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辉

摘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实践形态。它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有着重大区别，具有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一方面，它既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并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因而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另一方面，它既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又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在分析当前西方国家发展内外困境的同时，牢固树立了“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各国文明进步注入了新的活力，因而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资本主义制度；现实优越性

中图分类号：D0-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8268（2016）01-0012-06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学说、社会制度和现实运动在当代中国境域的一种实践形态，是指引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在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制度并存的条件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理论上的真理性和实践上的可行性，在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对比分析的过程中，不断显现出强大的现实优越性，为当今世界上其他国家不断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建设道路提供了经验借鉴。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从国内外实际出发论证了一国独立自主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必要性与重要性，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作为世界上首个建成社会主义的国家，苏联第一次促使科学社会主义由理论转变为实践。十月革命后，列宁就开始了领导苏联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他根据当时苏联的现实国情及西方国家敌视苏联的国际环境，先后通过制定并实施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与新经济政策，巩固和

强化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为日后苏联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积累了有益经验。列宁逝世后，斯大林作为接班人执掌苏维埃政权。他以强有力的措施掀起了苏联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高潮，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以暂时的姿态表现出来，且取得了丰硕的建设成果，为苏联二战期间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建设并领导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奠定了基础。正是在他执政期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才逐渐形成并在日后得以沿袭和推广，故我国多数学者也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称为“斯大林模式”。

（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之客观评价

关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国内学者们的争论从未止息。这一争论的实质是如何科学评价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方法。一个基本的共识是，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形成于特殊的历史时期，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处在帝国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实际相结合的产物。其历史贡献在于，它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早期，确实为苏联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维护苏维埃政权奠定了坚实的制度保障与物质基础。同时也应该看到，斯大林及其后来苏共领导人所推崇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描述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内容来坚持。这种做法起初确实能起到鼓舞人心、协调生产关系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由于长期背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客观规律，反过来又消解了人们参与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以致造成生产与市场的脱节、人际关系和生产关系的混乱。整体来看，以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为标识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其内在弊端具体表现在完全经济计划、集权政治、文化专制、沙文外交等几个方面。

在经济体制上，苏联一味主张公有制经济的大与纯，排斥、打击甚至取消公有制以外的其他所有制形式；片面强调指令性计划经济，以行政手段替代市场机制进行经济管理；片面发展重工业，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建设，以致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政治体制上，以党代政、党政不分，行政机构臃肿，官员奢靡腐败，官僚主义盛行，盲目个人崇拜等等，严重损害了苏联共产党和政府形象，造成苏联人民对社会主义建设离心离德。在文化体制上，文化政治化倾向僵化了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专制主义打压了大批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从而造成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人才的缺失。在外交政策上，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浓厚，以牺牲他国利益来换取本国利益，强迫社会主义阵营的其他国家接受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甚至在与美国冷战期间推行霸权主义政策，结果导致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之间的疏离和隔阂。凡此种种，由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变革滞后于国内社会条件和国际环境的变化，其弊端和缺陷日益显露，为日后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

当然，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和戈尔巴乔夫等人，也曾相继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过改革。但由于没有纠正将社会主义社会具体特征作为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内容的错误做法，这些改革举措并未触及造成苏联经济政治体制高度集中的根源，自然改革成效甚微。体制的长期僵化引起了苏联人民乃至苏共高层领导人对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质疑。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戈尔巴乔夫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苏共改革的目标，一边高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帜”，一边高喊“全人类利益高于一切”的口号，彻底背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就其改革结果来说，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的执政策略，既是在理论上对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彻底背叛，也是在实践上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完全复辟。尽管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的主观愿望上并不希望瓦解自身政权和更迭社会主义制度，但在改革的客观实践中，这些国家社会持续动荡、经济频陷危机、政治丑闻不断的局面，也算是提前为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释放了信号。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成为了自身解体和东欧剧变的间接因素。

客观而言，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管是前期所取得的成就还是后期日渐暴露的弊端，都是苏联共产党人及其领导下的苏联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出现的，也都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积累。所以，我们评价苏联社会主义模式，不能站在它的对立面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之外，更不能以此来否认它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方面面所带来的影响。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革新与发展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完全套用和照搬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进行的，这种套用和照搬也确实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起到了促进作用。后来，随着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旨在批评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秘密报告，以及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本身出现失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反思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以苏为鉴”的现实性命题，主张将马克思与中国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由于受当时极左思想和反右倾扩大化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所提倡的“以苏为鉴”和“第二次结合”的设想一度被搁浅。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共产党人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领下，加快了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步伐。对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邓小平同志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强调。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不能照搬别国模式。在他看来，“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1]。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要遵循本国实际，要有自己的特点。所以，他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曾指出，“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2]235。按照他的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既然与苏联有不同之处，就必然有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地方。这也是他积极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初衷所在。正如他总结的那样：“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中共十二大以后，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加速与深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和实践形态日益清晰完善，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一次又一次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得到确证，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也逐渐形成，进而实现了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弊端的突破。为此，习近平同志多次就“中国模式”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关系进行了科学阐述，以期澄清国内外对“中国模式”存在的误解和误判。他自信地说道：“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由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3]

