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起义

“钱学”之称最早由厦门大学郑朝宗教授提出，他的《钱学二题》一文已明诏大号。何谓“钱学”？学者陈子谦在《论“钱学”的品格》一文中说，“钱学”绝非“钱家学派”之称，而是指“钱锺书的全部著作及其蕴含的意义和独特的方法”。这可以看作“钱学”最简洁明了的表述。钱锺书的“全部著作”主要包括其生前结集出版的《围城》、《写在人生的边上》、《人生边上的边上》、《人鬼兽》、《槐聚诗存》、《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等文学和学术著作，以及钱先生逝世之后，由杨绛先生整理出版的《钱锺书手稿集》。仅《钱锺书手稿集》就有《中文笔记》二十册，《外文笔记》三册，《容安馆札记》三册，这些理应都是研究“钱学”的著作。

以《容安馆札记》为例，杨绛在序文中提及这三册日札时写道：“锺书在《管锥编》的序文中说：‘……遂料简其较易理董者，锥指管窥，先成一辑、‘初计此辑尚有《全唐文》等书五种，而多病意懒，不能急就。读《全唐文》等书的心得，日札里都有。他曾对我说：‘我至少还想写一篇《韩愈》、一篇《杜甫》。这两篇，想是‘不易理董者，再加‘多病意懒，都没有写出来。日札里的心得，没有写成文章的还不少呢。”可见，这些札记，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写成文章的”，也是“钱学”研究的重要资料。当然《钱锺书手稿集》中随手触及的内容，同时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以《中文笔记》（第一册）为例，其《大本》（一）目录有《石遗室诗》（六卷）、《补遗》（一卷），同本目录接着还有郑孝胥《海藏楼诗》（十三卷）。钱先生录此两位同光体诗人若干首诗，抄郑诗有《渡海》：“视海为吾地，方能守此州。可怜志士泪，空作接天流。”其右抄陈石遗寄答张某诗云：“抵掌为大言，修事若才尽。盖亦自知之，时作英雄肮脏语。”此寄答诗不在陈诗目录之下，却夹于郑诗之中。再读《石语》：“郑苏戡诗专作高腔，然有顿挫故佳。而亦有变化，更喜作宗社党语，极可厌。近来行为益复丧心病狂，余与绝交久矣。”此条之下并有钱锺书按语：“时一·二八沪战方剧。”“郑”即郑孝胥，晚年任汪伪总理大臣。陈衍批其诗“时作英雄肮脏语”，并斥其行为“丧心病狂”，与之绝交。此记载可作晚清诗坛研究史料。

但这里称为钱学“四书”的，显然不是以上全部著作，而是指《谈艺录》、《宋诗选注》、《七缀集》、《管锥编》（一函五册）四种。仿儒家经典“四书”而称之，是因为它们不仅保存了钱锺书生前发表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蕴含的意义和独特的方法”，也反映了他的治学心路或“钱学”形成的基本轨迹，是学者们研究“钱学”的必读书目。

钱学“四书”中，诗话专集《谈艺录》写于1939年至1942年间。1938年9、10月间，钱锺书与杨绛、女儿钱瑗乘法国邮轮回国，在香港与妻女告别后，直接赴昆明清华外文系任教（时清华已并入西南联大），后应父命于1939年秋至湖南蓝田师范学院任教。在蓝田师院任教的两年，他开始《谈艺录》的写作。1941年暑假回上海探亲，后因珍珠港事件爆发而滞留上海。1942年任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教授，修改、补订《谈艺录》初稿。1948年6月，《谈艺录》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1949年7月再版；1979年8月，由香港国光书局出版；1984年9月，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谈艺录》（补订本）。这部诗话专集以传统札记形式写成，内容十分广泛，以诗为主，兼及其他各种艺术门类；以文学为主，遍及社会科学的其他各个领域；以唐、宋、明、清为主，又上溯先秦，旁及中西古今文化。全书以“诗分唐宋”开篇，以“具体的文艺鉴赏和评判”与中西诗学、文艺学理论研究为两大并进线索，征引或评述了宋以来的诗话近一百三十种，涉及中国诗话史上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引述西方论著五百余种，包括佛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文化人类学、新批评主义、接受美学、解构主义等等，目的是在中西不同的诗学语境中阐述共同的诗心文心。

《宋诗选注》之成书纯属偶然。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钱锺书由北京大学调到中国科学院（197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原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基础上正式组建，至此“两院”分立）文学研究所，是外国文学组的成员，后由所长郑振铎“借调”到中国古代文学组。1956年春，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也是在郑振铎的提议下，其中一本《宋诗选注》由钱锺书编选。前后共用两年时间，钱锺书以一己之力完成了宋诗的选注工作。1958年9月，《宋诗选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其后多次重印或重排，作者均有所校订。此书以“六不选”为原则，为宋诗或诗学研究提出了新的价值评判标准，如选了南宋晚期利登一首无人问津的《野农谣》，却没有选文天祥的《正气歌》。所选注的宋代八十一位诗人二百九十七首诗作，无论诗名大小，都有总评，揭示源流，评定风格，给诗人重新定位，与《容安馆札记》里所涉三百余家宋代诗人可以“前后参考、互相引证”，较清晰地呈现出宋诗的基本脉络和各家诗派。钱锺书最擅长的是对诗作的具体鉴赏，他常常就诗之用字、造语、命意、属对、句法等，博引古今中外的材料与观点，互证互释，提出自己独特的审美感悟和诗学判断，这部分内容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另外，本书打通了诗学与绘画、理学、禅宗等方面的界限，故许多见解独到深刻，新意迭出。虽然，《宋诗选注》基于对宋诗的高瞻周览，为宏观地把握宋诗的发展历史和具体地诠释宋诗提供了全新的阐释背景和视角，但是钱锺书本人却一直不满意，故为香港天地图书公司出版《宋诗选注》作序时，他这样写道：“它当初不够趋时，但终免不了也付出趋时的代价——过时，只能作为那个时期学术风气的一种文献了。”“它既没有鲜明地反映当时学术界的‘正确指导思想，也不爽朗地显露我个人在诗歌里的衷心嗜好。也许这个晦昧朦胧的状态本身正是某种处境的清楚不过的表现。”荀子说：“是是非非谓之知，非是是非谓之愚。”钱锺书知也愚也，幸耶否耶，读《模糊的铜镜》，读者自然明了。

