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晖

医药产业是支撑医疗卫生事业和健康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基础，是一项成长性、关联性和带动性很强的朝阳产业，在惠民生、稳增长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医药产业取得长足发展，产业规模快速增长，供给能力显著增强，但仍面临自主创新能力不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市场秩序不规范等问题。当前，全球医药科技发展突飞猛进，医药产业深刻调整变革，人民群众健康需求持续增长，都对医药产业转型升级提出了迫切要求。

最近一段时间，围绕医药产业的创新发展，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法规：有高屋建瓴的《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有不断强化、力挺中医药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有日臻明确的《关于开展仿制药质量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的意见》，也有推动体制机制创新的“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等。

一系列政策的出台，让人有种“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之感。如何看待这些政策将给医药产业带来的机遇和挑战？本刊专访了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席陈凯先院士，请他帮我们作一梳理。

中医药将为人类医学发展做出新贡献

当代社会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一种是源于西方、近200年得到快速发展的现代医学体系，另一种是发源于东方、已有数千年历史的传统医学体系。两种医学体系具有不同的理论基础、思维方式和医疗模式，显示出各自不同的显著特点。

中医学产生于经验医学时代，强调整体观念，注重系统调节。中医整体论体现在生命的精神层面、整体层面、动态层面，其朴素的系统论源于“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中医重“辨证”，用哲学思维阐释发病机理，着眼于调治“患病的人”，重视整体效果。现代医学产生于实验医学时代，其突出特点是强调分析和还原，但整体观显得不足。在一些西医看来，人体由组织器官等组合而成，偏向于采用还原论和“物理-化学”反应的纯生物医学模式，多强调单一活性化合物对机体靶点的作用，因而采用的药物往往偏重高度的选择性，具有明显的对抗性。西医重“看病”、治“人的病”，重视直接效果。

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漫长历史中，人类健康面临的最严重的威胁就是烈性传染性疾病。现代医学的发展、特别是抗生素的发明和应用对于应对这个严重挑战取得了重大胜利。当代社会，医学面临的严峻挑战已经发生明显变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方面，人类疾病谱发生了重大变化。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转型，当前人类所面临的全球性健康威胁已转变为非传染性的慢性病，如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代谢障碍性疾病、肿瘤等，这些疾病都是病原体不明确、多因素导致的复杂疾病。以线性思维和还原分析为特点的传统西方医学因此遇到严峻挑战，在阐明复杂生命系统的整体行为特征和系统活动规律方面遇到严重困难。在寻找有效药物方面，进展也不够理想，迫切需要发展新的思路和方法。

另一方面是医学模式面临的困境。对于非传染性慢病的发生而言，生活方式和行为的作用远大于生物学因素。显然，这类疾病的有效控制，要求医学模式必须有根本变革，要从生物医学模式转向“生理-心理-社会-环境”四者相结合的新医学模式。同时，医疗费用恶性膨胀引发的全球医疗危机，也迫使人们对医学的目的、医学的核心价值进行深刻反思。要解决这场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必须对医学的目的作根本性的调整，把医学发展的战略优先从“以治愈疾病为目的的高技术追求”转向“预防疾病和损伤，维持和促进健康”。只有以“预防疾病、促进健康”为首要目的的医学，“才是供得起，因而可持续的医学”，“才有可能是‘公平的和‘公正的医学”。

为应对这些健康挑战，现代医学的思路必须调整，必须有系统性的思考。因此，中医整体的、多靶点的、多层次的作用和调节，就显示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近年来，中医药在治疗白血病和实体肿瘤、慢性肝肾疾病等重大复杂疾病方面取得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成就和进展，引起国内外的高度关注。不仅如此，传统中医药学对于医学的目的和模式也有着非常深刻的思考和先进的思想。中国传统医学的核心理念——“上工治未病”和21世纪医学目的调整的方向完全一致，集中体现了医学目的调整和医学模式转变的核心价值。

建国以来，我国提倡“中西医结合”、“中西医并重”的发展道路已有50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然在一些方面，这一政策的执行和落地实施效果还不尽如人意，需要进一步改进完善。如今，我们越来越意识到中医药不仅仅是治疗疾病的手段，更在维护和促进健康、发展健康服务方面拥有巨大潜力。面对现代医学发展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医药可以带来重要的启发，中西医结合将为人类医学的发展开辟新的道路。

