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永礼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杰出的地理著作传世，如《尚书》中的《禹贡》、《周礼》中的《职方》、《史记·河渠书》，至班固《汉书·地理志》开史志专讲地理的创例，嗣后正史中多有地志一门，如《郡国志》、《地理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等皆踪其迹而踵继问世。至于舆地专著，汉魏以来代有所出。清初顾祖禹撰作的《读史方舆纪要》“远追《禹贡》、《职方》之纪，近考春秋历代之文，旁及稗官野乘之说，参订百家之志，续成昭代之书，垂于后世，俾览者有所考镜”，“出入二十一史，纵横千八百国”，耗尽毕生心血，终成一百三十卷、近三百万言的煌煌大作，贯穿古今，集明代以前历史地理学之大成，被时人称誉为“数千百年所绝无仅有之书”。此书的撰写、传抄、刻印乃至点校成最佳印本，前后三百余年，可谓艰难曲折。

一

顾祖禹（1631—1692），字景范，号瑞五，江苏无锡人。因居处面对宛溪，又别号宛溪，学者尊称其宛溪先生。顾氏为江南望族，出生地理世家。其先祖顾野王为南朝梁、陈之间著名史家，以《舆地志》著述见重于世；高祖顾大栋，生当明嘉靖年间，“好谈边徼利病，跃马游塞上……撰次《九边图说》，梓行于世”；曾祖顾文耀在明万历年间“奉使九边……天子称善”，对边疆史地均有建树；其父顾柔谦精研史学，尤擅舆地，以为科举无益于当世，立志著书立说。顾祖禹幼承庭训，受家族学风影响，博览群书，于史地典籍自修潜研，用力至深。其父对明朝倾覆镂心刻骨，归因于《大明一统志》多有疏漏，当时的学者“语以封疆形势，惘惘莫知，一旦出而从政，举河山天险，委而去之，曾不若藩篱之限、门庭之阻”，以致“十五国之幅员，三百年之图籍”，面对满洲铁骑而“泯焉沦没”。因此，年鬓渐衰的他督励儿子“掇拾遗言，网罗旧典，发舒志意，昭示来兹”，以成名山事业。康熙四年（1665），顾柔谦临终前殷殷叮嘱顾祖禹完成父志：“余死，汝其志之矣。”顾祖禹匍匐受命，呜咽对答：“小子虽不敏，敢放弃今日之所闻。”

顾祖禹抗节首阳，穷槁不仕。二十九岁的他绍芬承志，从顺治十六年（1659）开始撰写《读史方舆纪要》。家寒力学，他在乡里华姓家中任塾师，“岁得修脯止六金，以半与妇，俾就养妇翁家，余尽市纸笔灯油”，用于写作。无力购置图籍，顾氏就远近借抄借读，岁无废日，每天立下写作计划，因故耽搁，必定补作，决不拖延。他自题联语“夜眠人静后，早起鸟啼先”以自勉。对“子号于前，妇叹于室”的清苦生活，他不改初衷，笃勤匪懈，不求名于时，以保存故国文献为己任，“集百代之成言，考诸家之绪论，穷年累月，矻矻不休”，先后十易其稿，于康熙五年（1660）撰成初稿七十二卷，取名《二十一史方舆纪要》。

康熙二十六年（1687），徐乾学奉诏修《大清一统志》，他素知顾祖禹精于地理之学，坚邀固请，三聘乃往。徐氏家富藏书，传是楼中宋、元善本珍籍多达四百五十种。万斯同《传是楼藏书歌》中说：“东海先生性爱书，胸中已贮万卷馀，更向人间搜遗籍，真穷四库盈其庐。”可以概现其藏书之富之珍。徐乾学对入局修书的顾祖禹“不烦以事，听自纂述”，更在生活上以资助，顾祖禹得以饱览传是楼藏书。志局先在京师，后移洞庭包山，顾祖禹与当时著名学者阎若璩、胡渭、黄仪等人日夕相处，切磋商兑，他山取益，共览天下舆地图册和四方藏书，眼界大开。将原书七十二卷扩大为一百三十卷，至康熙十八年（1679），前后历时二十年。《大清一统志》修成，顾祖禹坚辞列名，表现出耻于名利的气节与士操。此后，他返归故里，桑榆暮齿，仍继续修订撰述，其一生襟抱尽萃此书，终成一代地理学名著《读史方舆纪要》。

