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演王元逵出兵泽潞的原因历来以杜牧的“仇恨说”为主。然而，一生从未踏足过河北且站在主战立场上的杜牧，对于成德与泽潞的仇恨难免有想象与夸饰的成分。通过对河朔藩镇关系网络的勾勒，我们不难发现藩镇之间因为仇恨而兴起的战争并不多。因为利益的驱使，“转寇雠为父子”的事件却是屡见于史乘。以杀戮田弘正而掌权的王廷凑，其权力合法性有着天然的缺陷。王元逵兴兵泽潞的动因，也应该置于王氏家族谋求权力合法性的延长线上加以考量。

关键词演王元逵，泽潞，成德，藩镇，权力合法性

中图分类号演K24 文献标识码演A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16-0031-08

武宗平泽潞作为中晚唐历史上唐廷对河朔藩镇最后一次战争，历来不乏学者所措意。就目前成果而言，站在中央的立场探讨武宗兴兵的原因已较为习见，而以地方藩镇为视角的论述却并不多。①这一方面归因于地方性史料的阙如，另一方面则是由于杜牧“仇恨说”的提出，使得研究河朔藩镇出兵泽潞显得题无剩意。

然而，作为主战派的杜牧，他所提出的相关申论到底是历史的原貌，还是掺杂了个人情感上的修饰与渲染？如果讲“仇恨说”只是一种杜氏为了论证自身观点的夸张，它并不足以全然概况王元逵出兵的原因，那么王氏兴兵的真正目的又是什么？本文在尝试性复原当时历史语境的基础之上，通过对史乘的排比，辨析“仇恨说”，进而指出形塑合法性是王氏兴兵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平叛泽潞一战中，关于王元逵出兵泽潞原因的记载，最为重要的材料是杜牧《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成德一军，自六十年来，世与昭义为敌，访闻无事之日，村落邻里，不相往来。”②这一论断不仅被当世史家所反复援引，实际上，在当时也是被武宗君臣所认可，在下达王元逵的诏书中就强调：“卿当道，顷为卢从史、刘从谏所败，与昭义素是深仇。”③此外，泽潞被敉平以后，“昭义属城有尝无礼于王元逵者，元逵推求得二十余人，斩之”。④王元逵的这一报复性举动，似乎也进一步坐实了这一观点。

然而，针对杜牧的仇恨说，历来就有质疑之声，冯金忠先生就说：“（杜牧）他根本没有在河北和泽潞（即昭义）生活的经历。这种说法并非来源于他亲身所见所闻，只是道听途说。”①杜牧一生的主要仕宦范围在两京、宣城、越州、扬州、黄州、池州、睦州、湖州等地。会昌三年（843年），杜牧正是以黄州刺史的身份上书给李德裕。②“访闻村落邻里，不相往来”这种生活实态性的描述，完全是他客观经验或者是臆想而来。这样的文辞，自然难免有想当然或夸饰性的成分。

成德、泽潞二镇的结怨最早可追溯到建中二年（781年），李抱真、马燧、李晟的联军攻打临洺之时，李惟岳统辖的成德军就参与了协助田悦的战斗。临洺之战以后，田悦再次向成德求援，“惟岳遣兵三千人救之”。③当王武俊缢杀李惟岳成为成德的主帅，成德与泽潞之间并未走向和睦，而是继续敌视。王武俊倒向了朱滔的阵营，直接加入了与李抱真联军的战斗。“马燧、李怀光、李抱真、李芃等四节度兵退保魏桥。朱滔、王武俊、田悦之众亦屯于魏桥东南，与官军隔河对垒。”④

在卢从史、郗士美主政泽潞期间，成德、泽潞二镇的仇怨进一步恶化。宪宗第一次讨伐成德之时，昭义节度使卢从史“首建伐王承宗之谋”。⑤宪宗第二次讨伐成德之时，“诸军讨王承宗者互相观望，独昭义节度使郗士美引精兵压其境……士美奏大破承宗之众于柏乡，杀千余人，降者亦如之”，⑥ 同时，郗士美还向宪宗献出所俘成德军士三百。⑦正是郗士美的种种忠勇之举，史书称其“最先有功”，宪宗更是发出了“固知士美能办吾事”⑧的感慨。战争的杀戮必然是双向的，当郗士美对成德军多有杀获的同时，成德也自然有所反击。柏乡之战，郗士美拔营而归死者千余人。这里尤为值得注意的材料是：“（元和十二年）七月，昭义故将卫重兴等三十二人以死难并赠刺史（镇州用师也）。”⑨对成德之役中战死将领如此大规模的赠官，就足以说明成德、泽潞之间矛盾之激烈。如果说李抱真与李惟岳、王武俊之间的战争只是集团与集团之间的矛盾，并不能直接视为二镇之间的仇怨，那么郗士美与王承宗之间的杀伐则是二镇结仇无疑。

