他们看来，窗户税是导致屋内通风不良的罪魁祸首，它迫使那些不愿缴纳该税的人们紧闭窗户，呼吸屋内的有毒气体，不但不利于住户健康的维护，还对他们的健康造成危害。

随着改革者对卫生观念的广泛宣传，人们逐渐感觉到“由于工业革命的影响，他们正生活在粪堆之上，闻到其散发的恶臭”，①开始意识到所处的环境对个人健康的危害。据《观察者》报道：伦敦城中的一位绅士称，城中每年有5万名儿童因吸入有毒气体死亡。一些医生会叮嘱患者远离不健康的居住环境，到充满健康空气和阳光的地方生活，这样，所患疾病将有希望治愈。②人们甚至将攻击的矛头直指窗户税。建筑师W. 威金顿说道：“令人惊叹的是，人们竟然眼睁睁地看着一些人因窗户税丧失生命。……我们被剥夺了上帝恩赐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是人类生命的必需品。这片土地上的野兽、天空中的鸟儿，自由地享受着神圣的阳光、令生命力充沛的空气，而人类却不行。”③一些人甚至过激地将时疫、劳动人口早逝、道德败坏、犯罪等社会问题归咎于窗户税。教区牧师M. 亨伯斯通更是指责政府征收窗户税的行为：“房屋通风是公共卫生必要的条件。在疫病流行期间，通风不畅将是造成国家灾难的原因……但是政府却对此征税，无视人们的健康。”④在当时卫生观念的影响下，无论是改革专家，抑或民众，均强烈地指责窗户税对人体健康的危害，要求政府停止征收该税。

三、卫生改革的需要：窗户税的废除过程

——以议会讨论为切入点

19世纪之前，英国政府曾对窗户税作出调整，但目的均是提高税收，为战争提供充足的财政保障。仅18世纪，英政府就对该税作出9次调整。⑤直至1825年，在战事减少、财政状况良好、国内经济繁荣的大环境下，政府决定将窗户税减半。1834年政府规定，按期缴纳窗户税的住户可以增开窗户，不用交纳额外的税。虽然开始降低窗户税，但英国政府仍未有废除该税的计划。直至公共卫生改革运动兴起，窗户税问题得以揭露，窗户税的存废才成为议会经常辩论的议题。为进一步阐释窗户税的废除是卫生改革的需要，本文将以议会讨论⑥为切入点，考察窗户税的废除过程。

自1845年巴斯的邓肯子爵（Viscount Duncan，1812～1867）向议会提交废除窗户税的议案后，议会就此议题陆续展开讨论，历经6年之久，最终于1851年将该税废除，以房屋税取而代之。这一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845至1847年。此时期，废除窗户税的提案被呈交至议会，但是未获得积极回应。1845年2月，邓肯子爵首次提交废除窗户税的提案。在窗户税的废除过程中，邓肯发挥了关键作用，正是他的坚持不懈和聪明才智，窗户税才得以顺利取消。当看到卫生调查报告真实地揭露工人恶劣的生活状况，以及由此引发热烈的社会反响后，邓肯迫不及待地想利用同样的方式，让政府关注窗户税问题。他这样说道：“即使这项提案没有通过，我仍然热切地期盼它能推动公众对此事的调查，继而在不久后，政府能够纠正这项税收存在的不足之处。”⑦但是，由于窗户税涉及国家财政税收，议会未采纳他的提案。

两年之后，目光敏锐的邓肯试图与卫生改革者联合，他直接向莫佩思勋爵建议，将废除窗户税纳入到城镇卫生法令中，并言辞坚决地说：“如果窗户税问题被忽视，那么任何卫生政策都将无法贯彻。”⑧但是，由于卫生改革运动尚处初期，未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为避免不必要的麻烦，莫佩思勋爵只能婉言拒绝，邓肯最终在其建议下撤回提案。