《读史方舆纪要》凡一百三十卷，附《舆图要览》四卷。因“以古今之方舆衷之于史，即以古今之名质之于方舆”，故以《读史方舆纪要》定名。在编排体例上，前九卷总论历代州域形势，以朝代为经，地理为纬，疆域分合、建置沿革厘然在目。中一百一十四卷，依明代行政区划，分述南、北两京及十三司地理。各省卷首冠以总叙，综论其历史地位，继以地理为经，朝代为纬，叙述各府、州、县方位距离、建置沿革、名山大川、关隘古迹等。对于郡县变迁、山川险要、战守攻取记载尤详。后七卷专言川渎源委异同与天文分野。各卷所记，取鉴朱熹《资治通鉴纲目》体裁，纲如经，目如传，先以正文为纲要，再详为细目作注释，自书自注。《舆图要览》附有两京十三司、九边、黄河、海运、漕运及朝鲜、安南、海夷、沙漠等图。全书经纬交错，纲举目张，眉目清晰，体例新颖，实为集历代地理学著述的一大创例。

顾祖禹撰作《读史方舆纪要》用心良苦，发意深刻。他痛感明亡殷鉴未远，系念国计民生，经世致用的思想贯彻全书，着重于山川险易与古今战守成败之迹，而景物名胜所在皆略。他在此书凡例中明言：“是书以一代之方舆，发四千余年之形势，治乱兴亡于此判焉。其间大经大猷，创守之规，再造之绩，孰合孰分，谁强谁弱，帝王卿相之谟谋，奸雄权术之拟议，以迄师儒韦布之所论列，无不备载。或决于几先，或断于当局，或成于事后，皆可以拓心胸、益神智。《书》曰：‘与治同道，罔不兴；与乱同世，罔不亡。俯仰古今，亦可以深长思矣。”书中叙写了中国五千年来地理形势之变迁，记录了古今六千多次战例，军事地理色彩浓重，称得上取精用弘，博大精深。张之洞《书目答问》将此书列入兵家，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认为此书“极有别裁之军事地理”，深得顾氏奥旨。光绪初年，左宗棠收复新疆即随身携带此书，可见其军事价值之高。清初学界将《读史方舆纪要》与梅文鼎《历算全书》、李清《南北史合注》并称为“海内三大奇书”。

顾祖禹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反复修订芟正，自称“未敢自信为已成之书也”。生前，仅有康熙五年（（1666）职思堂刊行的五卷本《方舆纪要州域形势说》，始于虞舜十二州，迄于元末群雄割据。钱穆在1935年《禹贡》半月刊上发表《跋康熙丙午刊本〈方舆纪要〉》一文，对此刻本考证颇详。

《读史方舆纪要》传世有稿本、抄本、刻本，多达二十余种。除康熙五年（1666）职思堂五卷刻本外，至嘉庆十六年（1811），始有四川敷文阁本，为一百三十卷足本。由此流播日广，版本滋多。直至中国抗日战争前夕，商务印书馆据敷文阁本铅印出版了《读史方舆纪要》，1955年，中华书局据此重印。

