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广辉

引子：

创新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可持续发展的保障，文化创新更是创新的根本。近年我国文化创新后劲儿不足，原因不一而足，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对经典文化的轻忽。经典是文化创新的“源头活水”，这里说的“源头活水”，一指“中华元典”，二指人才培养。

近些年，“文化创新”已经成了流行词汇。所谓文化创新，其实并不在于创造一些新口号、新提法，关键是要能针对时下所面临的问题，探寻出解决问题的新途径、新方法。所以，在考虑如何进行文化创新时，首先应考虑我们当前遇到了什么问题。

从国际社会经验讲，当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即人们有了较好的物质生活条件之后，会有强烈的精神生活的需求，此时社会容易爆发信仰危机。据2013年的数据统计，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6767美元，经济进入了飞速发展的快车道，与此同时，人们的精神信仰领域也问题重重。这是我们进行文化创新的时代背景。

毋庸置疑，当下人们信仰领域出现的种种问题，与传统的断裂有直接的关系。因此，文化创新就必须重新思考与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

放眼全球，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法国有法兰西民族的文化，德国有日耳曼民族的文化，各民族文化都沿着各自的传统发展。法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而完全接受德国文化，反之亦然。这本是文化发展的一个常识。但是近代以来，中国主张放弃本民族传统文化的势力非常强大，这无异于摧毁自己的精神长城。其实，文化创新决不能摒弃本国的文化传统，相反，文化创新恰恰应该以继承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基本前提。

那么，怎样才能实现文化创新与文化传承的统一？为此，需要从制度上解决文化传承与创新的“源头活水”问题。这里所说的“源头活水”有两层意思：一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中华元典”，那就是要重视中华民族历史上那些最基本的文化经典，比如“五经”“四书”等。“中华元典”是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载体，是中国文化的根脉，其对于一个民族的存续至关重要，正如古语所说：“叶断犹可将，根断心永绝”。但对于这一根脉，我们向来是不太重视的。上世纪初曾经积极倡导政治革新的梁启超对此深以为忧，他说：“今日非西学不兴之为患，而中学将亡之为患。”从梁启超的时代算起，到今天已经100年了，中国文化传承已经发生了严重的断裂，真正能读懂“五经”这几部“中华元典”的人微乎其微。“中华元典”的传承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这不能不引起我们高度重视。二是作为“源头活水”的人才培养，这里重点应该关注高校的人才教育和培养，要能够对现行教育体制乃至高校学科设置中存在的某些不合理之处进行改革。世界上一些著名的大学，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海德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巴黎大学、莫斯科大学等，都设有“古典学系”，以古希腊文献、古罗马文献等为依据，研究那个时期的历史、哲学、文学等等。古典学甚至成为这些大学的招牌学科和专业。西方学者普遍认为，古代经典对于子孙后代而言，有着非同一般的意义，对它们进行研究和传承是后世学者的天职和责任。而我国一定程度上把自己民族的“元典”学（即经学）排斥在高等教育体制之外。

笔者一直认为，中国当前的文化创新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就是需要将上述两个层面的“源头活水”结合在一起，即将经典文化教育纳入到高校教育体制中来。事实上，只有恢复经典文化的学习、传承和研究，才有文化创新的根基。如果做不到这一点，文化创新将无从谈起。

（选自《光明日报》2014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