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演清代官学中，咸安宫官学是旗人精英教育的一个典范，其校舍的选建地点、教师资历、学生选拔等方面均体现出清代统治者对满洲精英人才培养的重视。本文拟对清代咸安宫官学的若干问题进行梳理，从教学目标、学生、教习等几个方面考察咸安宫官学在乾隆时期的转变，对其史料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清代统治者对旗人的教育理念及核心人才的培养模式，亦可由此观察满洲统治者如何通过官学体系将八旗子弟纳入其核心统治管理层的过程。

关键词演满洲教育，咸安宫官学，八旗精英

中图分类号演K2 文献标识码演A 文章编号演0457-6241（2016）16-0039-06

清代的旗人教育主要有官学和私学两种途径。雍正七年（1792年）世宗皇帝为培养内务府上三旗精英子弟，亲自安排以紫禁城内咸安宫①的空闲房屋为校舍，建立官学，即所谓“咸安宫官学”，乾隆即位后，对咸安宫官学进行了较大调整，使官学体制更为完备，同时，咸安宫官学的名气和影响也开始扩大。在之后百年，咸安宫官学一直保持着“体质较优，出才者众”的状态，位列八旗官学之首。可以说，咸安宫官学是清代皇帝对统治核心阶层的旗人子弟进行精英式人才培养的一种尝试。

目前，学界对于八旗教育制度、教育政策、学校兴办情况等进行了考察。②近期也有学者对同样所属内务府的景山官学做了论述，③相对来说，对咸安宫官学的研究最为薄弱。④本文拟对清代咸安宫官学的若干问题进行梳理，主要从教学目标、学生、教习等几个要素考察咸安宫官学在乾隆时期的转变。通过对其史料的梳理有助于理解清代统治者对旗人的教育理念及核心人才的培养模式，亦可由此观察满洲统治者如何通过官学体系将八旗子弟纳入其核心统治管理层的过程。

咸安宫官学初创于雍正七年（1729年），是在紫禁城内咸安宫为培养内务府俊秀子弟所设立的官学。清代的内务府上三旗为皇帝直属，一直为雍正皇帝所倚重，在其委任的21位“内阁高级官员”中，有12人来自皇帝直属的上三旗。⑤足见雍正皇帝对于内府三旗的重视与倚赖。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十日，雍正皇帝见到咸安宫空闲，认为景山官学生学业不精，谕内务府：“咸安宫房屋，现在空闲，着设立官学。将包衣佐领、内管领之子弟，并景山官学生内拣选颖秀者拣或五六十名，或一百余名。入学肄业。”有意从景山官学生以及内务府三旗管领和佐领①下幼童中挑选优秀者入咸安宫就读。雍正七年四月，由内务府主管的咸安宫官学在紫禁城中建立，最初选定90名学生，分3所学房就读，从翰林院选贡生或举人中选出9人充任教习，按3学房教授汉文，并挑选9名乌拉人及旧满洲人②每班3名教授清语和骑射。设立咸安宫总裁1人，并从翰林院拣选满汉翰林各2人负责稽查学务。此学设立初衷是为了培养内务府上三旗优秀人才，无论是学校地址还有教学管理，与当时同属内务府管辖的景山官学相比，咸安宫官学的建立意欲培养出内务府子弟的精英人才，以体现皇帝对内府子弟的眷顾与仁育。

从首任咸安宫官学总裁甘汝来③所撰写的《咸安宫学则》④中可窥测出咸安宫官学建立之初官学生的学习内容：首先是汉文化儒家经典“四书”，学生每日清晨入学，需要将头一天汉教习讲解的“四书”内容背诵、念熟，然后由教习讲解新的内容，每日讲解若干章，让学生理解书旨，贯串义理。次日学生需对所学内容进行讲解，以检测其对书经的通晓程度。其次，雍正二年（1729年）颁行天下的《圣谕广训》也是官学生必学的内容，教习每日朗诵一条，并为学生讲解，使之礼认亲切，裨益身心。官学生每日需要习字一篇，内容可以来自于法帖、书文。每五天要写一篇时文。另外教师清晨出题，学生下午交卷。作起讲者，三日一次。作破承者，每日一次。俱于上午出题，作速做就。此外，清语骑射也是作为旗人的官学生不可懈怠的学习内容，按日分班练习清语骑射。