这一时期，虽然议会未正式就窗户税问题展开讨论，但是，通过提交议案的方式，窗户税问题开始得到一些议会代表的关注，意识到“因为窗户税的存在，穷人的健康、幸福和快乐受到严重影响”。①南安普敦、埃克塞特郡、雷丁区（Reading）的代表也随后向议会提交了废除窗户税的请愿书。另一方面，窗户税问题与卫生改革间的关系被正式提出来。

第二阶段为1848年到1849年。这一时期，卫生改革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其活动进展得如火如荼。在该运动的助力下，废除窗户税的提案赢得卫生改革者的拥护。议会正式在公共卫生改革的议题下展开废除窗户税的激烈讨论，议会中清晰地呈现支持与反对两派立场。

1848年2月10日，在有关卫生法令的讨论中，窗户税问题得到重视。一些议员提出窗户税阻碍了城市的卫生改善工作，韦克利爵士（Mr Wakley）甚至说道：“政府在推进卫生改革的同时，却允许窗户税存在，这是一件十分荒谬的事。”②支持废除窗户税的议员们一致认为：废除窗户税是保障卫生法令顺利执行的重要条件，窗户税的废除必须与卫生改革同时进行，而且刻不容缓。支持派的态度凸显出废除窗户税对卫生改革的重要性。在得到这些代表的明确支持后，24日，邓肯再次递交取消窗户税的提案。在陈述时，邓肯巧妙地从三个方面论述窗户税存在的缺陷，指出废除窗户税的必要性。

首先，窗户税违背政府向财产征税的初衷。政府实施该税之初，实质是将窗户数作为衡量房屋价值的评判标准，以便向个人财产征税。但是如斯密所言：“在这个国家中，其他地区10英镑租金的房屋，有时比伦敦500英镑租金的房屋拥有更多的窗户。而且，居住前者内的人，可能比居住在后者里的人更穷。但是，他必须按照窗户的数量缴纳税款，以致负担更重的税收压力。”③因此，窗户数量很难作为判断财产多少的依据，实际上，拥有更多财产的人往往被征较少的窗户税。邓肯坦言窗户税是一项极度危险的税，当政府不断地增加税收时，人们对它的不满情绪会如“杯满则溢”一般爆发。④

其次，窗户税的税负压力大，且税收增长幅度小。据统计，自19世纪40年代以来，英国每年的窗户税收入约为160万英镑，但是缴纳该税的住户却不足总住户的一半，1848年的窗户税仅由总住户为350万中的50万户承担。⑤除了该税的负税沉重外，其税收增长幅度也较小。1841至1844年的三年时间里，窗户税收入只增长了10795英镑，且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一小部分，如1841～1846年，英国的年度平均税收高达5210万英镑，⑥而窗户税仅为该数额的1/32。因此，支持派认为政府完全有必要取消这项作用甚微却屡遭非议的税。

第三，窗户税不利于政府的公共卫生管理工作。为应对此时期卷土重来的霍乱，避免社会动荡和维护民众健康，政府决定颁布《公共卫生法》，建立卫生总署，采纳查德威克的建议，通过改善城市的地下管道、供水系统、街道以及穷人住房环境等措施，提高预防疾病的环境机制。但是，窗户税的存在导致人们的房屋通风条件差，住房环境难以改善，与政府卫生改革的理念相违背，因此，对政府而言，废除窗户税，是推进卫生改革工作的重要步骤。正如支持废除窗户税的卫生改革者阿什利勋爵所言：“只有完全取消窗户税，卫生措施才会对个人的身心发挥积极作用。”⑦

