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开林

1904年深秋，天穹上的彤云和堤岸边的霜枫映红了滔滔北去的湘水，仿佛殷殷热血，从一道巨大的伤口中奔涌而出，令人怵目惊心。

黑暗的年代，多的是内忧外患，多的是人祸天灾，真可谓泪比水淡，心如冰寒。志士在哪里？勇士在哪里？义士在哪里？烈士在哪里？问得好，他们即将现身江湖。眼下就有一桩，华兴会诸君子（黄兴、宋教仁、陈天华、刘揆一等人）密谋在长沙举行暴动，由于内部走漏风声而功亏一篑。中国近代第一波民主革命刚刚冒头，即遭到清政府的凶狠打压，暂时陷入了低潮。长沙暴动的主要策划者相继逃亡日本，他们托迹在东京、横滨两地，留学为名，革命是实，只要话题触及清王朝的颟顸腐败，四万万同胞过着全无人格、全无尊严的奴隶生活，祖国即将遭受瓜分豆剖的惨祸，一个个无不捶胸跺足，哽咽涕泣。在这些满腔悲愤的爱国青年当中，陈天华的表现特别引人注目，他是那种极其罕见的“爱国根于天性之人”，且具有典型的诗人性情，除了长歌当哭，鲜血当墨，他还打算只身北上，效仿义无反顾的史坚如独闯虎穴龙潭，以一死泄其愤：“吾实不愿久逗此人间世也！”

陈天华，字星台，又字过庭，别号思黄，湖南新化人。他幼年贫苦，为人牧牛，稍长，做小贩维持生计。后得人资助，陈天华入资江学院和新化求实学堂读书，受维新学说影响，“每读中外史志，于兴亡盛衰之感，则涕泗横流”。马君武在回忆录中写到同盟会志士陈天华，对他最深的印象就是“平日面无笑容”。陈天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以光复汉族为首念，每遇乡人称颂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胡（林翼）的显赫功业，他就唾弃不顾，勃然有愧恨之色。陈天华不营产业，箪瓢屡空，年至而立尚未娶妻，有人劝他善营家室之计，他闻言热泪盈眶，总是以汉代大将霍去病的名言作答：“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1900年秋，有位清朝官员造访岳麓书院，陈天华埋头苦读，心无旁骛，吸引了他的目光。这位官员看过陈天华的文章之后，更是拍案叫绝，激赏有加，竟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他。但陈天华以“国不安，吾不娶”为由，推掉了这桩在外人眼里看来相当不错的婚事。此后，陈天华终身未娶，一直到1905年12月，他在东京大森海湾投海自尽，仍是孑然一身。

新化人天性勇敢，刚烈倔强，由于习武成风，“新化蛮子”的名号在湖南叫得山响。陈天华痛感国事日非，民气不振，口头常常念叨孟子的那两句名言，“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自励而励人，可见他只有速死之心，毫无苟活之念，其烈士情怀纯粹由天性所出。此前，陈天华之所以对自己的生命稍加护惜，那是因为他还有亟待完成的工作，邹容在《革命军》中发出的那句谆谆告诫时刻响彻其心头耳畔：“革命之前，须有教育；革命之后，须有教育。”近代民主革命的启蒙工作才刚刚开头，章太炎和邹容就被抓进了上海租界的西牢，他们的如椽巨笔也被恶势力收缴。在刀丛剑树之中，陈天华临危不惧，将唤醒国人的重任负于仔肩，以饱蘸激情的笔墨挥写振聋发聩的《警世钟》、《猛回头》、《狮子吼》和《国民必读》，给“肺痨三期”、垂死挣扎的清王朝敲响丧钟。

一、热血的沸响

当年，中国青年才俊留学日本，最歆羡日本的军国民主义精神，这种精神使日本的国力日益强大，因而雄立东方，独霸亚洲。与此相应，日本的智识者也时时在研究近邻中国致弱致困的病根。1895年，日本前文部大臣尾崎行雄著《支那处分案》，断言中国永无雄飞之望，盖因五“病”缠身，这五“病”是：

其一、支那民族之性情习惯，尚文好利，非尚武好战；

其二、以尚文好利之民，虽积节制训练之功，亦不能匹敌尚武之民族；

其三、支那人缺乏道义心，上下交欺，恬不为怪，毕竟不能举节制训练之实；

其四、支那无固有之军器，其所谓军器者，非杀人器，而吓人器也；

其五、既无军器，故无战争之理。支那人之所谓战者，不过旗鼓竞争会而已耳。要而论之，支那人之战斗力，自今以往，其必沉沦于水平线以下矣。如斯民族，处今日战争最剧之世界，而欲保全其独立也，能乎？不能。