及至刘氏家族掌权于泽潞，成德与泽潞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势同水火。长庆二年（822年）王廷凑作乱，泽潞军参与了讨伐，刘悟进兵围临城；太和二年（828年），王廷凑再次反叛，刘从谏颇为积极，主动请战，在临城、昭庆两败成德军，决潭水淹深州、冀州。⑩通过以上对史乘钩稽，我们不难发现成德、泽潞的确有累世为仇的迹象。然而，杜牧所谓的“六十年为敌”是历史的实际？还是包含了一定的夸张？

以杜牧上书的会昌三年（843年）为坐标，向上回溯60年，应该为建中四年（783年）。这一年，不但成德与泽潞没有结仇，反而是化敌为友的年份。王武俊与李抱真握手言和、共建社稷。关于这一事迹，《资治通鉴》记载的尤为翔实。

武俊军于南宫东南，抱真自临洺引兵会之，与武俊营相拒十里。两军尚相疑，明日，抱真以数骑诣武俊营，宾客共谏止之……武俊严备以待之，抱真见武俊，叙国家祸难，天子播迁，持武俊哭，流涕纵横。武俊亦悲不自胜，左右莫能仰视。遂与武俊约为兄弟，誓同灭贼。武俊曰：“……滔所恃者回纥耳，不足畏也。战日，愿十兄按辔临视，武俊决为十兄破之。”抱真退入武俊帐中，酣寝久之。武俊感激，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许十兄死矣！”遂连营而进。{11}

此后，正是基于政治利益的一致性，成德王氏先后两次将女儿嫁于泽潞李家，“景襄公（王士真）以爱女聘于司马（李抱真之孙李承鼎），修旧好也。爰及司空，以犹子之念，又归夫人于李生，姻不失其亲（王承宗之女王柔之嫁于李承鼎之子）”。{12}常理而度，就改善或巩固藩镇之间关系而言，两次或两次以上的联姻比一次联姻的意义要大得多。因为诸多一次性婚娅都是没有达到预想效果的，如李宝臣家族与田承嗣家族的联姻，最终以田承嗣杖杀李宝正而结束；李宝臣家族与令狐彰家族的联姻，也以李宝臣弹劾令狐建，两家交恶而收场。而藩镇之间的连续两次通婚，则是在充分肯定第一次婚姻的基础上的行为，足以说明这种婚娅关系，无论是亲情勾连还是政治效应都是成功的。亲上亲的建立，通过累次的血缘渗透，使得藩镇之间的利益关系更为盘根错节，也是两镇非同寻常关系的标志。

成德王士真家族除了与李抱真家族多次联姻以外，和泽潞的薛氏家族也有婚娅，薛嵩的儿子薛昌朝就娶了李抱真之女。深耕泽潞多年的薛家，在当地有着非常的政治人脉，其故吏的力量也不容小觑。在检讨藩镇之间仇恨过程中，我们不能将两镇的结怨简单等同为节度使之间的私怨。王士真家族与薛嵩、李抱真家族皆有联姻，当然就有理由相信王士真家族与泽潞的普通将校也会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成德王氏家族联系最为紧密的对象，也就说明，最起码到贞元十年（794年）李抱真弃世，李氏家族不再管理泽潞为止，由于婚戚关系的存在，两镇之间应该是极为融洽的。实际上，这种融洽的关系，一直要延续到德宗、顺宗的相继厌代，宪宗继位欲收复河北之后。也就说，两镇之间的交恶最多也不过三十几年罢了。

当然，我们也应该知道藩镇之间的仇恨是不具有遗传性的，简单而言，郗士美所统领的泽潞与成德有仇恨，并不意味着郗士美的继任者辛秘所主政的泽潞也会与成德为敌。事实上，辛秘之所以可以成为昭义节度是因为“朝议以兵革之后，思能完复者”。①这样一个以复兴泽潞为使命的统帅，自然不可能与成德结怨。即便我们说刘悟家族与成德不睦，也不能说刘悟出任节度立马就有了嫌隙，至少还要到刘悟出兵攻打王廷凑才开始有矛盾。

