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大伟

编者按：2016年11月12日是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纪念日。为缅怀孙中山先生为民族独立、社会进步、人民幸福所建立的历史功勋，学习、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的爱国思想、革命意志和进取精神，巩固和发展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大团结，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把全民族的力量凝聚起来，致力于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本刊特组织此组文章，以期从历史的角度对相关问题做一研究和拓展来缅怀革命先烈的伟大情怀。

孙中山逝世已经91年，海峡两岸乃至整个华人世界对其仍然敬意不减，人们普遍念之论之赞美之，认为他是中华民族的世纪伟人，两岸和平统一最大公约数。“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孙中山的追求对于当代价值理念仍具有启迪意义，其思想与精神历久弥新，仍然具有生命力。现实既承继于历史又升华于历史，每一时代的价值理念与伟大梦想总是在社会演进和历史积累的基础上进行创新，从而更上一层楼。

振兴中华是孙中山的远大抱负和毕生追求，他第一个明确提出振兴中华这一梦想，并且随着时代变迁、环境变化以及认知深化不断地将梦想加以丰富与臻善，以至振兴中华之梦鼓舞了那个时代，并且传承了下来，直至如今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前赴后继为之奋斗。孙中山振兴中华之梦，无论是提出当初，还是将三民主义凝练进去充实之后，其诉求内核一直没变，这就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和世界大同，而其中重中之重，关键之关键，更在人民之幸福，社会之和谐，它既是民族振兴的价值取向，也是国家富强、民主、文明的标准所在，因为归根结底，“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孙中山的中国梦是理性的、文明的、开放的，同时也是辩证的、实践的、执著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长河中，孙中山之所以令人景仰，念念不忘，不仅在于他恢宏的憧憬、胸怀与蓝图，还在于他杰出的担当、追梦和有衡，尽管一路坎坷跌宕，但他却始终锲而不舍。如今回眸这位伟人，其梦想、理念、言行和精神，已然成为了一笔宝贵的财富，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当下。

近代中国怀揣梦想者不乏其人，砥砺往前者也大有人在，然而梦想之恢宏，践行之坚决，影响之深远，无出孙中山右者。自青年孙中山明确提出要振兴中华，从此为梦想他追逐了一生。《檀香山兴中会章程》道：

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盖我中华受外国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内外隔绝，上下之情罔通，国体抑损而不知，子民受制而无告。苦厄日深，为害何极！兹特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以申民志而扶国宗。①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后来将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充实进来，但百姓福祉，世界和平，民族平等，始终为其不变的核心诉求。即使临终他仍念念于此：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①

孙中山始终把自己当作追梦人，认为他对中国的改造负有不可推卸的领导责任。1896年曾明确表示对“中华之汤武暨美国华盛顿”的崇拜，②后来也曾向友人坦言志在“大事”，要做时代的先驱。③他觉得“天下安危，匹夫有责，先知先觉，义岂容辞”。④以武昌起义前后他的态度与表现为例。武昌起义前一年，被迫流亡美国的孙中山对革命胜利已充满信心。有报纸报道说，“孙博士相信，彻底改变庞大的中华帝国政体的时机已近成熟”，在很有限的几年内将会“建立一个共和政体”。⑤武昌起义前两个月，他的期待更加强烈，乐观自信洋溢于给荷马李的复函：

目前，无人愿与我分担权力，各省领导人均极欢迎我负责全面指挥，事实是他们唯恐我不接受此职。⑥

当获悉武昌已被起义军占领，他即刻断言“斯举当有成矣”。他在一封信里写道：

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⑦

后来国内情势发生了变化，他顾全大局又作了另外一番表示：“在中国人当中，有许多素养高尚之士，相信他们必能担负组织新政府的任务。”⑧当情势又有新的变化，需要他来担当时，他又勇于担起责任。1911年12月回国途中他不留广东要去上海，认为“以形势论，沪宁在前方，不以身当其冲，而退就粤中以修战备，此为避难就易”。⑨