二

日居月诸，时光流转。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初，沉湮两百多年的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重现人间，为实业家、藏书家叶景葵从杭州书商手中购得。叶景葵（1874—1949），字揆初，号卷庵，浙江杭州人。生而颖悟，读书勤敏。1902年，入山西巡抚赵尔巽幕，深得倚重，后随赵尔巽升迁，委为文案总办。1903年，会试中进士。戊戌变法失败后，辞官就商，以实业救国，投身浙江兴业银行，当选董事长，并拥有多处企业。叶氏对古籍深嗜笃好，从弱冠起开始藏书。事业有成以后更广收善本，年有所置，殚力搜讨珍本精椠。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江南地区惨遭日军荼毒，典籍沦胥，文献凌替，遭到空前浩劫。目睹时艰，叶景葵奋力于中华文献的存亡续绝，1939年8月邀集友人张元济、陈陶遗在上海发起创办合众图书馆，各出所藏，俾共众览，并邀请远在北平燕京大学图书馆的顾廷龙南下担任总干事。1941年，叶景葵将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捐献给合众图书馆，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一文中，他回忆道：“距今十六七年前，杭州抱经堂主人朱遂翔告余：‘在绍兴收得《方舆纪要》稿本，因虫蛀不易收拾，愿以廉价出让。余嘱取来，则故纸一巨包，业已碎烂，检出首册，见旧跋与陶心云年丈跋，均定为顾氏原稿，以七十二元得之。灯下排日整理，剔除蠹鱼蛀虫不下数百，排列次序，残缺尚少，乃觅杭州修书人何长生细心修补，费时二年，费款二百元，于是完整如新矣。”这部旧纸尘螨、几饱蟫鱼之腹的希睹之品、罕觏之书终于重归旧观。

其后，叶氏对稿本迭经校订，与传世刻本对校，发现两者大体无异，但稿本中的签校增删，朱墨杂沓，非出一人之手，由五个书手分任誊写，可从字体分辨，有褚书、蔡书、欧书、欧褚书、赵书，不知是否出自顾氏手笔，还是他人所为？何为顾氏所书，难以臆断。为此，求教于好学之士，均未能定谳。1935-1936年间，他又先后向当时在北京的钱穆和在杭州的张其昀请教，经鉴定，确定此稿本是集众人之手由顾祖禹生前手定的重修稿本。

钱穆（1895—1990），字宾四，江苏无锡人。家世清苦，幼时丧父，少有神童之誉，熟谙经史。中学毕业即无力求学，发奋苦读，以自学名家。

1934年，钱穆执教于北京大学，独任“中国通史”讲授，不与旁人分讲，自聘北大旁听生贺次君为助教。开讲时，听者立坐皆满，盈席而无隙地，深受学生欢迎。他一生除口耨舌耕、讲学杏坛外，著述稠迭，多达一千七百万言，堪称等身。尤以《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朱子新学案》等享名于世，被视为通儒，是中国近代当之无愧的国学大师。

张其昀（1901—1985），字晓峰，浙江鄞县人。出身书香世家。1919年投考国立南京师范学校（后改东南大学、中央大学），笔试、口试成绩均佳，因体格不及格被淘汰。著名学者柳诒徵时任教该校，发现后提出复议，张其昀被重新录取，领衔金榜。柳诒徵在学业上对张其昀多有教益，在新设的地理课上启诱学生多读地理，研习科学，以追踪“二顾之学”，即顾炎武的史学和顾祖禹的地理学相勖勉。讲到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他指示学生们要读此书各省区的总论。认为如果没有做过细针密缕工夫，决不可能有这些崇论闳议。对此，张其昀默记于心，潜心阅读。1922年，梁启超曾在南京师范学校讲学，对张其昀青眼相加，评其论文：“荆公所官，谢山所产，前修未远，勖哉！”以王安石曾任职鄞县知县，全祖望（字谢山）为鄞县人，勉励张其昀见贤思齐。1923年，张其昀以文史地部第一名毕业。毕业后，入上海商务印书馆编辑中学地理教材。

清末民初，受西学东渐影响，中国传统地理学向近代地理学转型，竺可桢是主要创始人，其标志是地理学的学术独立、职业地理学者群体的出现、近代地理学研究方法和学术规范的建立。张其昀生逢其时，从中受益。后来张其昀为撰作《顾祖禹年谱》，曾亲至胶山访搜顾氏交游的踪迹，撰文发表于《国风》半月刊四卷十期《胶山黄氏宗谱选录》专号，对考订顾氏行踪颇有裨益。1927年，经柳诒徵荐介，张其昀返回母校中央大学任教。1936年，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张其昀追随乃师，受聘为浙江大学教授，组建史地系与史地研究所，任主任兼所长，后又兼任文学院长。