咸安宫官学建学五年后，教学初显成效，90名学生中“内有中式举人副榜者四人，有考中生员补廪者二十三人，有兼习清书稍知翻译者十三四人，其余虽质学不等然皆略明大义弓箭俱有可观”。⑤而对于第一批官学生的出路问题，在翰林院侍读学士保良的建议下，按照宗学五年考试之例对咸安宫官学生分三日进行考试，其考试内容与《咸安宫学则》上所提学生日常教学内容基本一致，“第一日考试汉文，拟以四书二题；第二日考试翻译，楷书清字，拟以上谕一段；第三日考试骑射步射”。根据考试结果分为一、二、三等，一、二等由考试官具奏请旨议定去处，三等仍留学肄业，年长且不思进取者即行革退。

（一）重新明确培养目标

乾隆皇帝即位后，对咸安宫官学进行了较大的改革与调整。改革起源于乾隆皇帝即位初年内务府总管的一份“关于对咸安宫官学学生出路”的奏折。此折全文如下：

咸安宫官学生九十名以内，年二十以上至二十八岁者，四十余名年纪已大，每以当差为念，不惟文理不能精研且至虚度年岁，转有误于当差，伊等在学饭食及所用纸笔虽系官给，若系管领下人有食苏拉钱粮者，若系佐领下人并无钱粮且无考试笔帖式，挑取拜唐阿等差之例，请将年幼学生仍留在学读书，其年长学生内有愿候乡会试者仍留学读书，其余详加遴选拟以等第带领引见或以笔帖式拜唐阿等差酌量录用等因具奏。⑥

该奏折反映出几个问题，第一，虽然同属内务府三旗下学生，但是管领与佐领下人的学生待遇有差异。第二，雍正时期的佐领下官学生没有考取笔帖式挑取拜唐阿的先例，其意在请旨让咸安宫官学生年岁较大者以笔帖式、拜唐阿等职出学。此奏折引发了乾隆皇帝对咸安宫官学生前途的思考。首先是对于其父雍正皇帝建咸安宫官学初衷的再理解，即“教诲伊等原为成就人才起见并非徒为考取笔帖式而设，再怠惰不堪造就者即当革退”。⑦而乾隆皇帝为了“仰副皇考仁育满洲臣子之至意”，对于学生的培养方向提出：“此后不必令伊等专事读书或令学办稿案试以事件或教以弓马骑射使伊等于诸凡艺业俱可得学。”①并重新将咸安宫官学生待遇进行调整。

从乾隆皇帝的旨意及相关史料表明：之后的咸安宫官学人才培养目标确立为两个：一、成就人才而不是培养普通的笔帖式、拜唐阿等低门槛就业人员。事实上这个目标在乾隆前期二十几年内转向于培养满洲的科举人才。二、通过教授满文案稿、培养学生在部门中实际操作的能力，通过每三年进行一次的考试激励学生，择少部分优秀者授予官职，进行特殊任用，但仍要留学深造，开创了官学生在读期间实习行走的一种模式。《清文献通考》中对此一培养方向亦有记载：

乾隆四年，定咸安宫官学事例，凡选官学生于内府三旗及外八旗各满洲贡监生员官学生与闲散人内择其俊秀者充补，其肄业无年限，至成进士及挑取侍卫、考得中书等官方出学，在学者三年一朝考，清汉文各分三等，一二等带领引见以七品八品笔帖式补用数名外，其余考列一二等者赏缎匹笔墨有差仍归学肄业。②