孙中山勇于担当，敢于追梦，反映了一位政治家应有的品格和美德，体现了历史重大转折关头应当肩负起的道义和责任。从一次次发动武装起义，到推翻封建清王朝，从执政南京临时政府努力创建民主国家，到反对军阀专制逆行，从改组国民党，到实行国共两党合作，孙中山的憧憬和胸怀总是随着时代和环境变化而不断提升与完善，他的追梦精神是执著的，同时也是不断实践和与时俱进的。在这追梦过程中，尽管充满坎坷跌宕，但他屡仆屡起，越挫越勇，始终锲而不舍。为了中华民族的明天，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他舍弃了个人执业行医的安逸，却常要颠沛流离，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但他依然坚持着他的担当，恪守着他的人生观和理想信念。

孙中山一生几乎都在奔波与动荡中度过，客观没有赋予他实现中国梦足够的时间与条件，所以他的梦想更多见诸他的表述。孙中山振兴中华中国梦的表述，不同时期有所不同，有的抽象，有的具体，有的正面，有时反射，有的以国家政治为坐标，有的以人本主义为首选，有时放眼整个世界，而更多的时候则聚焦于祖国。

投身革命前“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是孙中山的中国梦，在他看来这是“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而不急于此四者，徒惟坚船利炮之是务，是舍本而图末”。⑩那个时候西方大潮正一浪接一浪地汹涌而来，救亡图存成了举国意识，人皆呐喊。但是如何救亡，怎样富强，朝野上下路径倾向莫衷一是。鉴于西方建设的经验，孙中山因此提出充分开发社会资源以增社会活力的建议，然而高高在上的政府大员却以冷漠相待。

开始投身反清后，孙中山首先着眼于政治环境的改变，清廉、公正、开放的政治环境，成了他中国梦的先决条件和重要内容。他认为：

中国现行之政治，可以数语赅括之曰：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或与闻之权；其身为民牧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抑，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各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婪索之风已成习惯，官以财得，政以贿成。间有一二被政府惩治或斥革者，皆其不善自谋者也。然经一番之惩治或斥革，而其弊害乃逾甚。①

他还认为官场腐败，诸如“贪污行贿，任用私人”和权势买卖等等，已经到了相当普遍的地步，甚至盛行成了一种潜规则，正是这种“普遍的又是有系统的”腐败，才造成天灾人祸频频，百姓人民受苦受难。②这种对现实政治的强烈愤懑和着力鞭挞，反映了他中国梦的早期政治诉求。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将同盟会“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以争取民族独立、创建民主国家、解决民生问题为指向，理论性地阐述了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历史任务。

中华民国创建之后，实现“社会主义”社会成了孙中山的中国梦。他认为“社会主义”就是“人道主义”，人与人之间的“博爱、平等、自由”是“社会主义”的精髓，“社会主义”为全人类共谋幸福，“普遍普及，地尽五洲，时历万世，蒸蒸芸芸，莫不被其泽惠”。“社会主义”社会之实现，不仅政治上“使世界人类同立于平等之地位”，经济上“富则同富”，即便精神上也将“乐则同乐”。而要达到这一境界，他认为应该将生产资料“归为公有”，因为“集种种生产之物产，归为公有”，既能“利国福民”，使国家与民众均“收其利”，又能磨灭“贫富苦乐”的差别，使各种利益关系得到公正协调。到那时候，老百姓将个个“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分业操作，各得其所”，③社会也就必然变得理想和谐。

可是共和不久变了形走了样，民国成了军阀抢攘的天下，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就此失望与沉沦，反而对中国梦的诉求比以往显得愈加执著。这一时期他的中国梦表述越来越多，思考也越来越深刻，不仅表现对梦想的凝练和坚持，还表现在梦想的丰富和创新。