1934年，顾颉刚在燕京大学任教，组织学术团体禹贡学会，并出版《禹贡》半月刊，专门研究中国沿革地理和相关学科，团结了一大批学者，如谭其骧、钱穆、冯家升、杨向奎、侯仁之、史念海等。顾颉刚、钱穆与叶景葵均为论学之友，时顾廷龙在燕大图书馆任中文采编主任。当持论谨慎的叶景葵出示十余本《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大家一致认为是顾氏手稿。在如何寿登枣木上分成两派，顾颉刚、叶景葵和顾廷龙的意见是应照相影印，稿本改动部分、字迹潦草难辨的问题留待后辈学人研究、校勘。而钱穆持不同看法，认为：“最好先抄出来，誊清后再进行校勘，校后再印刷出版。”最后决定抄清校勘后再锓椠，由钱穆之弟钱文（起八）从事校录。同时约定，南北分校，校后互易，以期迅捷。此后，双方函札往复，商讨校勘情况与进度，多封书信刊发于《禹贡》半月刊。

1935年11月22日，叶景葵致信顾廷龙，谈及《读史方舆纪要》：“以弟所见，稿中朱笔增删，及书眉墨笔加注，皆极有价值，的系定稿后随时改良之工作。”12月1日，顾廷龙复函云：“叠奉手示，并尊校《方舆纪要》，先后拜悉……顾稿由南北分工校录，宾四兄亦赞同，留此十册已属入手。”12月4日，叶景葵又致函顾廷龙。7日，顾廷龙回信：“承示尊藏本问题，在朱墨笔增删改定处均胜原文，写一校记，必于地理学有所贡献，甚是甚是。北直一，宾四先生亦已入手校录，一星期内当可毕事，俟与尊校北直八、九两卷衔接，即可分期在《禹贡》刊载，深望从各方面考究，或有经窜之痕迹可寻，倘更由推知原稿朱墨笔之出于谁手乎？”12月，顾廷龙致信顾颉刚，并附上叶景葵往还信札，述及《读史方舆纪要》：“宾四兄致公一书刊载后，揆初先生已鉴及。来书慨允将《方舆纪要》全稿觅便携平。目下先校出八、九两卷，已寄下。龙偶从燕京图书馆库中检得抄本一部，取与叶先生所校校之，凡为近刻所删节者，亦多存在，是可推知燕本当为顾氏第一次改后传抄之本。”

1936年2月16日，叶景葵致信顾廷龙。23日，顾廷龙致函报知叶氏：“颉刚近从张晓峰先生处借得景范先生手札照片，龙复摄一分，敬赠赏鉴，俾可与稿本中朱、墨笔校认字迹也。留平十本，宾四已过录毕事，本拟即日妥交便人带奉，因长者曾命阅后须加题识，宾四初未着墨，今遂倩其补记，自后当即奉赵。”

1937年，抗战烽火骤起，顾颉刚被迫离开北平，赴西北考察。8月2日，顾廷龙去信，向叶景葵报告：“承借《读史方舆纪要》稿，宾四以教务之忙，迟至最近方过录毕事，属致歉忱。是稿两函现在龙处，日内当觅妥便带上，以下各函，尚盼陆续见假，俾窥全貌。”随着局势不断恶化，钱穆也离开燕大，辗转赴云南，到西南联大任教。校订出版《读史方舆纪要》之事搁置，一时难以进行。“七·七”事变后，1938年2月13日，叶景葵首次致函顾廷龙，殷殷存问京中情况：“宾四先生仍在京否？弟有《读史方舆纪要·山东》八册，在其弟荡口寓所，已驰函问讯，未得复音。”2月22日，顾廷龙复信中提到：“刚侄远去皋兰，鱼雁甚稀。禹贡研究已告星散，宾四闻已入滇。乃弟在荡口甚安，顾稿当能无恙，不识已接复音否？”不久战事扩大，江南地区沦陷敌手，饱受日军涂炭。钱穆的家乡无锡荡口镇时有风鹤惊扰。1939年2月8日，顾廷龙殷忧在心，去信告知叶景葵：“昨日内人晤宾四夫人，述及其荡口镇家中曾罹胠箧，一空如洗，不知《方舆纪要》数册已否归赵，殊以为念，便希示复为盼。”3月21日，顾廷龙得知荡口顾稿无恙的消息，回信叶景葵为之庆幸：“《方舆纪要》曾托宾四夫人函其夫弟速谋归赵，久未晤见，不知回信如何？今奉来示，得知安好，为之大慰。”

