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护林挡风致雾霾VS任性“超排”

防护林挡风致雾霾？

“大气环流形成的风速，造了几棵树就影响了风速，不太可能。”国家林业局局长张建龙在国新办发布会上针对“最近雾霾重，很多人说风少是不是因为三北防护林的原因”的提问做出上述回应。

2015年12月28日，某专家有个“北民南移”的荒唐建议，29日又听到这个“防护林挡风致雾霾重”的荒谬说法，真是让人“大开眼界”了。这纯粹是没事瞎琢磨的后果，这样的“瞎琢磨”值得我们警惕。

因为这样的“瞎琢磨”会混淆是非，会阻碍我们形成对治理雾霾的正确认识，会让我们现在治理雾霾的工作停滞不前。古人说，众口铄金，如果这样的“瞎琢磨”泛滥，就是一场科学治理雾霾的“雾霾”，我们必须提防。

“北民南移”的荒唐不辩自明，“防护林挡风致雾霾重”有必要说一说，因为防护林真的挡风沙，但是，挡的是地表的风，挡不住天空的风，因此，“防护林挡风致雾霾重”纯粹是无稽之谈。比如，福建的森林覆盖率66%，全国第一。它并没有因为植树造林多了就有了雾霾。京津冀的森林覆盖率23%，刚刚超过全国平均数，这是典型的证明。

灰霾又走了，灰霾又来了

环保部2015年12月20日晚通报称：京津冀及周边地区7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已有半数以上城市出现空气重度及以上污染。

雾霾胶着，“超排”任性——这就是灰霾袭城的现实。

抛开成因之辩，其实努力也不少。仅以法令制度为例：2014年1月7日，环境保护部与全国31个省（区、市）签署了《大气污染防治目标责任书》；2015年1月1日，被称为史上最严的《环境保护法》开始实施……即便从短期治理来看，APEC蓝、阅兵蓝，亦让人感叹速效的神奇。这起码说明两点：一是“天天蓝”并非不可完成的任务；二是蓝天与传统经济生活方式，不过就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关键看你选什么、要什么。灰霾又走了，灰霾又来了。据说，加拿大已开始向中国兜售来自亚伯达省的罐装活性空气“洛矶山新鲜空气”了。从瓶装纯净水到罐装鲜空气，也许将来会售“一米阳光”……生态环境的悲怆，让整个地球都“不好了”。蓝天进了相册，清新呼吸要靠净化器，面对频仍的灰霾，我们葆有最初的“暴脾气”，起码是生存的警觉，亦是权利的秉性吧！

【对比解读】

66万平方公里的灰霾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源头上不管，执法上不严，最后就成了“晕轮效应”——都不相信这事能管好。面对雾霾，理性认识最重要，理性认识雾霾形成的原因，理性认识我们的治霾情况，应该保证我们的思想情感上没有雾霾，摒弃“防护林挡风致雾霾重”这样的谬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积极配合相关部门治理好雾霾，尽快迎来一个没有雾霾的明天。

垃圾分类精细化VS为了绿水青山

垃圾分类精细化

报纸、饮料瓶，打包后贴上二维码标签，投进再生资源回收柜里，就能获得积分，积分不但可以兑换购物卡、手机充值卡，积攒到一定分数干脆就能直接拿到现金。将二维码应用在垃圾分类上，这种智能模式很时尚，不仅让垃圾分类更便捷，也让分类好处看得见摸得着。这是科技的魅力，也是创新的尝试。只要有益于垃圾分类，任何尝试都值得点赞。而从现实反馈看，效果也还不错。

有学者认为，要真正解决“分与不分一个样、分好分差一个样”的问题，一是要靠奖励，二是要靠约束。目前，有了奖励措施，如何引入约束措施？垃圾分类应是居民自觉，但是光靠自觉远远不够，在适当情况下，应配备一定的监督人员。

进一步看，垃圾分类看似简单，实则是个技术活，除了不能怕麻烦，更需要知道不同垃圾的实际价值，然后正确分类，精准投放。这就需要提高居民对垃圾处理的知晓率和操作能力。更重要的是，垃圾分类不是一时兴起的权宜之计，而应是持续坚持；不是一个环节，而是系统工程。如果居民精心分类了，而环卫工来个大杂烩，分类又有何意义？

