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静燕

摘 要：严歌苓作为20世纪移民海外的女作家，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异样的文化观念并置中，具有她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创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她熟稔各种叙事技巧，并与其创作思想结合在一起。形成她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并且对当代文坛上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尝试从她的叙事视角、生存叙事和精神分析学的角度去探讨她的叙事品格。

关键词：严歌苓 叙事视角 生存叙事 精神分析

严歌苓作为旅美女作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她的很多作品被改编为影视剧，在小说和影视方面都有很高的建树。严歌苓出身于书香世家，父亲是著名的剧作家萧马，受家庭的影响，严歌苓很早就开始她的创作，并且至今都保持着特别旺盛的创作能力，同时其作品具有她自己独特的叙事风格，创造了一系列丰富饱满的女性形象。她熟稔各种叙事技巧，并与其创作思想结合在一起。由于严歌苓这种长期生活在异国，所以就形成了异质文化中的错位意识，以及作为女性作家所具有独特的女性视角的表达方式，慢慢形成了她自己独特的文化品格，并且对当代文坛上的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独特的叙事视角

英国知名文艺评论家洛奇在他的作品中曾指出：“确定从何种视点叙述故事是小说家创作中最重要的抉择了，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小说人物及其行为的反应。”①这就说明了，作家在小说创作中，叙事视角有很重要的作用，不一样的叙事视角有不一样的表达效果，影响读者的接受程度。严歌苓的小说创作就尝试了不同的叙事视角，并且形成了独特的叙事风格。

旁观者的叙事角度。“我很少以这样客观的角度去写一部小说。那种带人渐入佳境、向人娓娓道来的写法对于我来说实在太烦闷……我能老老实实待在《花儿与少年》的故事之外，没给这上台的机会，把这篇小说写下来，对我是个考验。”② 严歌苓的意思很明确，作为旁观者来进行叙事是她写作的必须手段。在她的《雌性的草地》、《扶桑》、《金陵十三钗》、《人寰》等作品当中，都是采用旁观者的叙事视角，这种叙事方式给她的创作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比如在她的作品《扶桑》中，在讲述女主人公扶桑的过程中，作者一直是以讲故事的形式来叙述，并且参与故事的发展过程。在小说当中，面对扶桑和克里斯之间的情感，故事的阐述着“我”同时表达着对这段感情的感慨和依依不舍。作者的感慨同时影响着读者的情感和心理，使读者从虚构的情节当中脱离出来，引发对社会现实的思考。

作为小说的旁观者，在叙述过程中可以灵活表达，拉近了读者与小说中人物的距离，使读者更容易走进故事当中，体会故事当中各个人物的思想感受，同时也能使读者体会到作家的创作情感。在她的作品中还有一类是相对传统的叙事方式，并且，叙述者在小说当中往往不太明显，比如，在小说《密语者》里，乔红梅第一次向陌生的密语者提及自己的村庄时，小说中是这样安排的：

乔红梅没有意识到，她已开始向这人展开了她的由来，她的历史。那个她曾经憎恨过的江南村庄，在她向他摇移的画面中，竟然相当美丽……黑瓦粉墙、乌篷小船、无际的金黄菜花……一座石桥，桥上走过放牛的孩子。孩子中的一个小姑娘，六岁或七岁，便是她。她生在“文革”那年。③在这里，旁观者站在高处描写乔红梅所经历的一切，以及藏在深处的记忆，以一个全知视角来进行论述和评议。作品中的主人公乔红梅本来是要远离那个江南村庄的，但是这个小村庄却被旁观者描述的如此这般美好，可见乔红梅对村庄的感情是复杂的，旁观者站在全知的视角看透了乔红梅内心对村庄的那份美好记忆，一方面是读者更想了解她的出身信息，另一方面又是读者从内心深处体会主人公的思想情感。而这种复杂的感情正是作者想要表达的对生活的一些哲学思考。

旁观者在叙述故事的过程中一方面拉近读者与故事中人物之间的距离，另一方面通过作品中的人物的对话来让读者意识到小说的虚构性。

严歌苓的这种叙事方式，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叙事方式，同时此种叙事策略也受到其他当代先锋主义作家的追随，即热奈特在《叙事话语》中提到的元叙事，也就是二度叙事。这种叙事方式主要是为了方便表达叙述者也就是旁观者的自我感情意识以及想参与叙事的意念。是一种先锋主义叙事策略。