尽管支持者清晰且合理地给出废除窗户税的理由，但在反对者看来，废除窗户税将影响国家财政。根据财政大臣的发言，我们可将反对者的理由归纳为两点：一是从税收政策的延续性考虑，自1697年开征以来，虽然窗户税屡遭反对，但是早已成为国家的一项传统税收。倘若一旦取消，政府必须另征新税，以弥补取消窗户税造成的财政损失。更为重要的是，开征新税可能会导致更尖锐的社会冲突。第二，从该税的税收收入来看，窗户税每年会固定为国家带来上百万英镑的税收。仅1844年，英国政府所征窗户税总收入高达162万英镑。相对财政总收入而言，这一收入虽只是“冰山一角”，但也算是一项固定的税收来源。因此，包括财政大臣在内的反对者认为政府不应该取消该税。

在该阶段，公共卫生的开展，将窗户税问题带入议会讨论中，且得到全面的讨论。窗户税显然成为卫生改革的绊脚石，它的征收不仅阻碍卫生措施的执行，而且该税收缺乏公平性也将使改革丧失民心。即便如此，由于传统的税收理念，窗户税的废除仍未获得多数议会代表的支持。

1850～1851年为议会讨论的第三阶段。此时期，卫生改革在不断推进，废除窗户税的呼声日趋高涨，议会中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支持废除窗户税。英国政府最终做出妥协，取消窗户税，代之征收较低的房屋税。

1850年4月9日，邓肯子爵再次提交提案。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他主要从维护民众健康的出发点陈述，指出“窗户税是向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空气和阳光征税，它的评估与征收极不公平地干预了不列颠居民的健康和卫生状况，因此取消该税是一项权宜之计”。①此阶段，窗户税对健康的危害性得到广泛的认同，如斯图亚特勋爵（Lord D. Stuart）说道：“请讨论卫生措施的制定，考虑人民的健康利益吧！虽然该税已被证实有损民众健康，但是仍在继续施行。……即使邓肯的努力不会成功，也要坚定的支持他。该问题将会不断地得到重申，直至政府最终同意广大民众的要求。”②佩歇尔议员（Sir G. Pechell）同样指出该税严重影响了卫生管理工作，③甚至财政大臣也承认窗户税对健康、卫生管理的消极影响，窗户税对健康的影响已不言而喻，因此，此次讨论不再针对窗户税对健康的危害性，而是围绕其公平性展开。

从财政大臣的发言可知，再多的反驳也无力掩盖窗户税缺失公平性的事实。在辩论中，财政大臣坚称窗户税是一项公平的税收，其理由为：该税规定低于8扇窗户的住户免交税款，且大多数贫穷住户的窗户数少于8扇，特别是在农村地区。财政大臣依此判断该税是向富人征税，而非穷人。但是这一说法毫无说服力，因为他的解释没有考虑城市中大量的贫穷租户，也没能说明政府向一些市场主体免税的原因。④最终，这次提案仅以3票之差被否决。尽管如此，窗户税显然已经不得人心，无论是对健康的危害还是公平性的缺失，窗户税都不符合社会发展的需求，废除该税是大势所趋。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政府开始着手减少窗户税，调整这项“牵引公共情绪的税”。⑤1850年，政府取消了之前向窗户税征收的10%评估税。翌年，窗户税被废除，代之征收较低的房屋税。

以房屋税取代窗户税的决定，显然是英国政府艰难作出的妥协，既保证了卫生改革的开展，又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废除窗户税带来的损失。窗户税被废除后，人们不再因为规避该税而封堵窗户或是重建住房，只需承担较轻的房屋税，譬如60多英镑租金且窗户数为27扇的工人住房，以往每年大概需要交纳9英镑的窗户税，现在只需交2英镑的房屋税。⑥住户可以随意开窗通风和享受阳光，有利于卫生环境的改善，避免疾病滋生与传播。

四、窗户税被废除的主要原因分析

英国窗户税的废除主要是在卫生改革运动这个大舞台上展开。如果将其废除原因简单的归于卫生改革，很难说明二者间的紧密关系，因此，有必要在卫生改革背景下分析这项直接税被废除的主要原因。