抗日烽火中，叶景葵爱国情殷。参与组织“文献保存同志会”，为护持中华文化不遗余力；抢救濒于劫燹的文化典籍，同时发起创办了合众图书馆，钟聚中华典籍，功留文献，惠及后学。困守孤岛期间，他对校订《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之事日夕在心，未尝或废。他在《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中追忆：“归沪后即自校北直数卷，渴欲觅致顾氏墨迹，以便对证。忽得钱书云：‘就已校出之优点言，决为顾氏原稿。次年，蒙浙江大学教授张其昀以顾氏尺牍照片寄钱，钱以赠余，谓张君专研地理，服膺顾氏，生平搜采顾氏历史，最为热心。余适游浙江省立图书馆，闻张君讲演地理，亲往听之。讲毕，承馆长陈叔谅介绍相见。余叩以顾氏尺牍的来历，张云：‘顾氏家于胶州黄隐士庭，余因访求顾氏遗事，亲至胶州，在黄家得杂书一束，内夹顾氏尺牍，其来历可信。余即以张君之言为圭臬，归而细检全书，发现顾氏字迹与尺牍相似者，不下数百处……况此书体大思精，采摭宏富，重修之役，分任众手，能以一人鉴定之，而又纲举目张，秩然不紊，此可就全书一贯之精神而决其为生前手定者也。”前贤手泽经两位专家晤教、鉴定，考而后信，叶氏志其泥爪，其矜喜可知。战乱之中，事难逆料，叶氏决定将顾氏稿本捐献，并申所愿：“乙亥春与钱君宾四别后，以全书远寄，恐有遗失，宾四校课又忙，商令其弟起八家于荡口故里者代为迻校，约定一省写毕，再换一省，丁丑沪战猝发，荡口亦有风鹤之惊，山东八册存起八家，荏苒年余，赖良朋之力，始得归来。今春以全书捐赠合众图书馆，深念宾四远在西南，张君音书断绝，积年探讨，无从细论，乃发愤发箧重读。泛览既终，姑以个人细绎之所得笔于册首。以蠡测海，诚知无当，第自问皆从一字一句实地比较而得，其取证皆在本书，不敢穿凿附会。后之读者续有发明，以匡余不及，是所殷盼也！”可惜叶氏生前书未果刻，诚为憾事。同样，钱穆对此事也耿耿在心。晚年在台湾的钱穆撰有《八十忆双亲·师友杂记》，其中提及：“迄今将三十年，揆初与起潜不获其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究何在。”在《九十书怀》中，钱氏又一次畅发感慨：“见主事者为顾廷龙（起潜），乃顾颉刚叔父。起潜告余，彼之主要任务即为续校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一书。迄今将三十年，闻合众图书馆已不存在，叶景葵与起潜亦不获消息。《读史方舆纪要》之顾氏家传本，今不知何在。苟使余不主先作校对，则此家传本早已行世。余对此事之愧悔，真不知何以自赎也。”

三

事隔半个世纪，弹指一挥间。1956年，合众图书馆改名上海历史文献图书馆，1958年与上海图书馆合并，《读史方舆纪要》稿本随之入藏。顾廷龙对顾氏稿本一直念兹在兹。1991年其弟子沈津赴美国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任职，9月29日，顾廷龙致信沈津，谈及《读史方舆纪要》之事，并请其代为查询张其昀有无关于顾祖禹的著述：“台湾张其昀先生有全集出版，本数很多，大陆（上海恐无，听说价很贵）不知何处有（陈叔谅先生有一部，不全，陈先生不久前又已经作古）？贵馆如有，请您查一查，张集中有无关于顾祖禹的任何撰述？抗战前，张先生亲到无锡、常熟访问顾祖禹的遗事。在常熟，顾曾居住过地方，获得有一笺，未署‘禹字，认为顾的遗墨。张当时即以照片寄赠钱穆，钱穆即拍一照片寄给我，我恐久而褪色，即托友人用珂罗版印了数纸，一直夹在稿本的第一函，今已失去，不胜遗憾！钱穆、张其昀两先生均已下世，惟有我知之，而我的一份也没有保持，怅怅！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稿本已影印竣事，明年可出版。亟待将‘禹字一笺印入以为插图。我想只有您能助我一臂了。”1992年，上海图书馆建馆四十周年，特将此稿本影印出版，年臻耄颐的顾廷龙卧病在华东医院，欣然为之作序，后又被收入九十年代中期纂修的《续修四库全书》。