二、海外异域的女性生存叙事

严歌苓移居美国以后，脱离自己的家乡故土，为适应新的环境而痛苦挣扎，深深植根于她内在的思想文化以及原有的道德观念就面临很大的挑战。严歌苓首先面临的是语言交流的障碍，严歌苓在她的很多作品中都有提及，在作品《浑雪》中，她努力学习外语，以至于在她工作的时候还要把单词写在手上，可见为了生存她付出的努力；在《栗色头发》中，因为语言的交流困难致使“我”与美国男子不欢而散；在《簪花女与卖酒郎》里的主人公只会用“Yes”和“No”与人交流，这种文化的错位，不但引来了被人误以为是小偷的麻烦，而且与自己心仪的墨西哥男子越走越远。

文化的错位带来的是内心情感和思想文化层面的冲突，严歌苓作为海外移民作家，她的小说很好地诠释了移民海外的华裔女性的生存困境。“我对妓女、死刑犯、同性恋、强奸等都有不同程度的Fantasy（迷恋笔者注），一切对于我形成谜、离我足够遥远、与我有着悬殊差异的人物、事物，都是我的Fantasy。”④严歌苓在一次演讲时这样提到，可见，作家对弱势群体有着明显的叙事热情，可以看出她对处于生存边缘人物的密切关注，我们也可以从她的作品中感受到。

在严歌苓的一些以女性移民为主的叙事文本中，她们的生存困境更多的是移居国外的中国男性带来的，《扶桑》中的大勇，《栗色头发》中的男帮佣，《约会》中装修公司的中国老板，《少女小渔》中的男主角，《红罗裙》里的老华侨等等。那么，生活在全球一体化中的我们，似乎更强调的是文化的相互融合统一。而在严歌苓的笔下，无论是走进家庭的已婚女性，还是没有步入婚姻的未婚女性，出现在他们生命中的男性同是来自华裔同族移民。严歌苓在其创作中为什么要这样来安排？虽然在《扶桑》中，严歌苓安排的是克里斯这么一个异族男性，但是克里斯是作为一个无知懵懂的少年形象出现的，而且故事的结局是克里斯与扶桑失之交臂。所以，我想，严歌苓的作品更多地展示给我们的是文化的差异带来男女之间的错位，甚至是中西方文化无法融合的冲突。也可以看出，严歌苓为中西方文化能相互融合做出的努力。

三、严歌苓与精神分析学

我们很少看到在严歌苓的作品中出现心理描写这样的词汇，但是我们从她的很多作品中可以看出关于性心理、性本能、包括性变态在内有很深刻的解析和描绘。同时，我们可以看出20世纪中西方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严歌苓对人的精神世界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类远古社会的本能欲望一直持续到现代人类社会的是性本能，并且这种本能欲望是不可压抑，必须要发泄出来的。弗洛伊德说过：“如果外部的神经刺激和内部的躯体刺激的强度足以引起心灵对它们的注意，又如果它们的结果引起了梦而没有达到惊醒的程度，它们就构成了梦的形成的焦点亦即梦的材料的核心……从材料的核心也可相应地寻求一种适当的欲望的满足。”⑤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潜意识构成了梦的核心材料，借助这种潜意识达到心理欲望的满足，严歌苓借助梦的形成本质，成功地解释了人的潜意识。尤其是处在异国他乡的边缘状态中，周围的环境和人际关系对人的精神是一种极大的压抑，如果不能及时化解这种内心的压抑，那么如此紧绷的神经将产生一系列的行为偏差。在她的《抢劫犯查理和我》、《失眠人的艳遇》、《无出路咖啡馆》、《屋有阁楼》等作品中的人物的精神世界都出现了程度不一的记忆或感知偏差，他们甚至都不敢断定自我是否处于梦魇、幻觉之中。严歌苓非常娴熟地从这个心理内视角来观察人物内心世界的波澜起伏。严歌苓深刻剖析了人物的内心和社会的现实，并且传达着作家本身的道德价值观念标准，严歌苓的这种精神分析的书写方式使她的作品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同时可以看出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同时也是文学精神的不断升华。

严歌苓具有充沛的创作精力和对社会现实的敏锐观察力，她的创作不但以数量取胜，而且作品的文化艺术价值也很高。她对人性的抒写往往具有很丰富和敏感的洞察力，受家庭的影响她具有很专业的写作技能，她的作品在叙事、技巧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建树，也具有很鲜明的特色。严歌苓作为20世纪移民海外的女作家在不同的生活经验和异样的文化观念并置中，得到了大多数读者的认可，她以一种旁观者的视角，超越了文化的桎梏和社会的伦理限制。

注释

① 洛奇.小说的艺术[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28.

② 严歌苓.花儿与少年[A]//严歌苓自选衆[C].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598

③ 严歌苓.密语者[M].北京：台海出版社，2006：18.

④ 严歌苓.从魔幻说起——在Williams College 演讲之中文版《波西米亚楼》[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1.

⑤ 弗洛伊德.释梦[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234.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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