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资润

其实，一直对鲁迅的作品有一种敬且畏的心理，因为一些晦涩的描述，都是我不太喜欢的风格。太过于慷慨激昂，反倒成了一种有力的政治手段，似乎脱离了文学的本质。但独独这一篇《祝福》，却让我惊觉鲁迅的写作之妙处，并不在于他写得如何，而在于他选择的人物和角度是否独特，这也便成了这篇文章最吸引我的地方。

《祝福》中描写了一个四十岁左右的女人祥林嫂，在当时那个封建愚昧的时代，极其凄苦而又不幸的一生。作者并未以祥林嫂的身份来自述她的故事，而是以“我”—— 一个局外人的身份，来客观冷静地叙述她的一生。忘记了哪一位作者曾经说过，最好的小说，就是不掺杂任何感情地去叙述一件事，克制而冷静，任由读者去揣摩这篇文章的情感基调和写作主题。我想，在这一点上，鲁迅成功了。他用冷静的笔调反衬出了祥林嫂命运之悲惨，两者的鲜明反差，更加突出和深化了主题。

就文章中的核心人物而论的话，大概也就只有祥林嫂这一个，但周围人群，如四叔四嫂、“我”、柳嫂等，对情节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的行为为祥林嫂的不幸间接地添上一笔。纵观整篇文章，呈现出来的人物性格特征和社会面貌都是冷漠的，他们把他人的苦难当作茶余饭后的谈资，作为无聊的消遣，而对这个悲剧本身，并不关心。显然，这种轻视的态度，也就使祥林嫂口中的不幸成为渣滓，只是徒遭人厌弃。当然，在文章中，四嫂可以算得上是一个比较同情祥林嫂遭遇的人，因为当她得知祥林嫂被她婆婆逼着嫁给深山里的人家，而只是为了多得那一点钱时，发出了“啊呀，这样的婆婆”的感叹，但这点同情在介绍祥林嫂来的女人这里不以为然，告诉她：“太太，你是大户人家，我们这些穷人家哪里比得上。”这也从侧面揭示了祥林嫂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下层阶级妇女的悲剧。

而其他人的反应，从小说中可以看出是有一个变化的过程的。从刚开始的“男人听到这里，往往敛起笑容，没趣地走开了去；女人们却独不宽恕了她似的，脸上立刻改换了鄙薄的神气，还要陪出许多眼泪来”到“但不久，大家也都听得纯熟了，便是最慈悲的念佛的老太太们，眼里也再不见有一点泪的痕迹”，再到“一听到就烦厌得头痛”，这是一个人心麻木的过程。人们只是把祥林嫂的不幸当作故事在听，而并非是真正地同情她，这也从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善良同情只是一张面具罢了，而人心却是冷漠的。

再说祥林嫂本身，她是一个深受封建礼教毒害的女人，丈夫去世还被婆婆卖给山里的人家，而仅仅只是因为这样可以拿到更多的彩礼。卫婆子分析她婆婆这么做的原因时，把大家的利益都考虑了一遍，认为是百利而无一害，但独独没有想到祥林嫂本身，她就像是一个木偶人，被人随意地安置在哪里都不会有人去考虑她的想法，倾听她的声音，哪怕是牺牲也会被人认为是理所当然。

而这时的祥林嫂其实还没有完全丧失生活的希望，她和她的第二个男人有了孩子，这是她又有了希望的原因，然而不幸的命运还未结束，她的男人因伤寒而死，孩子阿毛被山坳里的狼叼去吃了，祥林嫂在一下子失去了所有的幸福之后，只好又由卫婆子领着到旧主顾家里讨营生。但那时的祥林嫂已不再是以前那个伶俐活泼的人了，她的记忆大不如以前，而且时常变得木木呆呆。我以为，这时的祥林嫂，精神状况已经出了一些问题，由于一下子受到了丈夫、孩子都去世的双重打击，她变得有些精神恍惚，总是不断重复着那段堪称是她经典台词的话：“我真傻，真的，我原以为……”一遍、二遍、三遍……直到她看到人们向她投来的似笑非笑的目光又冷又坚时，她便也缄口不言了。

若说之前这一切苦难都是在往祥林嫂身上一点一点增加，那么祝福的事，则是“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当祥林嫂听信柳婶的捉弄话后，当真去庙里捐了条门槛，欢天喜地回家以为自己终于卸下重负时，四嫂的一句“祥林嫂，你放着罢，我来拿”又将她打入了现实的残酷中，她永远是那个嫁过两个男人，他们眼中不干净的、碰不得祭品的女人。

有时候最残酷的往往不是现实，而是旁观者的态度。

所以鲁迅在文章中的最后一句话——“预备着给鲁镇的人们无限的欢乐和幸福”，恰恰表现了极其强烈的反讽意味。这带给鲁镇人们无限欢乐幸福的祝福，却给予了祥林嫂最深切的不幸。这使我又想起了《荷塘月色》里的一句话：

“但欢乐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

祥林嫂就拄着一根木杖，带着她那一头花白，在人们的视线里渐行渐远。

（指导老师：黄 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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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理群解析《祝福》

《祝福》有两个故事：“我”的同乡故事，“我”讲述的“他人”—— 祥林嫂的故事。

在我看来，《祝福》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无疑是村里的男人女人们从四面八方“寻来”听（看）祥林嫂讲述她的阿毛被狼吃了的悲惨的故事。在这里，人们已经不只是麻木、迟钝，而恰恰表现了对于不幸的兴趣和对痛苦的敏感，一方面是把他人的痛苦、不幸审美化，另一方面又通过“鉴赏”别人的痛苦，来使自身的痛苦得到排泄、转移，以至最后遗忘，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赏鉴”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即“烦厌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是显示了一种人性的残忍。

“我”与“祥林嫂”最后相遇的场面，这可以说是小说的核心部分：祥林嫂最后的形象以及她对“我”的追问，提出了人的死亡以及死亡的命运的问题，这可以说是关于人的生存的最尖锐也最深刻的问题。但将自认为是现代知识分子的“我”置于困境：“我”既对这类形而上意味的深层问题缺乏关注与思考，面对祥林嫂的追问，又落入“说出真实”与“说谎”的两难境地，我终于以“说不清”即中国传统的中庸之道回避了对追问的明确回答。在这个令“我”感到极端“惶急”不安的场面里，祥林嫂无意中扮演了一个“灵魂审问者”的角色，“我”则成了一个“犯人”，在一再追问下，招供出了灵魂深处的浅薄与软弱，并且发现了自认为与“鲁镇社会”（传统）绝对对立的“自我”与传统精神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