此前孙中山将“博爱”仅仅视为“社会主义”理想的一种象征，④现在他将“博爱”上升为“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和理想境界。“博爱”究竟是什么，本质如何，表现如何，意义如何，孙中山认为“博爱”就是互助，是人类社会生存进化的动力和原则，“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相为原则”。所以要有国家，因为它是“互助之体”，所以要讲道德，因为它能促进互助，是“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⑤他说“博爱”的本质首先在于奉献，在于为他人“谋幸福”，⑥而社会的理想形态在于“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人类互助共进，天下同谋幸福，因而此“博爱”即大爱而非小爱，“为公爱而非私爱”，它超越亲情，普及世间。⑦他认为，如果人人能“本博爱之精神，谋团体永久之巩固，一心一德，共济时艰”，那么国家昌盛，社会繁荣，必将为时不远。⑧他提倡天下为公，世界大同，其实就是提倡“博爱”，“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以至“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人间没有压迫，天下没有战争。⑨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这一时期振兴中华的中国梦，更加突显民本主义，更加强调民众的地位和作用。他指出，并非民众“不能也，不行也”，其实是“不知也”，如果能让民众了解一切，知晓一切，“则建设事业亦不过如反掌折枝耳”。民众是伟大的，民众的力量是无穷的，只要民众“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没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没有什么障碍不能排除。只有国家真正地“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政治才能最修明，人民才能最安乐”。①他还进一步指出，“专制国家，人民是君主的奴隶；共和国家，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官吏是人民的公仆”，②民众的意志才是社会的关键，中国梦能否实现，“最后之成败，自以民意之向背为断”。③“我们要想是真正以人民为主，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必须要国家的政治，做成一个‘全民政治”，这个全民政治概括起来，就是民有、民治、民享。④同时，这一时期孙中山还特别强调民生问题和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的谐调，并将之视为历史演进的驱动力和实现中国梦的中心任务。他说：

社会之所以有进化，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不是由于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有冲突。社会上大多数的经济利益相调和，就是为大多数谋利益。大多数有利益，社会才有进步。⑤

他还说人类解决生存问题，就是民生问题，这个问题既是历史上所有政治、社会、经济问题的中心内容，也是驱动社会不断前进的一条“定律”，如果这个问题不能很好地加以解决，那么中国梦之实现就无从谈起。⑥

显而易见，孙中山追求的中国梦，最终落脚于民众的实际地位和利益，归根到底以老百姓的满意为坐标。因为在他看来，民生问题解决不好，老百姓意志不能充分表达，精神世界不够丰富，心情不够舒畅，中国梦永远无法得以实现。只有广大民众真正满意和社会道德的普遍自觉，那才是中国梦实现之时。所以到了晚年，他更强调“互助”“博爱”和“全民政治”，希望“人人不独亲其亲，人人不独子其子”，“老者有所养，壮者有所营，幼者有所教”，人间没有压迫，天下没有战争，而国家“真正以人民为主”，实行民有、民治和民享，认为这样的国家才会被人民所爱戴，才能与世界各国平等相待。

孙中山之所以伟大，除了百折不挠的精神和与时俱进的气质，还体现在他的世界眼光和差别意识，体现在他能够立足国情憧憬并努力实现中国梦。

他说：“我们立志，还要合乎中国国情。”⑦他认为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学习仿效，但“如果不管中国自己的风土人情是怎么样”，便盲目地把西方“管理社会的政治硬搬进来，那便是大错”。⑧欧美之所长，必须学习和吸取，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⑨但是“我们在我们社会生活中确立现代的文明时”，同样必须“选择那些符合我们愿望的东西”，⑩必须保持我们民族的独立性，发扬我们固有的文化，然后“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11}

留学和流亡海外的经历使得孙中山对东西方社会文化差别有着较为深切的了解和辨识。他曾指出：

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学欧美；管理人的方法，当然不能完全学欧美。因欧美关于管理物的一切道理已经老早想通了，至于那些根本办法他们也老早解决了，所以欧美的物质文明，我们可以完全仿效，可以盲从，搬进中国来也可以行得通。至于欧美的政治道理至今还没有想通，一切办法在根本上还没有解决，所以中国今日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便不能完全仿效欧美，便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如果一味的盲从附和，对于国计民生是很有大害的。因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如果不照自己社会的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去做，国家便要退化，民族便受危险。①