首先，公共卫生改革是新时期英政府为缓和社会矛盾而实施的社会政策，而废除窗户税能够保证政府的社会政策顺利开展。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剧，住房短缺、空气污染严重、疾病肆虐等“城市问题”出现，阶级矛盾严峻，各种反政府的声音不绝于耳，更有改革者呼吁：“立即永远消灭现有的不公平和罪恶，必须彻底摧毁现时的社会制度，而代之以更符合于公平和人类理性原则的制度。”⑦为平息民怨、民愤，英国政府决定进行改革。自19世纪30年起，政府不断地颁布各种法令，譬如1833年的《工厂法》、1842年通过的《煤矿法》、1844年的《十小时工作法》以及1848年颁布的《公共卫生法》等。这些法令均为英国政府试图干预下层民众生活、改善其生活环境而采取的社会政策，“其基本目标就是要消灭贫穷，在生老病死等方面保障无产阶级的基本权利。这些举措在本质上昭示着权利的转移，使原来处于社会底层的广大人民也获得了他们的基本权利”。①

在这种变化的政策环境下，窗户税成为英国政府实施社会政策的障碍。它不但会因缺乏公平性而激化阶级矛盾，而且会因对健康的危害性而妨碍政府改善民众生活、实施卫生政策。窗户税问题不再只是税收政策的问题，还是关系社会政策的开展、决定政府能否缓和社会冲突的关键问题。

其次，卫生改革者的观念与态度是窗户税被废除的关键因素。卫生改革运动杂糅了政治精英、慈善者以及各行业的专家等多股力量，无论是基于父权主义思想、宗教道德情感，抑或边沁的政府改革理念，这些卫生改革者均表达了对窗户税的不满。作为边沁主义者，索斯伍德医生支持政府利用立法手段改善下层民众的住房环境。在调查热病病因时，他注意到窗户税导致贫困阶层的居住环境恶化、患病人数骤增，因此强烈要求政府废除窗户税。阿什利勋爵等慈善家，不断地参与各种社会改革事务，希望通过改善穷人生活以拯救他们的道德沦落。在他看来，废除窗户税能为穷人的身心创造健康的环境。莫佩思、罗素等政治精英，则担忧窗户税阻碍卫生改革的推进，认为废除窗户税是政府实施改革计划的必要环节。

卫生改革者是反对窗户税的主力军，他们基于不同的目的，分析窗户税的危害性，并一致提出废除窗户税的必要性。正是在他们的推力下，窗户税问题被带入卫生改革的领域中，引发社会、政治方面的广泛讨论。

第三，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给政府的窗户税政策带来了压力。伴随卫生改革的持续推进，各种揭露下层民众生活窘境的调查报告铺天盖地，让广大民众深刻地察觉到自身所处环境的恶劣。此外，各报刊媒体纷纷报道窗户税问题，使得窗户税问题与健康直接联系起来，加之这一时期霍乱席卷而来，令时人对健康的诉求更为迫切。19世纪之前，人们已经察觉到窗户税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但仍主要基于宗教意识抨击窗户税，指责该税剥夺了人们的“上帝之光”，违背上帝之意和亵渎神明。②卫生改革影响下人们开始以维护健康的名义，纷纷向政府递交请愿书，主张废除窗户税，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拥有呼吸新鲜空气和享受健康阳光的机会，才能保障生命健康，继而实现平等、自由等基本权利。

总之，窗户税的废除，得益于卫生改革的开展，无论是政府政策理念的转变、还是卫生改革者的努力，抑或民众健康意识的增强，都将这一项存有问题的税收带入社会、政治领域的广泛讨论中，更多地向政府证实这一税收政策的不合理性。为适应社会变革与满足个体的基本需求，政府不得不转变税收理念，考虑社会贫困和民众的健康诉求，试图利用政府的干预作用解决诸如贫富差距、国民福利等问题，因此，自19世纪50年代起，国家的税收政策更多地受社会政策的影响，为20世纪英国政府利用税收政策调节社会政策奠定了基础。

【作者简介】叶乐乐，复旦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英国社会史。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