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同时，对其内容进行了创新，进而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越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根本之处就是立足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选择和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居于社会基本制度和体制机制的核心地位，对一个社会的发展起着根本性作用。只有牵住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这个“牛鼻子”，才能更好地完善其他社会制度和体制机制，也才能更好地促进社会各方面的建设与改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市场经济体制的选择有一个随着改革开放进程而逐步被认知和认同的深化过程。1978年，邓小平同志就曾对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的问题做出过论述，同时对发扬经济民主做出了重要指示。翌年，他在会见外宾时谈道：“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我们是计划经济为主，也结合市场经济，但这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2]2361982年，党的十二大报告提出有系统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并提出允许对部分产品的生产和流通不做计划，由市场来调节。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首次将“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写入中央文件。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这一重要命题。1992年，党的十四大报告进一步将这一命题表述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4]。此后，党的历次代表大会又反复强调了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的提法。到了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又将这一提法升华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借此来明确市场而非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主体地位。通过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展脉络的简单梳理，不仅从形式上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深刻把握，而且从内容上彰显了中国人民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动力的准确认知。

把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规律是为了使之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今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一切成就，不能不说与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完善有着必然的关联性。我国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作为改革和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因而能够得到13亿中国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外，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系统思维，在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顶层设计”的同时，主张将经济建设融入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及执政党建设的全过程，因此能够确保“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协同推进。可见，与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僵化的经济体制相比，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表现出来的人民性与系统性，赋予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鲜明的优越性。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模式，从东西方文化的对比分析中阐释了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优越于西方社会资本主义制度纵观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从历时性的角度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的依次更替，揭示了人类社会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演进的必然趋势；从共时性的角度来看，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在当今世界相互交织，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今世界对比同在，为现实社会主义国家更好地借鉴吸收资本主义世界的文明成果提供了时间和空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是在强化自身改革和加强对外学习的过程中，在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超越中，实现着人类社会文明多样化的发展。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已成为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目标指向，而这一目标指向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所故意规避和无法企及的。

（一）资本逻辑主导下西方国家的发展命运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内外困境与专制的封建主义社会相比，资本主义由于张扬自由个性和积聚社会财富而体现出文明进步的一面。尽管资产阶级在历史上确实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也不能忘掉“资产阶级生存和统治的根本条件，是财富在私人手里的积累，是资本的形成和增殖”[5]412这样一个最基本的事实。马克思一再揭示和批判了资本主义文明的虚假性与野蛮性。他解释道：“当我们把目光从资产阶级文明的故乡转向殖民地的时候，资产阶级文明的极端伪善和它的野蛮本性就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在故乡还装出一副体面的样子，而在殖民地它就丝毫不加掩饰了。”[5]861 在资本主义社会这个“虚假的共同体”中，“资本具有独立性和个性，而活动着的个人却没有独立性和个性”[5]415，人的个性的发展让位于资本的牟取，人的世界被资本的世界所淹没和吞噬。在资本家看来，“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5]403。可见，资本主义文明得以存在和发展的现实基础不是“现实的个人”，而是“抽象的资本”，它身上与生俱来的铜臭味也日渐抹去了其自身所引以为豪的过往。资本逻辑主导下的资本主义文明，所呈现给人们的不再是一轮“壮丽的日出”，而是一条“通往奴役之路”。资本的趋利性和扩张性使资本主义文明再也无法持续发展下去，资本主义灭亡的丧钟也终将会敲响。

首先，资本的趋利性造成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危机四伏。追求剩余价值最大化是资本主义生成的唯一目的，也是诱发资本主义社会各种危机的直接原因，其背后折射出的则是西方社会所主导的个人本位价值观的缺陷。辩证地看，这种个人本位价值观不但明确了人类生活实践是“有意识的生命活动”，而且体现出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无疑是引领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导航仪”。然而不幸的是，资产阶级御用学者从唯心主义抽象的人性论角度对其进行了绝对化的解读，强调人性自私论，认为个人利益才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忽视了个人本位价值观随着人类文明进步向社会本位价值观跃迁的必然性趋势，并将资本置于培育个人本位价值观所必先考虑的范畴。这种认识的后果，便是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腐朽生活理念和方式的泛滥。尽管资产阶级尽力掩盖资本主义社会“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这一客观事实，但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其个人本位价值观已经酝酿或正在酝酿的四大社会危机——经济危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企业倒闭、工人失业、市场秩序混乱的常态，使广大劳动人民的生存境况更加窘迫；信任危机揭示了人们追逐物欲过程中的相互猜疑，使人与人之间更加疏远；信仰危机揭示了人们物欲满足后的茫然，使人们的精神世界更加空虚；生态危机揭示了人与自然之间异化关系的加深，使人们的生活环境更加恶化。从根本上讲，四大危机说到底是资本主义社会现行发展模式必然出现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弊病的外在显现。它用鲜活的事实使西方学者所倡导的“意识形态终结论”、“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等谬论不攻自破，同时也促使资产阶级统治者深刻反思其自身发展模式，开始在既有制度框架内进行有限的改革。