笔者在查阅《叶赫那拉氏族谱》时，注意到该叶赫那拉家族第四世祖常英，即为当时的咸安宫官学生，经历与当时出学规定相吻合，其于“（乾隆）六年春，咸安宫官学期满考列一等第四名，引见，赏大缎二端，贡笔二十管，贡墨十锭，又考中翻译笔帖式第二名，十四年出贡，名列满洲第一，授掌仪司笔帖式转补御史衙门笔帖式”。③可见，常英在学期间，虽考中笔帖式但仍继续留学以考取进士为目标，但经历了几次科考都没有取中，最后还是以笔帖式一职出贡。

（二）改革措施

在重新明确培养目标之后，乾隆皇帝开始着手咸安宫官学的全面改革。以下本文将从官学管理、学生生源与待遇、教学内容与教习选任、教习与学生出路等几方面详述改革情况。

1.完善官学管理体系

乾隆皇帝认为，咸安宫官学仍由内务府总管管辖无益于官学的成长，因此决定从内务府官员中选派一人专职管理咸安宫官学学务，即管理学务大臣。第一任管理学务大臣为来保，曾充翻译乡试正考官并管右翼监督。④此外，由两名副都统协理咸安宫官学事务，开始添设办理档案笔帖式1人管理学务档案。又命管理学务郎中4人，员外郎2人停止其他差务，即使有本司差务也务令2人在学行走。咸安宫官学的人员结构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后基本定型为：专门管理学务总管内务府大臣1员；六部大臣1员兼管官学事务；稽查功课总裁为翰林院官，其中4名汉翰林，2名满洲翰林；笔帖式1员；备办饭食管领下顶戴领催2名；领催4名；办理档案披甲2人，苏拉4人。应役苏拉41名。

2.官学生结构和待遇的调整

调整官学生来源，将只招收内务府上三旗俊秀子弟的咸安宫官学改成了招收满洲八旗精英的咸安宫官学，下令“将现在内府三旗九十名学生内。尔等公同选其优者，留三十名。再令八旗满洲都统等，将可以造就之俊秀子弟，每旗选十名，送咸安宫读书；如大臣子弟内，有情愿入学者，亦令入于额内读书”。⑤生源扩大后，学生由三部分构成：①内务府三旗30人（即从原咸安宫官学生90名内择优选举出30人）。②外八旗满洲都统在每旗择优选10名（八旗共80名）。③大臣子弟亦可参与额内选举。共110名学生。对于这110名官学生，给予相同的待遇，每人每月二两银，此费用出自各旗，由内务府统一发给。学生就学期间，饭食由内务府统一提供，笔墨纸砚等物品亦由内务府提供，此两项费用来源于内务府广储司。

这样的改变，一方面是为了吸纳更多的满洲人才加入到精英教育群体，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表示对除内府三旗外的其他满洲八旗和大臣的恩宠，以示优渥与公平。但同时仍可看出，即使在八旗内部的教育上，满洲、蒙古和汉军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八旗汉军和蒙古在此时并未列入备选对象。

出于将咸安宫官学培养成八旗满洲精英官学的目的，乾隆皇帝对于官学生产生较高期待是不言而喻的，为激励咸安宫官学生，一度将其出路一途只限定于参加科考，⑥而不允许他们参加笔帖式、拜唐阿等考试以低等级职务出学。乾隆四年（1739年）议准：

（在咸安宫官学）已满三年者，唯令其考试汉文及翻译生员、举人、进士，其笔帖式等缺盖停考试，如有因病告退者亦令该旗停其送考笔帖式等缺，俟病愈时仍送官学肄业，如果年逾三十未能进身科第者，即知会该旗准送别项考试。①

这表明乾隆皇帝试图把咸安宫官学建成为一个满洲八旗子弟科考培训基地的精英官学。基于这样的培养目标，学生的学习内容也随之深受科举影响，教习的水平和出身要求亦随之提高。这一过程亦是重建咸安宫教学管理体系的过程。