综上可知，杜牧所谓的60年仇恨完全是一种夸饰性的描述。在这60年的前30年，作为成德王氏家族联姻最为频繁的对象，泽潞无疑是成德最为和睦的盟友。此后的30年，虽然两镇多有杀戮，但是矛盾也并非是线性发展的过程。其中既有相当长的平和期，也有互为唇齿的纠结。在廓清了两镇关系之后，接下来笔者意欲去检视藩镇之间的仇恨能否是相互作战的根本动因。

如果将军事上的冲突作为衡量藩镇之间结仇的标尺，那么与成德镇有怨隙的就不止泽潞一镇。以成德镇为中轴的仇恨网络，不仅关涉到魏博与幽州，甚至连河朔的其他藩镇也均有牵连。显然，无论是结怨时间，还是杀戮的程度，泽潞镇都不是成德最主要的敌人。

与魏博之间的交恶，肇端于田承嗣鞭杀李宝臣之弟李宝正。

宝正，承嗣婿也，往依魏，与承嗣子维击球，马骇，触维死，承嗣怒，囚之，以告宝臣，宝臣谢教不谨，进杖，欲使示责，而承嗣遂鞭杀之，由是交恶。②

之后，成德军与魏博军战与邢州、宗城，李宝臣斩魏博军“二千级”、擒田承嗣心腹大将卢子期。成德军将领张孝忠破宗城，斩杀高嵩岩。从此，两镇矛盾进一步激化。当王武俊提出“养魏以为资”，李宝臣就认为两镇联合的最大障碍是——“赵、魏有衅”。二帝之乱时，由于成德的最早归降，王武俊与田悦也就有了短暂的军事冲突。及至宪宗兴兵成德之时，二镇之间的矛盾彻底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在宪宗没有正式下诏进讨之前，田弘正就多有表现，“魏博节度使田弘正屯兵于其境，承宗屡败之，弘正忿，表请击之，上不许。表十上，乃听至贝州。丙午，弘正军于贝州”。③下诏之后，田氏则是更为积极，“弘正以全师压境”，④进而攻陷了成德的固城与鸦城。元和十五年（820年），田弘正调任成德军节度使，其以魏兵两千为护卫，原因就是“新与镇人战伐，有父兄之怨”。⑤不久，王廷凑袭杀弘正并家属、参佐、将吏等300余口，则是进一步恶化了两镇之间的矛盾。

李宝臣生于范阳而有吞并该地之志，应该是早期成德与幽州为敌的主要原因。大历三年（768年），朱希彩、朱泚、泚弟滔谋杀李怀仙之时，李宝臣就出兵讨其乱。①其后，当李宝臣与田承嗣结怨，王武俊认为要通过擒获朱滔来谋得田承嗣的信任：

宝臣谬谓滔使曰：“吾闻朱公貌若神，愿绘而观可乎？”滔即图以示之。宝臣置图射堂，大会诸将，熟视曰：“信神人也！”密选精卒二千，夜驰三百里欲劫滔，戒曰：“取彼貌如射堂者。”时二军不相虞，忽闻变，滔大骇，战瓦桥，败，衣佗服得脱。②

从此，二镇开始结仇。二帝之乱时，阻击朱滔与回纥兵南下的主力就是成德军。在两军作战过程之中，王武俊甚至一度被流矢所伤。③元和年间，第一次兴师成德，诸道皆逡巡不进，唯独幽州节度使刘济“率先前军击破之，生擒三百余人，斩首千余级，献逆将于阙，优诏褒之。又为诗四韵上献，以表忠愤之志。明年春，将大军次瀛州，累攻乐寿、博陆、安平等县，前后大献俘获”。④经过这一系列的军事冲突，二镇矛盾已经发展到了“燕、赵为怨，天下无不知”⑤的地步。

除魏博与幽州外，成德与淄青、易定、河东、横海诸镇也多有攻伐。“王武俊屯冀州，将击赵镐，镐帅其属奔郓州。李纳分兵据之……武俊怒，遣其子士清伐贝州，取经城等县。”⑥“定州富庶，武俊常欲之，因是遣兵袭取义丰，掠安喜、无极万余口，徙之德、棣。”⑦“河东将王荣拔王承宗洄湟镇”，⑧“范希朝、张茂昭大破承宗之众于木刀沟”，⑨“义武节度使浑镐奏破成德兵于九门，杀千余人”，⑩“横海军节度使乌重胤奏败成德兵于饶阳”。{11}