外人看得清中国的情形，难道中国人自己反而看不清楚？四万万中国人，其中有多少怯者、弱者、病者、裹足者、吸鸦片者、贪赃枉法者？勇健者不足百分之一，智识者更不足千分之一，这样积怯积弱、积贫积困的国民在颟顸卑劣的统治者率领下战无可战，守无可守，进退失据，岂能不受强敌的欺凌和践踏？有见于此，陈天华用最大的肺活量发出悲愤的呼号：“长梦千年何日醒，睡乡谁遣警世钟？腥风血雨难为我，好个江山忍送人！”

陈天华的《警世钟》通篇热血沸响，通篇刀剑铿锵，通篇都是强烈的革命之意，通篇都是真挚的爱国之情。他愿为血钟之震鸣，不为木铎之闷响——

“苦呀！苦呀！苦呀……”

“恨呀！恨呀！恨呀……”

“痛呀！痛呀！痛呀……”

“耻！耻！耻……”

“杀呀！杀呀！杀呀……”

“奋呀！奋呀！奋呀……”

“快呀！快呀！快呀……”

淋漓满幅的控诉（将奴颜婢膝、摇尾乞怜的清王朝称为“洋人的朝廷”）之后是十项须知和十条奉劝。在整篇《警世钟》里，无处不是比嗞嗞冒烟的手榴弹更令人惊悚的感叹号。陈天华将汉人二百六十多年来遭受满人蹂躏、屠戮、迫害、敲骨吸髓的血泪史，将清政府贪婪、残忍、腐败、无能的真面目，将某些汉奸认贼作父、助纣为虐的丑行和恶行，将迫在眉睫的亡国灭种的惨祸一一揭示在世人面前。对于浑浑噩噩、苟且偷生的中国人来说，这无疑是一场寒彻骨髓的冰桶浴，如果连这样强烈的刺激都不能使他们猛然惊醒，似邹容、陈天华这样的革命者就差不多是在荒凉的古墓园逆风呐喊了，那是无可计量的悲哀！

“怕只怕，做印度，广土不保；怕只怕，做安南，中兴无望……”

“怕只怕，做波兰，飘零异域；怕只怕，做犹太，没有家乡……”

“怕只怕，做非洲，永为牛马；怕只怕，做南洋，服事犬羊……”

“怕只怕，做澳洲，要把种灭；怕只怕，做苗瑶，日见消亡……”

在《警世钟》中，陈天华针对中国百姓普遍惧怕洋人、洋枪、洋炮的心理，颇下了一番诊疗的工夫。“其实洋人也是一个人，我也是一个人，我怎么要怕他？……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的理”，“洋兵若来，奉劝各人把胆子放大，全不要怕他。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些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这些话很实在，也很给力，只可惜当时的国人还被鸦片烟、裹脚布、迷信观念、三纲五常的毒雾所呛，缺乏猛然振作起来的精气神。革命党人奔走于旷野，号呼于荒原，只能激起微小的回响。

陈天华从小喜欢阅读话本小说，观看民间杂剧，他曾自称《猛回头》是“文明戏”，实则说唱相间，如同鼓词。他采用这种琅琅上口、便于说唱的形式，“务使舆夫走卒皆能读之了解”，其目的是要将革命道理传播至更广远的地方，传播给最底层的对象。《猛回头》比《警世钟》更进一步，作者除发出以上四条“怕只怕”的警告外，还提出了颇具建设性的“十要”主张：除党见；讲公德；重武备；务实业；兴学堂；立演说；倡女学；禁缠足；绝洋烟；改造社会。诚如烈士史坚如所说：“……中国的专制政体，譬如几千年的一所破屋，屋内屋外，都已败坏得不可收拾，要住新屋，非把破屋拆去重建不可，要想用一些水泥石灰把旧屋修理，一辈子也修不好！”在陈天华的十项主张中，同样有兴有革，有破有立，在他的心目中，惟有破坏与建设并举，政治与科学并重，中国才可望争回久已沦丧的主权，国民才可望争回久已沦丧的人格，齐齐逃脱败亡的渊薮，恢复活力和生机。

瓜分豆剖逼人来，同种沉沦剧可哀！

太息神州今去矣，劝君猛省莫徘徊！

当年，陈天华的吼声仿佛发自高悬于九霄十八天的巨钟，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久久激荡，唤醒了无数不愿做孬种、不愿做劣种、不愿做贱种的热血志士，毅然决然地踏上民主革命的不归之路。1906年7月，浙江人曹阿狗因演讲《猛回头》被金华县令嵩连逮捕杀害，这足以说明，清廷走狗们对陈天华的“畅销书”畏之若虎，恨之入骨。

