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下载

党为何始终高度重视核心问题

2016-12-27祝彦

人民论坛 2016年33期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祝彦

【摘要】从最初使用“政治核心”到十八大后提出的“核心意识”,核心意识理念一直贯穿中国共产党发展历程中,这是中国共产党成立95年来的历史经验,也是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核心地位的重要原则。

【关键词】核心意识 中国共产党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中图分类号】D23 【文献标识码】A

早在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核心问题,并使之发展成为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共识

在严谨的中国共产党话语系统中,“核心意识”是在十八大之后才被党中央正式提出的,但这并不代表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人直到十八大以后才开始关注“核心意识”。其实,早在党的创立时期,中国共产党就非常重视核心问题,并使之发展成为贯穿于党的各个历史时期的重要共识。

在党的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第一条就明确规定了“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并于次年将其阐述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在这里,“先锋军”可以理解成为“领导核心”的意思。不仅如此,党的一大还作出一项重要决定,那就是选举陈独秀、李达、张国焘三位同志组成中央局。其中,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这是党的历史上的第一个领导集体。陈独秀是十分重视和维护党的领导核心的,他曾分析指出:“实行无产阶级革命与专政,无产阶级非有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不可,要造成这样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都非有一个强大的共产党做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与指导者不可。”

在此影响下,党的二大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应该集合在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旗帜下”,并在《第三国际的加入条件》的译文中首次使用“核心”二字——“凡愿意属于国际共产党的党,……应以坚忍的工作在其中组织一些共产党的核心,使一切工团都共产主义化”。二大对核心意识的重视,还体现在其通过的第一部《中国共产党章程》中。经过简单统计便可得知,在共计29条规定的党章中,“中央执行委员会”出现的次数就多达35次,基本涵盖了所有内容。总之,这一时期党的话语体系中关于“核心意识”的表述虽然还比较隐蔽、模糊,但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党对核心意识的重视程度不言而喻。

在大革命的洪流中,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强调核心意识,并首次使用了“政治核心”一词。1926年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扩大会议明确指出:“从全国革命运动的实质来看,本党确成了一个政治核心。”然而仅仅过了一年,国共合作破裂,共产党人遭到残忍屠杀。导致失败局面发生的一个重要的自身原因,就是中共领导人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从而放弃了对革命的领导权,以致在反革命势力发动突然袭击的时候,无法组织有效抵抗。更为严重的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陷入了“错误”和“失败”的泥淖中,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王明等党的早期领导人相继发生“左”倾错误,使党长期处于被动局面。在今天看来,造成这一连串错误和失败发生的原因,就在于“都没有形成有力的核心的领导”。正如邓小平同志后来所讲:“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

那么,我们党的“有能力的中央”是什么时候才形成的呢?邓小平同志在总结上述时期的经验教训时还进一步谈到,“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1935年1月,在突破敌人四道封锁线后,损失惨重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来到黔北重镇遵义,党中央在这里果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号召全党同志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中央的周围,为党中央的总路线奋斗到底”。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最根本的在于大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核心,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以灵活机动的运动战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雪山,过草地,一气呵成,胜利抵达陕北,使中国革命转危为安。

尽管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但其地位还不牢固,这在王明回国后表现得尤为突出。1937年11月,王明从苏联回国后,目空一切,在全党范围内推行右倾错误路线,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特别是在他主持长江局工作期间,蔑视中央领导核心,公然与党中央、毛泽东同志分庭抗礼,擅自发号施令,企图另立“中央”。为此,中国共产党于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了“全党服从中央”、“一切领导集中于中央”的纪律要求,大会还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明确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须完全执行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决议和指令,并不得有任何违反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的文字与行动”。

然而,毛泽东同志深谙核心意识不强所带来的经验教训,在他看来,必须要在全党范围内开展一次整风运动,增强党的核心意识,实现党的团结统一。经过充分酝酿和准备,1942年初,延安整风运动在全党拉开帷幕。毛泽东同志根据“斯大林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十二个条件的第九条中所说建立领导核心问题”,要求“每一单位的整风,必须在整风过程中形成一个以该单位的首要负责人为核心的少数积极分子的领导骨干”。尤其是在三三制政权建设中,党中央反复强调坚持民主集中制,要“建立领导会议的党的核心,三至五个人就可以,或由支干会担任,或另行组成,以保证党的领导”。此外,在整风过程中,党中央首次对“核心”作出形象的描述,即“以最可靠的一个行政首长为中心,围绕着他组织几个人的小核心,再围绕着小核心组织十几人乃至几十人的中核心,大核心”。

通过整风,党员干部的核心意识大大增强,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此后的一段时期,虽然毛泽东同志的言论中很少提及“核心”二字,但从他的某些表述中仍能体现出他对核心意识的重视。如在1945年4月21日召开的中共七大预备会议上,毛泽东同志意味深长地指出:“要常常喊看齐,向左看齐,向右看齐,向中间看齐。我们要向中央基准看齐,向大会基准看齐。”在这里,看齐的对象就是“党中央”,就是“核心”。在此基础上,以“胜利的大会、团结的大会”而著称的中共七大胜利召开。应当说,中共七大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意识”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这是因为中共七大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的党,已经是一个有了自己伟大领袖的党”,而“这个领袖,就是我们党和现代中国革命的组织者与领导者——毛泽东同志”。

从新中国成立起,中国历任核心领导人都对核心意识极其重视

在“进京”前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为迎接中国革命的胜利以及部署新中国的建设,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组成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同时,毛泽东在大会报告中鲜明地提出了十二条党委会工作方法,其中第一条就强调“党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班长”可以理解为是“核心领导”的代名词,毛泽东同志的“班长说”实质是在告诫全党同志,不能因为革命的胜利而放松对党中央的靠拢,务必时刻增强核心意识。