通过以上对史籍的勾勒，笔者廓清了以成德镇为中心的整个仇恨图像。那么，仇恨是否真的都能成为兴兵的动因呢？历史所呈现的面相，显然并没有这么简单。成德与魏博以李宝正之死而交恶，却以李宝臣养魏固位而收场。不仅如此，在田承嗣离世传位于田悦之时，为魏博求斧钺的正是李宝臣。从此，两镇互为党援，彼此支持。田悦与李惟岳联兵抵抗唐廷的理由就是：“蒙淄青、成德二丈人保荐，嗣守伯父业，今二丈人即世，其子不得承袭，悦不敢忘二丈人大恩，不量其力，辄拒朝命。”{12}其后，虽然魏博屡次出兵助唐廷兴讨成德，但是田季安出兵不过是“各收一县，遂不进军”。{13}更为重要的是，待到第二次出兵成德，在宪宗与王承宗之间起到缓颊转圜作用的正是田弘正。除了魏博以外，幽州、淄青亦是没有因为结怨而出兵的事件，反而积极为成德说项。“淄青、卢龙数表请赦，乃诏浣雪，尽以故地畀之，罢诸道兵”。{14}“李师道等数上表请雪承宗”。{15}

关于河朔藩镇之间的关系，李绛在上呈宪宗的三次讨论镇州的奏折中有着较为精辟的论述：

窃以镇州专有土地四十余年，军镇人情，久已附著，今若别议割隶，即成不安……邻近数处，情状皆同，料其中心，亦忧分割，若潜计会，必有拒违。

……

邻境事同，必相扶会。当其无事，则相疑沮，见有改易，则却同心，意者以子弟为谋，他日还虑及此。

……

范阳、魏博、易定、淄青，皆是父子相承，实同流类。镇州若有革易，此辈必不自安，茂昭虽有所陈，亦恐未得甚信。窃料四邻节度，多有此心，必谓进退之间，皆有所利。何者？若镇州除人，入得其便，以此为功名，若敕命万一不行，因此却相交结。{16}

矛盾的形成源于利益，矛盾的消散也肇源于利益的驱使。可以说，对于战争而言，河朔藩镇之间的矛盾所带来的驱动力是有限的，而利益消解矛盾、化敌为友的力量却要大得多。平素藩镇之间容易结怨，一旦遇到唐廷利益的伸张就会团结一致，凝结成一股共同利益体。这就是王武俊所谓的“转寇雠为父子，咳唾间耳”。①

需要指出的是，河朔藩镇之间不仅有镇与镇之间的矛盾，也出现过多镇互为攻讦的现象。“刘济、王士真、张茂昭争私隙，迭相表请加罪……以给事中房式为幽州、成德、义武宣慰使，和解之。”②这一事件的发生是在“夏、蜀既平，藩镇惕息，多求入朝”的背景之下，三镇在此时无故发生矛盾到底是历史的实像还是为了消释宪宗的戒心还未可知。实际上，这种几乎于政治操演的行径不仅仅表现在这三镇之间。此后，昭义节度使卢从史外表上恭顺朝廷，“内与王士真、刘济潜通，而外献策请图山东，擅引兵东出”，以及魏博田季安表面上出兵，内在却是得到堂阳之后就按兵不动，真是如出一辙。也就是说，众多史料记载的所谓藩镇之间的仇恨，不一定就是真相，这些材料并不能直接视为坐实藩镇结怨的证据。

在实际的政治运作过程之中，中央与河朔藩镇之间是最容易有隔阂的。相形之下，河朔藩镇之间冰释前嫌却不难。关于中央与河朔藩镇的隔阂，可以从《柏元封墓志》窥视一二。

念承宗祖父有破朱滔安社稷之功，释其罪，诏承璀还师。路出予魏。魏将田季安屈强不顺，亦内与承宗合。承璀不敢以兵出其境，请由夷仪岭越太原而来。上以王师迂道而过，是有畏于魏也，何以示天下。计未出，公使来京师。上召对以问之，公曰：“非独不可以示天下，且魏军心亦不安，而阴结愈固也。臣愿假天威，将本使命谕季安，使以壶浆迎师。”上喜，即日遣之，驻承璀军以须。公乃将袁命至魏，语季安以君臣之礼，陈王师过郊之仪。季安伏其义，且请公告承璀无疑。师遂南辕。③