二、悲愤难解，投海自沉

1905年有两件大事早已被历史铭记：一是中国同盟会在8月20日成立，二是陈天华在12月8日投东京大森海湾自沉，这两件事都在中国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905年冬天显得特别寒冷，这与衣衾单薄无关，与冰雪交侵无关，而是与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的现实有关，海外的革命者刚刚从加入中国同盟会的兴奋中缓过神来，就要接受残酷的考验，他们内心的热力再度面临着兜底流失的危险。

就在这年冬天，日本政府应清政府外交照会的请求，颁布了《取缔清国留日学生规则》，其用意昭然若揭，矛头直接指向中国同盟会，迫使立足未稳的革命党人失去栖身之所。

在中国同盟会的大力策动下，八千余名中国留日学生群起力争，迅速形成抗议浪潮。对此，日本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报《朝日新闻》率先跳起来，充当日本政府的喉舌，以充满敌意的措辞肆意诋毁中国留日学生的抗议行为是“放纵卑劣”。在这个节骨眼上，“霹雳火”、“革命党之大文豪”陈天华竟然按笔不动，这多少有些出乎众人的意料。黄兴和宋教仁劝他撰写文章，发表意见，他不肯写，他认为“以空言驱人发难”是无益的，这一回他要做就要在实处做足工夫。

当时，同盟会中，大家对是去是留的问题意见截然分歧，据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记：“一派主张归国，另在上海办学，以洗日人取缔之耻辱。天华与易本羲、秋瑾、田桐等力主之；一派主张求学宜忍辱负重，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等主之。两派互相驳论，争之至烈。秋瑾、易本羲以是归国。天华愤不能平，乃作绝命书累万言，竟于十一月十二日（此为农历纪事，公历为12月8日）投大森海湾自杀。”

1905年12月7日，陈天华神色萧然，坐在书桌前（这是他最后一次坐在宁静的书桌前），室友见他伏案写作直至深夜，透窗而出的灯光很晚仍未熄灭。第二天清晨，陈天华两眼布满血丝，显然是因为通宵未眠所致。他草草地咽下一个饭团，向室友借了两元钱，说是要去邮局寄信，此时，他的语气和神情均平静如常，毫无异样。

陈天华确实去市内的邮局寄发了一封书信，而且是一封鼓鼓囊囊的长信，收信地址是“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收信人是中国留学生总会众干事。寄完信，他径直去了海边。大森湾水深浪阔，来往的船只不多。离海岸不远处，有古梅数百株，此时此刻，陈天华已无心去瞥上一眼。他脱下布鞋，沿着银色的沙滩往前走，往前走。此时，天地虽然寥廓，谁又清楚他的悲欢，谁又明白他的意向？这位长发垂肩的新化汉子满眼泪光，念及白发慈母仍在故国老家倚闾而望，自己早岁“立功绝域，决胜疆场”、“布衣终老，名山著述”的志向即将化为泡影，内心不禁感到好一阵隐隐作痛。别了，可怜的慈母，多难的故国，未竟的大业，陈天华的脚步已偏离沙滩，他双拳紧握，神色坚毅，海水渐次没过了他的脚面，没过了他的膝盖，没过了他的腰间，没过了他的头顶……近处的海鸥发出迭迭连声的惊叫，莫非这些对千奇百怪的海难早已司空见惯的鸟儿也不忍目睹眼前正在上演的悲剧？

陈天华投海自尽绝非一时冲动，而是死志已决。经过数日苦思深虑，他认定自己投海而死的现值要远远大过他继续活下去的期待值，他这样做不仅可以抗议日本政府驱逐中国留学生的卑劣行径，还可以向那些意见分歧的同胞及时示警：应像鸟儿爱惜羽毛一样爱惜团体的名誉，共登救国之途，决不可兄弟阋墙，为东洋人所轻视。

顾炎武曾在《日知录·廉耻》中重点强调：“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知耻者不贵乎知耻本身，而贵乎知耻而后勇，勇于杀身成仁，勇于舍生取义，勇于武装革命，勇于共和建国，各分其任，各司其职。因此陈天华的投海自杀并非枉死，乃是烈士成仁取义的壮举，毫不夹带个人的名利杂念。其革命精神孤注一掷，不会再有蜕变的可能，也不会再给权力、金钱、美色这些神效腐蚀品留下任何可乘之机，它宛如日月经天，长在不灭。