3.调整教习结构与教学内容

雍正时期咸安宫官学教习最初分为汉教习、清话骑射教习。汉教习9名选自翰林院举贡生员；清话骑射教习9名，后裁掉3名，变为6名；并增设3名翻译助教。乾隆即位后，为了实现精英教育目标，开始培育科举人才。清代的科举除了延续明代的科举制度外，另为旗人开设翻译科举。②与之相应，教习的来源和结构也有所调整。

第一，将咸安宫的汉教习候选人来源和产生方式进行调整。由于学生的名额由原来的90人增加为110人，因此，将汉教习的人数也增加8人，变为17人（后于乾隆十年又裁去5人，定为12人）。并且规定汉教习的来源由新进进士考试添补，此前雍正时期的9名汉教习是由翰林院举人和贡生中选出，且其中3名为雍正帝亲选，而乾隆初年规定汉教习的选用需进士才有资格，并且通过考试的方式充补，然而，由于进士名额极少，这个要求显然过于苛刻，于是，次年改为“仍由新进士内加以考试选取，如新进士不敷选取，于明通榜举人及各省举人内考取咨送”，③由中式的进士和举人担任咸安宫汉教习，表明让官学生应试文科举是其主要教学目的之一。

第二，咸安宫官学的教学内容和教习选用受翻译科举影响较大。翻译科举是八旗子弟通过翻译考试入仕的一个主要途径。雍正元年（1723年），皇帝在颁布各种条令之时，认为八旗满洲除考试汉文秀才、举人、进士外，八旗满洲等除照常考试汉字生员举人进士外，“满洲等翻译、武艺亦属要紧，应将满洲另考翻译文生员、举人、进士”。④以期激励满洲子弟勤习清语、骑射等。

乾隆初期，对咸安宫官学生的要求是考成进士后再出学，因此，大部分官学生选择参加翻译科举，其学习内容也是以翻译科考的项目为重点，翻译会试的内容，第一场考“四书”清文一篇，《孝经》《性理》清字论一篇；第二场考试翻译一篇，由皇帝亲自命题。

由于翻译乡试会试要考满洲文论，为了与之相适应，咸安宫的翻译教习，亦需随之调整。乾隆五年管学大臣官保奏：

查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经内务府奏准由国子监考取助教三员教习翻译，但翻译乡会试例考满洲文论，查现在助教之三员皆非翻译举人进士身于满文论学不甚诸练，学生等学习举业日资讲贯必得翻译论学兼优之教习朝夕督课始可。⑤

可见，翻译科举的应试目标对翻译教习要求也随之提高，之前的翻译教习已经无法满足翻译科举考试翻译论学的教学要求。于是，对翻译教习的任用开始由经历过翻译科考的进士来担任，令其教授翻译论学。后由于翻译进士人员较少，乾隆九年（1744年）又定“翻译教习由翻译进士、举人内考取”。⑥翻译教习由翻译进士或举人担任的状况持续了十多年。后来，由于翻译科举的取消（乾隆十九年到乾隆四十二年间，1754～1777年），对咸安宫官学翻译教习的选取亦有较为直接的影响，比如乾隆二十二年，由于“从前进士、举人陆续就选，现不敷考试”。因此，将范围扩大到“各部院衙门现任笔帖式内，如有精通翻译者与现任应考之进士举人一体考试，按名次补用”。⑦到了三十八年二月又定：“后考试翻译教习，令八旗恩监、例监通晓翻译者，准其一体考试。”⑧以上变化过程表明，由于翻译科举的取消导致翻译教习备选人员减少，官学教习的选取范围亦从之前的进士举人扩大到部院笔帖式，甚至到普通的恩监、例监，只要通晓翻译亦可参加考试选拔，这样的趋势造成翻译教习水准和综合能力的下降，并直接导致官学生翻译水平的总体下降。显然对于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与翻译科举停考的矛盾已经激化，这或许是乾隆四十三年又复开翻译科举的一个原因。翻译科举中断的一段时期，更多官学生选择学习翻译以求捷径，造成“翻译学生倍于以往”，于是乾隆二十六年，不得不调整满汉教习人数结构，将汉教习12人裁去3人，定为9人，翻译教习增加3人，定为6人。