诚然，墓志材料为我们展现了与史乘全然抵牾的面相。王师途经魏地都有种种的顾虑，遑论神策军可以与魏博兵协心出伐成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更容易理解河朔藩镇之间相互沆瀣，通过诸多政治操演来共同对抗唐廷。

回纥王氏家族之所以能够执掌成德全然仰赖于谋杀田弘正的军乱，关于这场军乱的缘由与经过，《资治通鉴》有着详尽的记述。

弘正厚于骨肉，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河北将士颇不平。诏以钱百万缗赐成德军，度支辇运不时至，军士益不悦。都知兵马使王庭凑，本回鹘阿布思之种也，性果悍阴狡，潜谋作乱，每抉其细故以激怒之，尚以魏兵故，不敢发。及魏兵去，壬戌夜，庭凑结牙兵噪于府署，杀弘正及僚佐、元从将吏并家属三百余人。庭凑自称留后，逼监军宋惟澄奏求节钺。④

与《资治通鉴》所不同的是，《旧唐书》记载王廷凑的身份是衙将，⑤《新唐书》是写大将、兵马使，⑥《太平广记》则是部将。⑦这几个记载看似殊异，实际上却完全可以理解的通。王廷凑作为王武俊养子五哥之的后人，与王武俊家族就有了虚拟性的血缘关系与宗法关系。在王承宗主政成德之时，由王廷凑出任衙军的将领完全符合逻辑。当田弘正带领数千魏兵来到成德之后，充当衙军作用的就自然成了魏兵，魏兵被调离之后，王廷凑继续充任衙军将领。在成德镇权力更易的过程中，王廷凑的身份很有可能发生了几次变动。从王承元离开镇州而没有带走王廷凑可以推断王廷凑并不是成德镇的重要将领之一，很有可能只是中下层的将校。

王廷凑的身份问题在穆宗给成德的诏书中也有所透漏。王承元离开成德时，穆宗所下达的《宣慰镇州制》就罗列了几位重要将领，像史重归、牛元冀的名字，其中并没有王廷凑。⑧镇州发生兵乱最主要是因为朝廷的赏钱没有下达以及田弘正家族耗费巨多，这些都在本质上摊薄了底层兵士的利益。也正是基于此，才有了牙兵的作乱之举。换句话说，在穆宗给予成德军高级将领“都加厚赐，普示深恩”的背景之下，高层将领是没有作乱的动机。兵乱之后，冀州刺史王进岌、深州刺史牛元翼皆站在唐廷这边对抗王廷凑。只此一端，就可以说明成德镇高级将校的态度。

如果说以上对王廷凑身份的研判带有一定的臆测色彩，那么当时穆宗群臣的看法则应是最为直接的证据。在穆宗给牛元冀的诏书中称王廷凑为“山东一叛卒也，非有席勋借宠之资”。①王涯则是认为“廷凑阘茸，不席父祖之资”。②没有祖上不世功勋的荫庇以及自身的叛乱行径，中下层将校出生的王廷凑在获得权位之初，就缺失了统治的合法性。

在王廷凑之前，李宝臣与王武俊执掌成德镇都有一定的合法性来源。李宝臣“率东诸侯囗（原文缺）出复命”，③有土门纳王师之举。王武俊则是在二帝之乱时，抵御了朱滔与回纥联军的南下。可以说，李宝臣与王武俊都是以芟夷内难的方式获位，有着匡危扶倾的功勋。相形之下，王廷凑不但对社稷没有贡献，反而是以杀害唐廷指派的节度使田弘正而夺权。

除了横向的内部对比之外，纵向的共时性比较，王廷凑掌权的牢固性也要逊色于幽州的朱克融、魏博史宪诚。朱克融乃朱滔之孙，是在众将合力推举之下袭位，他统治幽州有着血缘上的合法性以及较深的将校基础。更为重要的是，幽州兵变只是囚禁了张弘靖，而王廷凑则是杀戮田弘正，正是基于此，当时的廷臣就认为“罪有重轻，请赦克融，专讨庭凑”。④史宪诚的上位是在其掌握了三军的前提下，“乘乱以河朔旧事动其人心，诸军即拥而归魏，共立为帅，国家因而命之”。⑤以中下层将领起家的王廷凑显然就不具备全然掌控成德军的能力，大将王俭等五人谋杀王庭凑就是很好的说明。