1905年12月8日晚上，陈天华迟迟未归，东京中国留学生会馆突然接到大使馆打来的电话，说是距离东京六十里处的大森湾有渔民从海上打捞到陈天华的尸身。乍聆噩耗，黄兴和宋教仁如闻惊雷，他们立刻带人赶赴大森湾警署认领好友的遗体。一具窄狭而短小的倭式棺材惨然入目，陈天华十分拘促地仰卧在里面，只见他长发犹湿，面色苍白，眼睛和牙关紧闭，并未显出受苦和忧伤的样子。可以说，他求仁得仁，求义得义，求死得死，了无遗憾。

黄兴为人极重义气，陈天华自沉，他如失手足，如丧兄弟，心情之异常沉痛可想而知。他和宋教仁办完遗体认领手续后，匆匆返回留学生会馆，果然收到陈天华的绝命书，他打开这封信，当众朗读，当读到“我不自亡，人孰能亡我者！惟留学生而皆放纵卑鄙，则中国真亡矣。岂特亡国而已，二十世纪之后，有放纵卑鄙之人种能存于世乎？鄙人心痛此言，欲我同胞时时勿忘此语，力除此四字，而做此四字之反面——‘坚忍奉公，力学爱国。恐同胞不见听而或忘之，故以身投东海，为诸君之纪念”时，会馆中数百名中国留学生无论跟陈天华识与不识，受其精诚所感，个个潸然泪下，痛哭失声。

诸君更勿为鄙人惜也。鄙人志行薄弱，不能大有所作为，将来自处，惟有两途：其一则作书报以警世；其二则遇有可死之机会则死之。夫空谈救国，人多厌闻，能言如鄙人者，不知凡几！以生而多言，或不如死而少言之有效乎！

革命阵营中原本就有五种人：一是出于功名心而革命的，二是出于责任心而革命的，三是包藏祸心而革命的，四是瞎起哄而革命的，五是为混口饭吃而革命的。陈天华属于第二种。他不愿空谈救国，于是以一死刺激国人，他用的是震惊疗法，如同外科医生给心脏停搏的病人使用电击。应该说，陈天华的投海之举确实成为了众多中国同盟会志士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先声，其后，如刘道一、徐锡麟、秋瑾、熊成基、温生才、刘静庵和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均义无反顾地为民主革命事业抛洒满腔热血。这些烈士所达成的共识是：争一时亦争千秋，死的意义要远远大于生的意义。秋瑾的“拼却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吴樾的“予愿予死后，化一我为千万我”，林觉民的“吾今死无余憾，国事成不成自有同事者在”，朱执信的“好头颅，谁当斫去”，韩衍的“所欠故人惟一死，头颅堕地作雷鸣”，李叔同的“度群生哪惜心肝剖”，无一不是实践着这一主张。

二十世纪的中国民主革命太不完全，太不彻底，仍有多方面的外因和内因值得后人检讨，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早期革命者拼命爱国、舍生取义的精神未能薪尽火传。名利地位对革命者的腐蚀作用日见其神效，往昔的英风、锐气、豪情、猛志和进取心日见萎缩和消退。何香凝在《我的回忆》中记录了孙中山先生的一番怅叹，可谓切中肯綮，原文如下：“现在革命党人，多已丧失革命锐气，一味只知贪图富贵荣华，今后恐难有大作为。”孙中山死后，徒然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遗言，他和黄兴等人毕其一生艰难缔造的民主事业最终断送于汪（精卫）、蒋（介石）之手，这无疑是莫大的悲哀。

陈天华投海而死，秋瑾从容走向杀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甘死如饴，历史纪录下这些壮烈精彩的部分，教那些良知未泯的同时代人和晚辈读过之后且惭且愧。

三、东海之魂

“生必有胜于死，然后可生；死必有胜于生，然后可死”。古人的这句话将生死二者置于天平两端，砝码则是意义和价值。它的意思是：如果生的意义和价值胜过死，那么就应该生；如果死的意义和价值胜过生，那么就应该死。对于个体生命而言，生和死的意义、价值孰轻孰重？则全凭内心和大脑的片刻衡量。

陈天华知行合一，为了保全道义，使革命党人同心同德，他重死轻生，这样的烈士情怀令人悲悯，也令人振作。百年之后，历史还清楚地记得一个投海而死的陈天华，这足以说明，他的躯体已逝，他的精神长存，将一股浩然且沛然的正气永留于天地之间。