他们不是傻，是为了心中的绿水青山

有的人很傻，却傻得可爱可敬。自从选择要做开荒种树的“新愚公”，就注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青海的黄生红选择了，于是18年间，他倾其所有，用近乎固执的坚持，为家乡的大山披上绿装；山西的高文毓选择了，于是他15年来靠着一双胶鞋、一把镢头、一个蓝背包、一顶草帽，绿化荒山万余亩，栽树160多万株，硬是把一座座光秃秃的山梁变得林丰草茂。

走这条路也许孤独。黄生红的妻子魏翠英说，开始植树时，全家人反对，老母亲甚至为此好几年不和他说话；高文毓此前在山西某研究所工作，后来他谢绝了原单位的续聘，决定回家乡植树，这恐怕也引起了许多人的不解。

当一个人不被理解，甚至遭遇冷嘲热讽，滋味一定不好受。失败者倍感压力，决定放弃；但成功者默默承受，化压力为动力。就算委屈，也无需过多抱怨，因为抱怨对化解矛盾无益；就算孤独，也要咬牙坚持，因为坚持总能赢得理解与支持。人们从黄生红和高文毓的坚持中懂了。

他们不是傻，是为了心中的绿水青山。现在有些地方经济发展了，可污染严重了；人们的日子红火了，环境却糟糕了。要让环境质量好起来，不仅要下决心整治污染乱象，还要下力气实施绿化工程。这样的道理也许大多数人都懂，但又有谁会像黄生红和高文毓那么傻呢？

【对比解读】

推广垃圾分类，既要解决分类的最先一公里，更需要解决“最后一公里”。奖惩并举，假以时日，就会像日本等发达国家那样，将垃圾分类当成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即便没有奖励，居民也会有垃圾分类的责任和自觉意识。成功与否，往往不是由困难的大小决定，关键在于其对待困难的态度如何。意志坚定者，即使遇到再大的困难，都会想方设法克服、义无反顾前进。黄生红和高文毓，正是这么做的。

无手机课堂VS销毁学生手机

“无手机课堂”让注意力回归教学

2015年12月21日，山西太原理工大学教室内，上课学生将各自的手机放入前排的收纳袋中，集中精力听课学习。据该校老师介绍，“无手机课堂”旨在倡导同学们提高在课堂上的学习效率，减少对手机的依赖，养成合理使用手机的好习惯。

课堂低头族，是对大学生课堂上玩手机学生群体的一种统称。这样的统称表明手机已经成为学生生活的一部分，但同时也显示出现今大学课堂上手机已然成为“打不退的第三者”。太原理工大学尝试“无手机课堂”，采用疏导的方式，让人机分离，以提高学生课堂上的学习效率，其探索行为值得肯定。

在大学校园里，教师不再是唯一的权威，学生对自主、自由学习的诉求让大学课堂变得更加“随性”。课堂上，老师的耐心劝说，点不醒刷微博、逛淘宝的贪玩之心；老师的严厉训斥，也唤不回厮杀正欢的游戏之心。学校给学生的自由，往往没能换回师生在学术研究上的激烈辩论、观点碰撞上的火花迸发，而通常的场景，只是老师在台上的挥汗如雨，学生在台下的默不抬头。

学生是教学的主体，学校对“无手机课堂”模式的探索，教师对教学内容和方式的丰富、创新，都离不开学生的主动参与和积极配合。学生只有主动将对知识的追求、对未来的期许转化为大学学习的内生动力，手机才能真正起到辅助学习的作用，“无手机课堂”才能真正实现人机分离。

销毁学生手机，校园文化怎会如此暴力？

漳州正兴学校没收学生手机不实行保管政策，没通知家长，直接砸烂屏幕或浸泡于水中，并且不赔偿。这样一条微博引发网友关注，记者从两名漳州正兴学校高中部同学处了解到，此事就发生在他们年级，老师趁他们不在宿舍翻找手机，找到后就当着学生面把手机扔进水盆里。

毫无疑问，作为在校学生使用手机的确是弊大于利。尤其是，学生们自制力较差，而智能手机又拥有多种功能，假如学生痴迷于手机，无疑会给他们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而且，一旦每个学生都带手机，则可能引发攀比心理，不利于学生们的学业。因此，作为校方，有责任和义务对学生实施管理，禁止学生携带手机入校。不过，假如忽略学生感受，私自搜查学生私人物品，并将手机销毁则是不妥的。

从法律角度来看，校方教师的行为无疑侵犯了“私人财产所有权”和“未成年人人身权利”，应该受到法律的严厉禁止和约束。即便，校方的出发点是好的，但如此的举动却悖逆法律，为正当的目的披上了暴力的外衣。