第三，满教习的设置。在设计官学生的出路之时，一方面从各方面加强汉教习和翻译教习的师资实力为官学生科举入仕铺路，另一方面乾隆元年（1736年）对官学进行改革时开始增设满教习6员，这部分人的选用来自于八旗和内务府降革人员（即对八旗废员的重新启用）。备选者需要在部院行走历经事务并且通晓文义，由礼部考取，教授学生稿案。满教习的设置是为了锻炼官学生实际公务操作能力，以备选用到部院行走，使他们即使不用参加科举亦有机会出学入仕，“令伊等在内多学数年。果有学问优长。才堪办事者。尔等即行陈奏。朕将用为部属。伊等虽在学读书，即系当差，如用为部属之后。行走果好。不必论伊等行走年份。该堂官具奏。朕格外擢用”。这6名满教习任期亦是5年，期满后，3人被授予品级继续留任，另外3人被裁撤。

第四，骑射一直是清代旗人子弟接受教育的一项必修课，因此，在咸安宫官学建立之初就设有骑射教习，教授子弟骑射技艺。乾隆以后，将骑射教习人数基本定为4人，任期5年后授官，期满骑射教习，列为一等者授予六品官职，二等者授予七品官职。

4.教习的升转与学生出路

总体而言，为了将咸安宫官学打造成为满洲大臣精英子弟学校，咸安宫教习都历经科举的进士、举人中再经考试选拔而出，可以说是由举国人才择优选出。另一方面，出于对咸安宫官学的重视和认可，在对其体制调整的过程中，咸安宫官学的教习和学生本身的待遇和出路也都优于其他官学。咸安宫官学教习的升转途径逐渐规范化，官学教习任期满后根据其出身分别而论。通常情况下，由进士选补教习期满后授予正六品官职的主事或知县，由举人选补教习的期满后授予正七品官职的知县或教职。举人身份的教习在任职期间内仍可以通过自我提升，参加会试成为进士，期满后考核为一等者，亦可按照进士的出身授予官职，但前提是要保证授课优异。乾隆元年，由废员启用的满教习也在五年任职期满后，被分别等次，一等议叙七品，二等议叙八品。

关于官学生的出路，从咸安宫官学经历改革后的实际教育成果来看，与乾隆初期设定的人才培养目标还是有一定差距的。一方面，满洲官学生虽然受用着全国最好的教习和待遇，但是在传统的文科举一途上，仍很难跻身于进士之列。相比之下，通过翻译出仕的途径更为便捷，学习翻译也成为当时旗人子弟热衷选择的一条出路。例如，在前文提及的叶赫那拉家族的常英，其在咸安宫官学中学习成绩较优，考核时也名列一等，但却历经六次乡试而不中，最终以出贡受职。所以他令自己的子辈们文义稍通就专攻翻译学，“得售较捷”。①

另一方面，由于乾隆十九年翻译科举的取消，使偏重翻译教育的满洲官学生以翻译科举进身仕途的方式随之中断。为了扩大官学生出路，更是为了将咸安宫官学生纳入中央核心管理体系，乾隆二十三年，将之前“不允许三十岁以下的学生出学参加笔帖式等职务的考试”的规定，改为“宫（咸安宫）学诸生内其学业有成情愿考试者，不必拘定年岁，概准考试翻译中书、笔帖式等缺”。中书为清代内阁中重要的职位，②此前“翻译中书”一职通常只有文举人或者翻译举人才有资格参与考取，赋予咸安宫官学生此资格，足见乾隆对于咸安宫官学生的重视与信任。乾隆四十一年，又允许咸安宫官学生送吏部考补库使一职。③库使亦为清代官僚体系中较为重要的一职。