稿本是书的第一形式，是最可信的本子。顾氏《读史方舆纪要》稿本与传世的抄本、刻本不同，留有顾氏等人修改初稿的种种手迹，又附有许多签校、签注在眉头，因此后世之人可据此对《读史方舆纪要》成书深入研究。该书最早的一百三十卷足本敷文阁本刻于嘉庆十六年（1811），所据底本并非抄自顾祖禹的最终稿本，两书差距较大，不少修改的内容敷文阁本都没有得到反映。从1925年叶景葵发现、整理、保存，中经钱穆、张其昀悉心鉴定，又赖顾廷龙精心呵护，六十七年后前贤遗稿终于影印梓行，化身千百，叶、钱、张等先生皆未及亲见，顾颉刚先生也于1980年去世，顾廷龙先生以年享遐龄躬逢其盛，诚为幸事。

四

《读史方舆纪要》成书于清初，所书内容以明末以前疆域政区史事为断限，定稿本刊印前后又屡有改易，因此存世稿本、抄本、刊本多有参差。由于版本歧异，书中讹误数百年来乏人系统整理，且各种刻本均无标点，阅读不便。商务印书馆铅印本虽施以旧式标点，但断句多有阙误。因此，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书局组织人力对此书进行标点整理。由对历史地理文献整理有经验的贺次君先生担任。贺先生年届七旬，完成了全书标点，撰写了部分校勘记，积劳成疾，中风瘫痪，卧身病榻，点校工作中断。一个偶然的机会，由施和金先生接手完成了《读史方舆纪要》的整理工作。

施和金1967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专业，后师从华中师范大学著名学者张舜徽先生学习历史文献学。他对《读史方舆纪要》饶有兴趣，并撰写了多篇研究文章。1983年暑期，他赴上海图书馆阅览《读史方舆纪要》，发现书中多有讹误，与史实乖谬，又借阅了敷文阁本与中华书局出版的铅印本，一连月余，日复一日地借阅，与馆内工作人员熟识后，得知中华书局曾派编辑来上海图书馆查阅此书职思堂稿本（即顾祖禹亲自修改的原稿本），准备重新出版，他们建议施和金与中华书局联系。施和金把数年研读《读史方舆纪要》的成果整理后，致信中华书局编辑部，愿将自己的成果无偿提供，为《读史方舆纪要》出版略尽绵薄。不久，收到中华书局请他赴京整理《读史方舆纪要》的邀请函。施和金向业师张舜徽请益，得业师支持，遂赴京接受整理此书的任务。

这次整理，以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特藏清代善本宋荦纬萧草堂抄本为底本，以上海图书馆职思堂本、邹代过校本和中华书局所藏敷文阁本为参校本，此外，历代正史、《资治通鉴》和各种全国性地理总志（如《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等）、区域性方志（如《华阳国志》等）也作为校勘的重要依据。从1984年2月至1985年底，施和金对全书反复点校六次，把清代为避祸将原书中删削的内容一一检出，加以配补，证明世人阅读或研究《读史方舆纪要》应以稿本为准，而邹代过校本最为精审。与此同时，他还写出校勘记一千三百二十六条，较为全面地纠正了传世《读史方舆纪要》中存在的错讹缺漏，并统一了体例。标点，大体与二十四史标点体例相同，经过“日以继夜，无间昕夕”的努力，整理点校《读史方舆纪要》的工作于1989年终告蒇事，2005年正式出版。历经三百余年，一部最佳版本的《读史方舆纪要》光华再绽，呈现于世人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