《七缀集》取名“七缀”，名符其实。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钱锺书的文学论文集《旧文四篇》，含《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通感》、《林纾的翻译》。其中《中国诗与中国画》最早发表于1947年3月出版的《开明书店二十周年纪念文集》，重刊于《旧文四篇》，之后又经钱锺书修订，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85年第1期。《也是集》由香港广角镜出版社于1984年3月出版，收《诗可以怨》、《汉译第一首英语诗〈人生颂〉及有关二三事》、《一节历史掌故、一个宗教寓言、一篇小说》三篇论文及《谈艺录补订》选录。1985年12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将《旧文四篇》与《也是集》中的三篇论文合成一集出版，钱锺书于序文中说：“这本书是拼拆缀补而成，内容有新、旧七篇文章。我想起古代‘五缀衣、‘七缀钵等名目，题为《七缀集》。”《七缀集》是钱锺书先生亲自编定的白话论文的代表作，书中就艺术与文学、创作与翻译展开了论述，广征博引中西典籍，大捧“珠玉”信手拈来，真知灼见随文可睹。它们与《谈艺录》、《管锥编》形成了互补，其中的“诗与画”、“通感”、“诗可以怨”等内容都是在《谈艺录》与《管锥编》中反复加以阐述的。

《管锥编》几乎与《旧文四篇》同一时间，于1979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是钱锺书晚年集大成之作。“管锥”即序文中“锥指管窥”之意，出自《庄子·秋水》：“子乃规规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辩，是直用管窥天，用锥指地也，不亦小乎！”“用管窥天，用锥指地”，意同“管窥蠡测”，书名喻见识片面、狭窄，既典雅，又包涵谦虚态度。序中说“瞥观疏记，识小积多”，可见材料积累并非一日。关于这部书的著述时间以及用文言的原因，杨绛先生这样说：“《管锥编》是干校回来后动笔的，在这间办公室内完成初稿，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产物。有人责备作者不用白话而用文言，不用浅易的文言，而用艰深的文言。当时，不同年龄的各式红卫兵正逞威横行。《管锥编》这类著作，他们容许吗？锺书干脆叫他们看不懂。他不过是争取说话的自由而已，他不用炫耀学问。”当然，用文言文著述更重要的原因也许如柯灵所说：“我曾问他，这两部学术著作（按：指《谈艺录》与《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写作？他回答说：‘因为都是在难以保存的时代写的，并且也借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在这部皇皇巨著中，钱锺书考论了《周易正义》、《毛诗正义》、《左传正义》、《史记会注考证》、《老子王弼注》、《列子张湛注》、《焦氏易林》、《楚辞洪兴祖补注》、《太平广记》和《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等十部中国古代典籍，共七百八十一则（篇），约一百三十万字，中文繁体排印。全书所引中外四千余人、上万种著作，有英、法、德、意、拉丁、西班牙等六种外文，内容涵盖经、史、子、集，淹贯古今中外，跨涉文、史、哲领域。每一则考论大体上从训诂开始，将西方阐释方法与佛教和中国哲学相结合，在跨文学、跨文化的宏阔视野下，几乎打通了全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的界限，实现中西文化的互补、互证。“如果说此前他的全部著作还基本停留于衡文论艺，寻觅中西共同的诗心文心，那么到《管锥编》中则上升到文化思想层面的研究，对人类文化展开了整体批判”。

《易大传》：“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全晋文》卷四六：“圣人之道如天地，诸子之异如四时。四时相反，天地合而通焉。”钱锺书对此早有领悟，撰写《谈艺录》时，他已表达了自己在“亲炙古人”、深研力索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发现：“渐悟宗派判分，体裁别异，甚且言语悬殊，对疆阻绝，而诗眼文心，往往莫逆冥契。”并将之写进《〈谈艺录〉序》里：“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因此，他的学术著作包括诗话、选注、论文、札记等都贯穿着这条主线，如陈子谦所说：“他沟通了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并且地无分南北，学无分中西，古今中外，各宗各派，他都能做到‘泯町畦，‘通骑驿。”而这种“泯町畦”、“通骑驿”的方法，用钱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打通”。

钱锺书就是在中西学术视野这一背景之下，运用“打通”的方法，为我国学术事业开启了一个新时代。《管锥编》所论的内容由先秦到唐，《谈艺录》由唐至清末，《宋诗选注》在时间上衔接两者，《七缀集》又在内容上与它们互补，这样，从《谈艺录》到《管锥编》，其“四书”整体上构成了对中国文学和文化的宏大阐释，也与世界文化之间展开了一次大型对话。杨绛在《钱锺书手稿集》的序文里说：“这大量的中、外文笔记和读书心得，钟书都‘没用了。但是他一生孜孜矻矻积聚的知识，对于研究他学问和研究中外文化的人，总该是一份有用的遗产。”钱学“四书”正是这样“一份有用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