显然他觉得学习西方很重要性，但同时他又强调不可盲目，对学习西方问题的理解，反映了他对中国梦的诉求具有实事求是的理性和清醒。

孙中山的一生是不断革命的一生。孙中山为什么要不断革命，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实现振兴中华的中国梦，首先须取得民族独立和优化政治环境。要争取民族独立和优化政治环境，当时只有走暴力革命道路，从而为实现中国梦创出最基本的先决条件。革命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一段过程，对此孙中山有过不少的解释和阐述。1904年他说过：“中国痼疾已深，除推翻帝制外，别无挽救之法。”②1905年他说得更直白：

当今之世，中国非改革不足以图存。但与清政府谈改革，无异于与虎谋皮。因此，必须发动民主革命，推翻这个昏庸腐朽的政府，为改革政治创造条件。③

直到病逝前一年，孙中山仍在讲这个道理：

就古今中外的历史看来，一个国家由贫弱变到富强，由痛苦变成安乐，没有不是由革命而成的。因为不革命，人民的痛苦便不能解除。人类何以要革命呢？是要求进步。人类的思想，总是望进步的。要人类进步，便不能不除去反对进步的障碍物，除去障碍物，便是革命。所以我们要人类和国家进步，便不能不革命。④

有人不以为然，主张教育立国、实业救国、地方自治，对此孙中山指出：

以上三种，固是改造中国的要件，但还不能认为第一步的方法。第一步的方法是什么？在兄弟的意思，只有革命。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的。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先有了一种建设的计划，然后去做破坏的事，这就是革命的意义。譬如我们要建筑一新屋，须先将旧有的结构拆卸干净，并且锹地底，打起地基，才能建筑坚固的屋宇。不这样办去，便是古代的建筑方法，不适用于今日。⑤

可见孙中山一再强调和坚持革命，本身就是立足国情、注重现实的抉择，是理性而非盲目的。

何谓革命，孙中山认为“扫除中国一切政治上、社会上旧染之污”便是革命。⑥孙中山把革命大致分成为三种类型，一种是“种族革命”，一种是“政治革命”，⑦还有就是“社会革命”。孙中山所谓的种族革命主要指反清革命，因为“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⑧慢慢到了后来，种族革命也蕴含着对外争取民族独立的意思，即“谋中国之自由与独立”。⑨尤其随着反清问题的解决，对外争取民族独立变成种族这一概念的主体。“政治革命”则相对简单，即推翻专制统治，优化政治环境，实现民主政治。在孙中山看来，“国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政治，如果政治不良，在国家里头无论什么问题都不能解”。⑩而谈政治不谈权利，则为“不可通之说”。{11}他说：

政治两字的意思，浅而言之，政就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12}

民权主义就是“以民为主”，{13}政治革命就是民主革命，它直接针对专制集权。①这两种性质的革命，目的“均不外求自由、平等、博爱三者而已”，起因也不外种族与政治这两大问题。②除此之外，孙中山还主张“社会革命”，社会革命的目的在于“为众生谋幸福”，打破“少数富人专利”，③缩小社会贫富不均的差别。

然而孙中山有生之年，这三大革命均未真正彻底地完成，其所揭示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依然还得继续诉求，其所向往的振兴中华的中国梦依旧还很遥远。所以临终前他会再三叮嘱还要继续奋斗、共同奋斗。

一百多年前孙中山曾经预言说：

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④

为什么中国梦的实现对世界有如此意义，因为孙中山认为：

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只有当中国人被某一外国加以适当训练并被利用来作为满足该国本身野心的工具时，中国人才会成为对世界和平的威胁。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中国一旦实现了梦想，会给世界带来什么，究竟是“黄祸”还是“黄福”，对此孙中山有过论述：