新的激励政策激发创新创业活力

实行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是近期国家在推动新药创制和医药产业发展方面采取的一系列新的激励政策之一。陈院士说，我国长期实行的药品上市许可和生产许可捆绑在一起的管理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发挥过一些积极的作用，使得我们的药品安全责任可追溯。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和完善、药品研发不断发展，现行的管理体制日益凸显出其局限性，抬高了研发成果转化和产业化的门槛，造成药品研发创新活力不足，重复投资现象严重。

他感叹过去一些药品研发完成后，还面临新药注册上市的难题。比如一些研发机构历经10多年的艰辛努力，成功研发出一种新药，但按照我国长期以来药品管理法规实行的生产许可制度，申请药品批准文号的单位必须具备药品生产资质和能力，这就给研发机构带来了投资建设生产线的沉重负担，延缓了药品上市的时间；同时也造成了众多企业现有生产能力大量闲置。在这种管理法规下，研发机构如果无力自建生产线、自行经营生产，就只能通过成果的技术转让来获益，一方面影响了研发热情，另一方面也造成责任主体不清晰。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普遍采用上市许可人制度，即药品上市许可与生产许可相分离。企业、科研院所、社会组织等均可获得药品上市许可，用于自己生产或者委托给不同的生产商生产。持有上市许可的机构对药品安全负全责，生产企业则对生产过程负责，责任主体也更加明晰。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的实行，是激励研发人员创新热情的重要举措。

早在2013年，上海已引进德国勃林格殷格翰公司（BI）在张江高技术园区投资建设生物制药基地，打造跨国药企在中国的第一个具有国际标准的生物制药基地。通过该基地，BI希望成为中国首个国际性的生物制药合同生产方案的提供者，通过引入与国际接轨的专业设备、工艺、技术和标准，为客户提供从生产工艺开发、临床研究样品到商业供应的全方位服务，从而帮助研发企业的在研新药实现产业化，并使其价值最大化，为上海和中国的生物制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2016年3月24日，BI与再鼎医药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为其用于治疗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新型单克隆抗体提供工艺优化及生产制造服务。这可以说是实行药品上市许可人制度的一个试点。

创新有层次，追梦无止境

陈院士认为，药物创新可以分为不同层次：第一层次可称为“原始创新”（first in class），这类药物针对的作用靶点、作用机理都是新颖的、首次提出的。比如在肿瘤药物的研究开发历程中，从细胞毒性药物、肿瘤新生血管抑制剂、酪氨酸激酶受体抑制剂，到近年来受到高度关注的肿瘤细胞免疫药物等等，不断出现基于新的作用靶点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方向。另一个层次可称为“跟踪创新”（fast follow），即与原始创新药物相比，其作用机理、靶点相同，但拥有新的化学结构，因此也拥有自主的知识产权。这类具有新结构的药物，临床效果往往优于原创药物。比如浙江贝达药业研制的肺癌治疗靶向药物凯美纳，作用机理与易瑞沙等进口药相似，但是在通过血脑屏障方面优于进口药，未来可能在脑部转移肿瘤方面显示优势。

第一层次的原始创新尤为可贵，需要大力提倡；第二层次的创新也非常重要，而且做起来并不容易。当前，对于我国科研人员来说，第一层次的创新难度较大，但已有一些单位在努力探索；第二层次的创新已有不少科研单位及企业在着手开展，并且已有一批优异成果问世。

上海正在大力推进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陈院士认为上海应具有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机构、大科学中心、国际科学组织，应具有一批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科学家群体、处于国际先进地位的研究领域和引领新兴科技产业发展的领头企业，应涌现出有国际影响力的基础研究成果和产业革命的新理念。

健康服务业特别适合成为上海的重要发展方向。这不仅是因为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健康服务业有很大需求，而且因为健康服务业是多种现代科技交叉融合的高科技领域，对科技发展带动性强，推动力大。国家已把健康服务业列为重要发展方向，到2020年将达8万亿元规模。上海生物医药科技基础雄厚，应努力建设成为像休斯顿那样享有盛名的、亚洲甚至全球的健康和医疗中心城市。

上海还应利用自身优势，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生物医药创新中心。为此，首先可以把张江打造为富有活力、创新成果不断涌现、引领生物医药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强劲引擎。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建立鼓励创新、创业的机制上下功夫，企业和科研单位也要加强合作，真正让优秀的成果实现转化，并在上海落地生根、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