戚荣达

1942年10月24日，任教于遵义浙江大学两年多的张荫麟因肾病去世。远在成都的钱穆先生得知噩耗后即撰《中国今日所需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一文，以此抒发对亡友的悼念之情。钱穆在这篇文章末尾写道：“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其人必具下开诸条件。一则其人于世事现实有极恳切之关怀者。继而则其人又能明于察往，勇于迎来，不拘拘于世事现实者。三则其人必于天界、物界、人界诸凡世间诸事相、各科学知识有相当晓了者。四则其人必具哲学头脑，能融会贯通而推得时空诸事态相互之经纬条理者。”钱穆先生将上述所列四种条件作为“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的评判标准，并且认为亡友张荫麟堪为“今日所需之新史学家”中的一员。此外，其在表达对亡友的推崇与怀念之外也借机表述了自己的治学理念。细细品读钱穆先生所列标准，似乎与张荫麟的成长与治学之路颇为应合。

一

张荫麟于1905年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为家中长子。由于母亲早逝，抚养的任务全部压在了以教书为职业的父亲身上。据好友张其昀先生回忆：“他幼年家境甚好，富于藏书，父亲督教很严，国学根柢早有渊源。”在父亲的严格督教与指导下，张的国学根柢相较于同岁的人来说显得更为扎实，这也是他能够在1922年顺利考入清华学校的重要原因。负笈北上求学的张荫麟不忘乃父的教诲，入学后刻苦学习，给同学和老师留下了良好的印象。长他三级的学长贺麟回忆：“他是一个天天进图书馆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