毛泽东同志的告诫并不是没有道理。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中国共产党面临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国外和平演变势力的“双重危险”,如果没有一个高度集中统一的领导集体,必然导致全盘皆输。为此,党中央反复强调“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我们国家的政党”,“党的团结的重要保证之一是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严格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因为“只有充分发挥党的集体的经验和集体的智慧,才能保证领导的正确”,因此党中央要求“一切共产党员都必须加强关于党的集体领导的观念”,“相信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拥护党的政策、服从党的领导”。同时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1950年)整党(1951-1954年)运动,旨在一方面通过学习提高党员干部的核心觉悟;另一方面通过清除违抗中央领导、挑战中央权威的“害群之马”,警示党员干部增强核心意识。

1956年底,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基本建立,事实再次证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对此,毛泽东同志认为:“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1956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大成立了由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六人组成的常委会,成为这一时期党的核心领导力量。

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及中央领导集体造成了严重危害。在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彻底结束“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一个有力的领导集体主持工作。党中央审时度势地召开了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次会议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

邓小平同志在主持党政军全面工作后,十分重视核心意识问题。一方面,面对当时党内外出现的否定党的领导地位的声音,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现代中国的一切”,“肯定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他还分析指出:“中国这样一个国家,人口这么多,底子这样薄,怎样取得革命胜利,怎样把国家建设好,离开了党的领导毫无出路。”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依据邓小平同志的论述,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各族人民利益的忠实代表,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写入党章。另一方面,邓小平同志从中共的历史经验教训中深刻地认识到,“任何一个中央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只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有一个好的常委会,……什么乱子出来都挡得住”,同理,“只要这个领导集体是团结的,坚持改革开放的,即使是平平稳稳地发展几十年,中国也会发生根本的变化”。

邓小平同志对核心意识的重视,还体现在关心下一代领导集体上。邓小平同志身体力行地为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树立权威,他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的选择”,“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同样对核心意识有着清晰的认识。一方面,在总结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教训后,江泽民同志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局面很容易变成一盘散沙,四分五裂,最后陷入混乱的深渊。”他还进一步指出,正是因为“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这样一个代表全国人民和全民族利益的坚强领导核心”,大局才得以保持稳定。另一方面,在党的十四大决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党中央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坚强核心”,要“充分发挥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核心领导作用”。这一时期党对核心意识的认识上升到了指导思想的层面。“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提出丰富和发展了核心意识的内涵,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新世纪新形势下,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面对“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时,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地位,同时也十分注重和维护党中央这个领导集体的核心权威。这一时期,党中央对党员干部提出了执政意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改革意识、服务意识、政权意识、群众意识、法治意识、宗旨意识、党员意识、危机意识、使命意识、廉洁意识等要求,虽然没有出现“核心意识”,但可以看得出,这些意识都是为“核心意识”而服务,归根结底是为了增强党员干部的核心意识。同时,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通过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建设来增强党的核心意识。胡锦涛同志明确指出:“西方敌对势力正在加紧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他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攻目标,就是企图通过各种手段对我国进行思想渗透,动摇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搞乱人们的思想。”因此,他提出要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在意识形态建设中的重要作用,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引领社会思潮。对党员干部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团结全党的思想基础,这一时期党中央试图通过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来凝聚全党的核心意识,这为深入理解新时期的“核心意识”提供了新视角、新思路。

十八届六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全党对“核心意识”的认知和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十八大以来,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面临着许多严峻挑战,党员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弄虚作假、个人主义、分散主义等不同程度存在,尤其是一些高级领导干部从事结党营私、拉帮结伙、谋取权位的政治阴谋活动,给党造成严重损害。为此,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执政伊始就非常重视党员干部的核心意识问题,并于2016年1月29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首次公开提出“核心意识”这一重大课题。

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那么,什么是“根本性问题”?在这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党中央的领导权威都可以看作是“根本性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坚定地指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新中国的繁荣富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处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地位。”“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在面对关于“党大还是法大”的争论时,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定论:“‘党大还是法大是一个政治陷阱,是一个伪命题。”他进一步强调:“任何人以任何借口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都是错误的、有害的,都是违反宪法的,都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另一方面,习近平总书记着重强调:“一个国家、一个政党,领导核心至关重要。”对此,习近平总书记认为,首先“要做政治的明白人”;其次是“决不能表面上喊着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没当回事,更不能违背中央大政方针各自为政、自行其是”;第三是真正要“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党叫干什么就坚决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

2016年10月24日至27日召开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标志着全党对“核心意识”的认知和理解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这次大会首次提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全党一致认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伟大斗争实践中,已经成为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这是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迫切需要。此外,在大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中,就有专门强调“核心意识”的内容。如“涉及全党全国性的重大方针政策问题,只有党中央有权作出决定和解释”;“党组织都要不折不扣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必须严格执行重大问题请示报告制度”;“必须自觉服从党中央领导”;“对党中央决策部署,任何党组织和任何党员都不准合意的执行、不合意的不执行,不准先斩后奏,更不准口是心非、阳奉阴违”等。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史部教授、博导;中共中央党校博士研究生蒋国栋对本文亦有贡献)

【参考文献】

①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②《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人民日报》,2016年11月3日。

③邓小平:《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

④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

⑤《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一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⑥毛泽东:《党委会的工作方法》,《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

⑦刘少奇:《论党》,《刘少奇论党的建设》,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

⑧江泽民:《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责编/杨鹏峰 贾娜

猜你喜欢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书法作品选
中国共产党100岁啦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四中全会在京胜利闭幕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名单
当代青年的“小目标”,该如何实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梦关系探究
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工作发展方向
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的途径
社会主体研究方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系中的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