虽然史乘致力于将王廷凑刻画为“凶毒好乱，无君不仁，未如廷凑之甚也！”⑥的单向度形象，但是通过对资料的排比也不难发现他仍然有着诸多恭顺之举。在穆宗派遣韩愈宣慰镇州之时，王廷凑就表现的极为礼遇。韩愈的神道碑与墓志铭中，甚至将王廷凑记述成了怯懦的武将：“贼众惧伏。贼帅（王廷凑）曰：‘惟公指。”⑦“至贼营，麾其众责之，贼恇汗伏地”。⑧除此以外，宝历二年（826年）二月，克融、王廷凑皆请以兵匠助修东都。⑨三月，“王廷凑请于当道立圣德碑，是日，内出碑文赐廷凑”。⑩大和四年（830年）四月，“镇州王廷凑请修建初、启运二陵，从之”。{11}其中，请立圣德碑，修建初、启运二陵颇值得关注。

树立圣德碑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秦始皇时期，“自尧舜禹汤文武，并无建碑之事，至秦始皇荒逸之君，烦酷之政，然后有罘、峄之碑”。{12}从现存的《柳公权神策军纪圣德碑》《长陵神功圣德碑》可以推论，一般的圣德碑涵括的内容主要有皇帝的身世、体貌、学问、品德以及文治武功，偶尔也会旁涉皇后的品德以及治理宫闱的情况、兼叙帝后的子女以及孙男。建圣德碑主要的目的就是通过“扬诛伐之功，纪巡幸之迹”，{13}赞扬皇帝、宣洽王化，进而让整个帝国的黎民得以沾溉圣德。

就笔者目力所及，史乘之中关涉古代建立圣德碑的记载并不多，有唐一世也不过只有五次。其中元和年间的安国寺圣德碑还因李绛的上书而最终搁浅，真正最终得以成型的只有安北大都护府圣德碑、神策军纪圣德碑、幽州武宗圣德碑以及王廷凑所树的圣德碑。常理而度，站着皇帝立场进行书写的史书，对于立圣德碑的记载应该会不吝笔墨。由此观之，很有可能唐人设立圣德碑的次数本就是不多。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圣德碑的树立往往要以某件重大的事件为依托，比如神策军纪圣德碑就是以回鹘汗国灭亡和安辑没斯来降为背景，吐突承璀倡议立安国寺圣德碑则是以宪宗皇帝相继平定西川与镇海为契机。另一方面，也应该与修建圣德碑的成本有关。圣德碑是以皇帝为文本书写对象的石刻，其规格自然是普通德政碑、神道碑、墓志所不能媲美的。安国寺的圣德碑是以玄宗朝的华岳碑为参考，华岳碑“高五十余尺，阔丈余，厚四五尺，天下碑莫比也”。①宪宗下命停立圣德碑，需要“百牛倒石”，②其规格之巨可以想象。这样一块巨碑，从采石、搬运到文本的刻录以及树立，在当时的条件下所需的人力物力，真是不言而喻。也正是因此，地方上意欲立圣德碑一般实力较弱的藩镇就无法承担，以上所举的几方圣德碑也都是立于雄镇。

作为当时成德镇乃至河朔唯一的圣德碑，定然会成为一道独特的政治景观。王廷凑将此碑立于道旁要津，势必引来更多的观众，从而让更多人沾溉圣德。诚如仇鹿鸣所言：

除了碑楼、碑亭这些永久性的建筑之外，在碑落成的时候，往往伴有盛大的迎碑仪式，纪念碑被有意安排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中巡游展示，这种典礼则成为点燃整个城市的节日。③

正是通过立碑以及与之相关的仪式性活动的开展，王廷凑借此向成德的军民呈现了他对唐廷的政治认同。

建初、启运合称隆尧唐祖陵，是安葬唐献祖李熙、李天赐之处。“献祖宣皇帝讳熙……庙号献祖，葬建初陵……懿祖光皇帝讳天赐……庙号懿祖，葬启运陵。”④隆尧唐祖陵始建于贞观二十年（646年），麟德元年（664年）竣工。开元十二年（724年），在田再思带领下对“陵园之福田”光业寺进行了整修与扩建。从此之后，就再也没有修建与维护的记录。王廷凑此次的修陵，很有可能是从开元年间以降，唯一的一次大型修缮工程。