需要说明的是，官学在发展和成长中也产生了一些严重影响教学效果和教学秩序的问题。其一，乾隆二十三年以后，一部分官学生考取中书笔帖式、库使等职位后，未获补用之前仍在学，等待出缺补用，这部分学生已无心读书，且上课不如从前，经常借口缺勤。另一个问题是，乾隆为改革官学培养目标，“允许官学生在部院中实习行走”的规定使得一部分官学生或在各馆效力编书翻译，或在部院办理文案，这在某种程度上确实锻炼了他们的实际工作能力，但又公务缠身，专心读书达到考中进士而出学的情况少之又少。以上两种学生不能专心学业，经常缺席，教学秩序已然不能正常进行，同时又占着学额，阻碍了新鲜血液的注入。乾隆三十八年，刑部侍郎阮葵生在稽查学务时发现了以上问题，①请旨让在学行走及考取官职的学生出缺，获准。于是，在乾隆元年设定的可以在学行走的规定由此取消，由此，咸安宫的官学生出路，明确成为二途，一种就是参加部院设置的中书、笔帖式、库使等职位考试出学就职，另外一种就是通过科考中举出学入仕。

综上所述，咸安宫官学在建学之初就受到了雍正、乾隆的重视，寄托了他们对满洲精英教育的深切期许，不论是对咸安宫官学的设学地点，还是对其教习、学生的待遇、出路等方面皆给予了种种特殊优待，这种特殊性是从雍正设学时就赋予的，而乾隆对咸安宫学生的身份本身亦加以特殊对待，令“伊等不拘用于何处仍著书写曾在咸安宫读书字样”，②人为地给咸安宫官学生打上了特殊标记，亦使“体质较优”的观念得以形成，以后，不论是在各处选用人才，相比于其他学生，咸安宫官学生更受优待。例如在《吏部铨选则例中》规定，朝廷通过考试选拔库使时，对于咸安宫官学生特殊照顾，其记载如下：

各部寺库使员缺，吏部行文宗人府、国子监、咸安宫，将应考之觉罗学生、官学生造册咨送吏部覆定人数奏请钦点阅卷大臣监试，御史分别在天安门外朝房贡院内考试，至钦命试题……一切事宜俱详见考试中书笔帖式等项条内酌量录取，其宗人府国子监各该生试卷仍由阅卷大臣酌量录取，至咸安宫官学生试卷于卷面另盖咸字戳记，阅卷大臣查覆该生试卷数目择其翻译精通之卷酌量多取数名。③

从总体上看，能够进入咸安宫官学就等于前途无忧，而咸安宫官学出身的学生在日后的仕途上也基本一路畅达，在满洲中央管理体系中被给予重任。如和珅、图明额、玉德、景安、恒敬、福绵、穆荫、达楫等人。此外，咸安宫官学的教习也备受重视，其教习职位本身虽无官阶却成为一种身份的象征，在咸安宫任教的经历成为一种荣誉，被谱写修入家谱、族谱和地方志人物列传中。咸安宫教习期满后多成为地方知县，形成地方管理的中坚力量。就咸安宫官学本身发展来说，正是由于几代清帝的重视，对咸安宫官学监管也异常严厉，发现问题就及时有效地进行调整也是维持其活力的原因。如此，咸安宫官学的教学质量一直在官学体系中居于首位，培养出众多八旗满洲精英，甚至宗室子弟都请旨希望获得入咸安宫学习的资格。咸安宫官学于清末光绪实施新政对内务府进行改革之际被裁撤，官学生并入到新式学堂。

【作者简介】鲍丽达，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日本爱知大学中国研究科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故宫学。

【责任编辑：杜敬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