就经济的观点来看，中国的觉醒以及开明的政府之建立，不但对中国人、而且对全世界都有好处。全国即可开放对外贸易，铁路即可修建，天然资源即可开发，人民即可日渐富裕，他们的生活水准即可逐步提高，对外国货物的需求即可增多，而国际商务即可较现在增加百倍。能说这是灾祸吗？国家与国家的关系，正像个人与个人的关系。从经济上看，一个人有一个穷苦愚昧的邻居还能比他有一个富裕聪明的邻居合算吗？

因此，孙中山得出的结论是中华民族振兴起来只会给世界带来“黄福”而不是“黄祸”，中国的强盛乃是世界的福音。⑤

孙中山从来就是一个世界和平主义者，他的梦想包含“博爱”和“世界大同”。他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他指出：“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我们绝不“走相同的路”。“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我们今日在没有发达之先，立定扶倾济弱的志愿，将来到了强盛时候，想到今日身受过了列强政治经济压迫的痛苦，将来弱小民族如果也受这种痛苦，我们便要把那些帝国主义来消灭，那才算是治国平天下”。⑥可见，一个正义和负责任的中国，一个没有压迫和战争的世界，对孙中山而言是那么的期盼，那么的植根于梦境。

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延续到现在已经有一百多年了，这是一个“使中国摆脱困境，实现中华民族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梦”，⑦是一个不忘初心、不断前进的过程。

遥想当年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中国梦，如今有的早已实现，有的正在实现。孙中山渴望中华儿女能昂首挺胸，中国能独立富强，期盼中国能够现代化，能够建成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北方大港，能够铁路修到西藏，三峡建立大坝，想要中国步入民主，关注民生等等，如今这一切都基本成真，有的正基于新的高度在不断地完善。反观孙中山在内忧外患的当时能够具有如此的前瞻性和洞察力，不禁由衷地敬佩与感叹。

从振兴中华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是一个长期的奋斗过程，它需要中华民族不懈努力，中华儿女共同努力。就大历史观来看，其实从1860年代洋务运动开始到现在，中国一直处于“在路上”的转型期。虽然这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社会转型总体上在不断地向前累进，自我的要求和参照的坐标在与时俱进地不断提升，呈现出与先进国家越来越缩小差距的趋势，但迄今为止这一伟大的梦想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还没有完全彻底地完成，因此，中国的社会转型还必将继续地走下去。至于何时能够到达彼岸，本世纪中叶能否全面实现现代化，能否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甚至于那一伟大的时刻能不能快点到来，早早实现，这就取决于全社会的上下奋斗与共同努力，这就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与坚强决心。何谓转型，转型的核心要义就是转换求变，剔除不适应客观环境、社会发展的陈因旧制，创建适应新环境新时代的要素模式，诸如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等等，以实现理想的目标，到达美好的彼岸。转型又好比离开了出发地而又未到达目的地，因此转型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

如今历史站在了一个新的高度，“四个全面”显然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去，朝着实现全面现代化的大目标而去。实现全面现代化，重要的是内涵全面，从层面到结构全方位全覆盖，不仅社会经济要实现现代化，法律制度与治国理政，文化教育与国民素质，军事国防与中外关系等都要实现现代化。实现全面现代化，还要有阶段性愿景以及前进的动力、保障和保证。说到底，转型就是一个主动求新求变的过程，是一个不断传承创新的过程，是与时俱进地将陈旧的发展模式转变为符合当前时代要求新模式的过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中华民族共同经历的非凡奋斗，共同创造了美好家园，共同培育了民族精神，而贯穿其中的最重要的是我们共同坚守的理想信念。

习总书记说，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总书记还说，面对浩浩荡荡的时代潮流，面对人民群众过上更好生活的殷切期待，我们不能有丝毫自满，不能有丝毫懈怠，必须再接再厉，一往无前。孙中山当年也是这样以人民的福祉为首位，也是这么永不放弃，勇于担当，始终保持旺盛斗志和坚定的理想信念。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壮美画卷正铺展开来。勿忘昨天的苦难辉煌，无愧今天的使命担当，不负明天的复兴梦想，一个续写中华文明伟大篇章的美好梦想必将在正确道路的指引下，在亿万中华儿女的共同努力不懈努力中得以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