相较于圣德碑的树立，帝陵的修整自然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就时间上而论，在道路要津之处立碑，工期往往比较短，而帝陵的修整则需长达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更为重要的是，作为陵园附属品的光业寺很有可能也在此期间修整的。寺庙作为地方性精神信仰的重要一环，对于当地民众的生活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田再思扩建光业寺就得到了邢、赵二州之象城、任、柏仁三县士民的支持。《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之上，嵌刻了大量施主信客的名字。由此可知，对隆尧唐祖陵的修缮应该是一件民众参与度较高的行动，其产生的政治效应远非树立圣德碑所能比。

在圣德碑与帝陵修缮后的纪念性碑刻中，要么是像《大唐帝陵光业寺大佛堂之碑》，将主修者的名字直接刻在碑阳之上，要么是像《长陵神功圣德碑》把相关官员的名录嵌入碑阴之内。可以想象的是，圣德碑与帝陵的纪念碑之上除了歌颂皇帝的文治武功以外，肯定会对王廷凑对管内的治绩以及对唐廷的忠顺之心大书特书。这样一来，通过纪念碑的树立，皇帝的权威与节度使的忠顺得以共构。它们也会成为地方性知识的一环，无声地提示着王氏家族对成德统治的合法性。

地方节度使谋求权力合法性的形式是多样的，其中与皇室的联姻应该是最为有效的。因为它不仅与皇权建立了直接的共构关系，同时也会以血缘流传的方式将合法性传递给家族的子孙。王元逵与皇室的联姻需要放在从王廷凑以降王氏家族谋求权力合法性的延长线上加以考量。出兵泽潞正是在与皇室联姻不久后发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泽潞战场就是双方联姻可靠性的试金石。故而，王元逵出兵泽潞就具有双重政治功能，一方面，它是向藩镇内部军民以及邻藩展现自身驸马身份的机缘。节度使与驸马身份相统一还要追溯到田绪时代，这种贵族型节度使的形象，也向整个河北军民乃至于整个帝国提示着自身权位的合法性。另一方面，他通过这次战役中的表现，可以塑造自身忠勇的形象。在上奏与下旨的往复中，加深整个帝国对成德王氏的印象。进而在军功层面，加固统治成德镇的合法性。

也正是基于形塑合法性的需要，王元逵对泽潞的作战尤为积极。在其被武宗任命为北面招讨使的当日，即出师讨伐泽潞镇。当其他诸道逡巡而不敢进之时，①又首先进攻尧山并打败了泽潞镇刘稹派来的援军。为表彰王元逵在平泽潞一役之初“始擒伏莽之戎，遽拔升天之险；寻又陈兵原野，渐洗尧山”②的功绩，唐廷为其添加了“中书门下平章事”之官衔。不久，王元逵接受了泽潞镇尧山都知兵马使魏元谈等人的投降，结束了尧山战役，且“攻邢州降之”。③在与泽潞镇正面交锋之外，王元逵还参与了平定太原兵乱的战争，出骑兵五千，配合王逢平定太原兵乱，防止了太原乱军与泽潞刘稹互为犄角局面的形成。在战争后，大量逃往其他藩镇的泽潞百姓需要唐廷重新安置，这时，王元逵也与其他节度使一起参与了安抚流氓的工作。在墓志资料中，关于泽潞一役王元逵的功绩有这样的描述：“间有潞人小子，敢肆猖狂。承命招讨，不时功就，连时天德，台衮以登。”④大抵不是谀墓之词。

“姻连王室”⑤“卿国之懿戚，时之信臣……朕之于卿，固无爱惜……卿是朕之必腹”。⑥“久蓄忠志，为国除残”⑦在以上胪列的诏书之中，武宗屡次申明王元逵的皇亲身份以及在这场战役中的功绩。可以说，凭借此役，王廷凑给世人留下的成德王氏的跋扈形象得以扭转，王元逵塑造皇亲、功臣形象的政治目的在出兵泽潞后全然得到了实现。王氏家族统治成德合法性不足的问题，得以根本解决。

【作者简介】秦中亮，复旦大学中国史流动站博士后，中共合肥市委党校教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隋唐政治史、中共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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