其次，资本的趋利性衍生出资本的扩张性，这种扩张性加剧了世界的不安与动乱。为了获取更多的原材料和占据更多的国外市场，资产阶级从未放弃过对外侵略扩张。一遇到合适的牟利机会，资产阶级就开始撕下“温情脉脉的面纱”，或通过贩卖黑奴、或通过诉诸武力来达到积累原始资本的目的。针对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马克思进一步揭示了资本的“原罪”。他总结道：“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6] 时至今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海外掠夺资源攫取资本的目的没有改变，“西化”、“分化”社会主义国家的图谋也丝毫未减，只不过所采取的手段较以往而略显“文明”罢了。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西方发达国家所追求的全球经济政治一体化的战略目标与后发展中国家所倡导的民族独立、经济繁荣的发展目的之间的矛盾更加激化。前者在对外政策中遵循国强必霸、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形成霸权主义，往往借助意识形态渗透、经济制裁乃至军事打击的方式实现自身发展目标；后者因致力于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而竭力反抗来自前者的一切干涉，极端情况下滋生出恐怖主义，结果是双方在“零和博弈”中苦苦挣扎。前者更是站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外交的制高点，在对外交往中制定出双重标准——对内高扬自由、平等、民主、法治、人权等旗帜，对外则表现出恃强凌弱、野蛮霸道的一面，且常以救世主的姿态高高自居。今日西亚、北非、中东等地区的冲突与动乱，可以说与西方国家所实施的外交政策的双重标准不无关联。在资本主义国家一家独大的现实背景下，全球范围内民族关系对抗程度的升级，国家利益冲突烈度的加深，传统安全隐患与非传统安全隐患的耦合，更增添了影响世界和平发展合作进程的不确定性因素。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人本”“和谐”的执政理念为世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立足于现实世情、国情、党情，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不断突破资本主义文明的狭隘眼界，开辟了一条富有民族特色、时代特征、文化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对内主张坚持以人为本、建设和谐社会，对外倡导和平发展、构建和谐世界，为社会主义文明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奠定了先进的生产力与和谐的生产关系基础。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人民进行了用社会主义文明革新资本主义文明的尝试，为创新人类社会发展模式和促进世界文明发展样态的多样化作出了突出贡献[7] 。

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西方社会资本逻辑主导下“重物本、轻人本”的文化思维，坚持贯彻和实施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促进人的解放，重视人的价值，呵护人的尊严，寻求人的关怀，是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观的基本观点，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基本要义。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也一再使中国共产党认识到，“力量的来源就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8]。所以，在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最大限度地释放改革红利，最大程度上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以此来汇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

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超越了西方社会国强必霸的认识局限，日益成为一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华民族历来就没有称王称霸、穷兵黩武的文化基因，中国人民自然也就从未形成西方社会国强必霸的思维定势。走和平发展道路，既是对中华民族崇尚和平历史传统的继承与发扬，更是对西方国家侵略扩张道路的反思与否决。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说：“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不是权宜之计，更不是外交辞令，而是从历史、现实、未来的客观判断中得出的结论，是思想自信和实践自觉的有机统一。”[9]他的这一论述从历史、现实和外来的角度，从理论和实践的视角，阐释了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客观必然性。此外，中国在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同时，还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协调地区争端，力主推动和谐世界的构建。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确立到“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提出，从国际经济政治新秩序的重建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无不彰显出中国为构建和谐世界所作出的不懈努力。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秉承的“以人为本”与“和平发展”理念，日益得到了世界各国的认同和接受，不断使仍处于低谷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看到了希望，而且还重新点燃了世界各国人民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激情。

三、结语

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与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和西方资本主义对比过程中所呈现出的强大优越性，也必将会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和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全球化进程而更加明显。正是在这样的分析比较中，我们更加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指针，我们也更加有理由坚持这样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

参考文献：

[1]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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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周新城，梅荣政.关于苏联模式研究的两个问题[J].思想理论教育，2013（15）：26.

[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9.

[5]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3版.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297.

[7]蒋文程，刘利才，陈昌兴.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的基本内涵及其辩证关系[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9-24.

[8]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324.

[9]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N].人民日报，2014-03-30（2）.

（编辑：蔡秀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