1906年5月23日，中国同盟会员、民主革命者禹之谟（湖南湘乡人）在长沙组织群众为魂兮归来的陈天华举行空前盛大的社会公祭和公葬仪式，省城各校学生为之罢课一天，他们全然不顾军警的阻挠，身穿素服，手执白旗，排成整齐的队列，唱着悲壮的挽歌，分别从朱张渡、小西门横渡湘江，一路护送陈天华的灵柩向风光旖旎的岳麓山进发。万人流泪送葬，首尾十里相衔，“自长沙城望之，全山为之缟素”，这样的奇观即使在偌大的省城也可谓百年一遇，“沿途军警，为之震慑，呆若木鸡，莫敢谁何”。这次省城各界公祭、公葬革命志士陈天华，足以惊动八方，触怒和刺痛清王朝豢养的鹰犬，他们罗织罪名，专派酷吏金蓉镜治狱。1907年1月5日，禹之谟已被摧残得截指断舌、体无完肤，终被绞杀于湖南靖州（今靖县）。临刑前，禹之谟戟指金蓉镜，厉声质问道：“我要流血，为何绞之？辜负我满腔心事矣！”禹之谟死前作遗书多通，在《致全中国国民书》中，有一句极其沉痛的呼吁：“同胞，同胞！其善为死所，宁可牛马其身而死，甚毋奴隶其身而生！”这句话如同银针一般刺激那些麻木的心灵，有嘘枯起瘫的功效。

湘北的汨罗江是爱国者屈原怀沙自沉的地方，一派清波给予生命最干净的归宿，爱国，爱民，爱自由，重道义，重精神，重灵魂，样样都可以令人舍却生命，只要死得安心，死得畅意，死得有价值，仁人志士又何妨投江投海，断腰断头？陈天华之后，还有一位闽籍志士、三位湘籍志士愤然自沉。

闽籍投水志士是陈天听，姓名与陈天华只有一字不同，他肄业于东京政法大学。1907年4月19日，陈天听乘博爱丸号归国，途中与同伴讨论国势政局和救亡大计，同伴都泄气地说：“这要倚赖国际交涉，权柄操持在政府手中，我辈手无斧柯，无能为力。”陈天听闻言震怒，告诉大家：“我们学成归国，却是这样一个坏局面，还能有什么用武之地？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异族入侵中国吗？”翌日，他在甲板上遇到一位同船的韩国人，谈论日本侵略韩国后的所作所为，不禁痛彻心胸。一位日本船客就在附近，偷听他们的谈话，脸上流露出揶揄和不屑的神色。陈天听忍无可忍，冲上前去大骂东洋狗、东洋贼，然后捋袖奋拳，猛击日本船客以泄心头之恨。日本船客挨打后惊恐而逃，陈天听则纵身跃入大海，做了殉国的波臣。

湘籍投水志士共三位，均为同盟会会员，一位是姚宏业（湖南益阳人），一位是杨笃生（湖南长沙人），一位是夏思痛（湖南益阳人）。

1906年，姚宏业从日本归国，决心改造社会，先从教育入手。他在上海创办公学，一再遭受挫折，并且为卑鄙小人散播的流言所中伤，内心深感悲苦，遂于3月7日投黄浦江自沉，以示对罪恶社会的抗议。

1911年7月8日，杨笃生愤于列强瓜分中国及讹闻黄兴死于黄花岗之役，在英国利物浦投海自尽。他的英年早逝令极度爱护人才的孙中山先生扼腕痛惜。

夏思痛自承“革命之余无嗜好，骂人以外少文章”，曾参加过武昌自立军起义、广州起义等多次起义，可谓无役不从，被孙中山称赞为“革命模范”。1900年到1901年，他千里走单骑，寻机刺杀仓皇西逃的慈禧太后，因无隙可乘而未果，遂留下“路盘晋豫三千里，险历秦关百二周”、“男儿热血英雄泪，同向西风洒戍楼”的壮句。晚年，夏思痛疾病缠身，军阀割据、民不聊生的现实令他悲愤和绝望。1924年6月23日（农历端午节），年逾古稀的夏思痛效仿屈原怀沙自沉，步履蹒跚地走向长江边，他胸前悬挂一块木牌，正面写着“益阳夏思痛”，背面写着“死后不必收尸，土葬、火葬、水葬都一样”。夏思痛投水后，被人救起，但他死志已决，此后绝食数日而逝。

宋教仁在《跋〈陈天华绝命书〉》一文中说：“吾人读君之书，想见君之为人，不徒悼惜夫君之死，惟勉有以副乎君死时之所言焉，斯君为不死也已。”宋教仁、黄兴、孙中山这些民主革命的巨子相继凋谢之后，国民党党魁汪精卫放纵卑鄙，认贼作父，蒋介石治国无方，败退孤岛，但这并不影响陈天华的英名，他早已超越时代的魔沼，化为东海之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