采取暴力手段进行管理，本质上折射出了校方教育思维的浅显，缺乏有效的应对思路和方式。面对学生们，校方应该在教育管理中讲究文明，而不能将暴力行为当成唯一的手段，在学生们的内心留下深深的阴影。

【对比解读】

手机泛滥，立足于校方的立场，对学生们实施管理和教育，实在是正常不过。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应该讲究一个度，不能超越校方的权力边界，甚至做出侵害学生权益的举动。手机是学生的私人物品，学校可以不准其在校使用，但却没有权力强制没收、销毁。学校也需要与时俱进、顺势而为，以疏导的方式，剥离学生对手机的过度依赖，让课堂成为师生教学互动的课堂，而不是人机互动的课堂。“无手机课堂”就是这场战争中唤回学生注意力的有效探索。

“草坪上课”VS 观看“杀年猪”

“草坪上课”讲的是一节文明课

广州中山大学关于“草坪禁入”的规定招来部分师生的反对，同时引起社会热议。上周五，该校社会学教授王进带着学生到草坪上课，遭到学校保安的“驱赶”。2015年12月11日，中山大学保卫处通过微博回应此事称：“校园不能成为随意嬉闹的公园和乐园，校园应该高雅、有品位。”

可能在公众的意识中，当大家可以任意践踏草坪，采撷花朵，摇一树的“桃花雨”，在草坪上踏出一条马路时，“驱赶”在草坪上课的师生说不通。何况，在草坪上课是新颖的授课方式，一则能缓解沉闷的教学氛围，二则能让学生与大自然进行亲密接触。所以，中山大学教授带着学生在草坪上课的行为遭到保卫处“驱赶”，招致全体师生的反对。

鉴于全体师生的反对，我们应该默许草坪上课吗？美好环境是需要共同维护的，公众必须明确一点，践踏草坪是被禁止的，虽然草坪上课与践踏草坪的行为相去甚远，但草坪上课亦不能容忍。草坪上课是践踏草坪行为的延伸，允许草坪上课即是默许践踏草坪的行为，这是五十步与百步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讲，之所以践踏草坪的行为屡禁不止，正是缘于“五十步”思维习惯作梗，总以为百步才被禁止，当所有人趾高气扬地踏出五十步，百步就成为“特色”。

观看“杀年猪”是一堂生动的传统文化课

2015年12月24日，重庆玉带山小学举行“民俗文化代代传 传统文化进校园”活动，组织学生现场观看“杀年猪”，并由科学老师为学生讲解年猪的身体结构。

我们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教育，不能纸上谈兵，空对空，只讲一些抽象概念，让学生听得云里雾里，越听越糊涂，必须结合一些具体的载体、形式、方法，结合一定的具体场景、物象、道具，结合具体的时间节点，来介绍、宣传、阐释、引导，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实现教育目的。

“杀年猪”是我国汉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传承下来的年俗文化内容之一。年俗文化的具体内容可能在各地有所不同，大概有：年前打糍粑、酿糯米甜酒、磨豆腐炸豆腐、杀年猪、办年货、贴春联、祭灶神，除夕一家人守岁、吃年夜饭、迎财神，大年初一穿新衣戴新帽着新鞋、给父母长辈拜年、给孩子发压岁钱、放鞭炮，正月里贺新年、喝春酒、猜灯谜、搭台唱戏、舞狮舞龙等等。

重庆玉带山小学组织学生现场观看“杀年猪”，并由科学老师为学生讲解年猪的身体结构。这是让学生了解“杀年猪”这一过年习俗，对学生进行年俗文化教育的好形式。现场观看体验，再辅之以科学老师的讲解，不但能了解“杀年猪”的习俗，还获得了关于年猪的很多知识。如果不采取这样的形式，老师仅仅在课堂上讲“杀年猪”，能让学生理解“杀年猪”吗？恐怕很难。

【对比解读】

“草坪上课”和观看“杀年猪”都是对新型教育形式的探索。对于这些探索，褒贬不一，有人认为草坪上课可以为学生提供良好的情境，也有人认为草坪上课会引起践踏草坪大潮；有人认为观看“杀年猪”太血腥，有人则认为身体力行才是继承传统文化的最佳形式。但无论如何，不断寻找恰切的教学方法是学校教育的应有之意，我们应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行之有效、让学生既长知识又受教育的好形式、好方法。